1649年（永歷四年，順治七年）正當孫可望部署原大西軍由云南入貴州，開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線時，清軍向永歷朝廷管轄下的兩廣地區(qū)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進攻。十一月初四日，清朝平、靖二藩尚可喜、耿繼茂部攻占廣州；次日，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領(lǐng)桂林，兩廣地盤土崩瓦解。永歷朝廷的文官武將除了少數(shù)慷慨就義以外，叛變投降的比比皆是；稍有民族氣節(jié)的如方以智、錢秉鐙等人或是避入深山少數(shù)民族居住區(qū)，或是披緇為僧，演出了一幕大散場的悲劇。
駐于梧州的永歷帝一天之內(nèi)接到東西兩省省會失陷的消息，驚恐萬狀①。在大學士文安之、嚴起恒等擁簇下于十一月初十日逃往潯州。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眼看大廈將傾，決意降清，陰謀劫持永歷帝獻給清方作贄見禮。朱由榔得到密報，不顧傾盆大雨，倉皇竄往南寧，皇帝的鹵簿和隨駕官員都被陳邦傅叛軍搜劫一空。陳邦傅沒有抓到永歷帝，竟把宣國公焦璉殺害，向孔有德投降。
十二月初三日，朱由榔在南寧見情況緊急，無兵無將，轄地全失，已經(jīng)走投無路了，才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原大西軍和原大順軍。這月二十一日首席大學士文安之自請往四川督師，以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尚方劍節(jié)制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川中諸將。同時派編修劉■為使者封孫可望為冀王，讓他派兵入衛(wèi)。按明朝制度，一字王為親王，二字王為郡王，永歷帝到危難關(guān)頭決定破格封孫可望為一字王，卻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諸藩之首①，傳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復(fù)，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孫可望卻因為用秦王名義發(fā)號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謄黃公布的“偽敕”，拒不接受。楊畏知勸他接受冀王封號，說“假王何如真王”，孫可望置之不理②。
1651年（永歷五年，順治八年）二月，清軍由柳州南下，南寧岌岌可危，永歷朝廷覆亡在即。孫可望急忙派遣賀九儀、張明志領(lǐng)勁兵五千趕赴南寧護衛(wèi)永歷皇帝，同時也借此機會逼迫朝廷承認偽敕封秦的合法性。賀九儀、張明志到達南寧后，殺兵部尚書楊鼎和，逼死阻撓封秦的首席大學士嚴起恒。許多南明史籍都說嚴起恒是被孫可望部將擊斃或推入水中淹死，實際上是他負氣自殺。據(jù)錢秉鐙記載：“庚寅冬，車駕南幸，明年至南寧。其護衛(wèi)張明志領(lǐng)鐵騎五千迎駕，徑登公舟，問封滇是秦邪，非秦邪？公正色曰：‘汝以迎駕來功甚大，朝廷自有重酬，固不惜大國封。今為此語，是挾封也。豈有天朝封爵而可挾者乎？’明志語不遜。公出舟大罵，躍水而死?？赏髧W。從官后至者，土人言公死狀如此?！雹?br />
三月，朱由榔被迫正式承認了陳邦傅、胡執(zhí)恭矯封孫可望為秦王的敕書和金印。孫可望也上疏謝恩說：
秦王臣朝宗望闕奏謝。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①。
封秦的爭議總算是解決了，但雙方的矛盾并沒有因此緩和。就孫可望來說，他既需要朱明皇帝這面旗幟，把永歷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借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于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才違心地同意真封秦王。于是，他采取敬鬼神而遠之的策略，名義上尊奉永歷年號，正式自稱秦國“國主”②，在貴陽建立行營六部，以范鑛、馬兆羲、任僎、萬年策等為吏、戶、禮、兵部尚書③，從而實際上接管了永歷朝廷的權(quán)力。永歷帝及其為數(shù)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對于孫可望的日無朝廷、任意格殺、逼死大臣，難免心懷疑懼。接著，又在楊畏知的問題上進一步激化了雙方的矛盾。楊畏知是忠于明室的，他是陜西寶雞人，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同鄉(xiāng)，又較早和原大西軍合作共事，如果安排得當本可以從中斡旋，減少雙方隔閡。當楊畏知奉孫可望之命來到南寧時，認為賀九儀等逼死首席大學士嚴起恒有傷大體，上疏劾奏二將。永歷帝決定破格授予楊畏知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官銜入朝輔政。這一措施本來是為了加強朝廷同原大西軍將領(lǐng)之間聯(lián)絡(luò)的紐帶。不料，孫可望得知后大為不滿，命令賀九儀把楊畏知押回貴陽，責問他為什么擅自接受永歷朝廷大學士職務(wù)。楊畏知回答道，既然你已經(jīng)接受朝廷的秦王封爵，我為什么不可以接受朝廷的大學士職務(wù)。孫可望認定他心向永歷帝，不忠于己，下令把他拖出斬首。這件事在《滇緬錄》內(nèi)記載得比較詳細：
八年（辛未，永歷五年）從朱天錫（朱天麟）請改封可望為冀王，以編修劉■為封使。未至，可望遣其將賀九儀及總兵張勝、張明志、楊威等率兵萬人，由廣寧馳南寧護蹕，且脅改秦封。內(nèi)閣嚴啟（起）恒、楊鼎和，科臣劉堯珍、吳霖、張載述抗論不允。九儀盜殺鼎和于昆侖關(guān)，又擊殺起恒水中……，并殺堯珍等。數(shù)日，胡執(zhí)恭自泗城至，泣對曰：曩日之事，諸臣死之，臣膏斧余生，何敢再置一喙。但自封議诪張以來，可望憤然用兵，外并諸鎮(zhèn)，內(nèi)殺重臣，其心已不可問，然我地日蹙，兵日益散，萬一勢迫長驅(qū)，舍西南一塊土更無捉足之地，不得不仍申封秦之典，開一線滇黔以備緩急。三月，可望上疏言，臣秦人也，不愿封冀。永歷乃繕璽書命執(zhí)恭往黔慰諭可望，更封秦王。畏知再至，深自恨，痛哭入見。永歷留之入閣辦事。畏知抗疏劾賀九儀賊殺大臣之罪，九儀報可望?？赏怪笓]鄭國執(zhí)畏知至黔。畏知入見，即大罵逆賊，終不可與有為，取頭上幘擊其面?？赏瑲⒅?。此辛卯五月六日事也。定國、文秀皆與畏知善，益恨可望。①
楊畏知之死，充分暴露了孫可望的野心，他要的只是永歷朝廷這塊招牌，一切生殺榮辱的大權(quán)都攬歸自己。這不僅加深了永歷君臣的畏懼，也引起原大西軍主將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不滿。這年十一月，清軍逼近南寧，永歷帝召集廷臣會議何去何從。有的人建議逃往兩廣海濱依靠李元胤的殘兵敗卒；有的主張遷入越南避難；也有的提議航海往福建投奔鄭成功；掌錦衣衛(wèi)事文安侯馬吉翔和太監(jiān)龐天壽極力主張前往云南依賴原大西軍，首輔吳貞毓由于自己曾經(jīng)反對封孫可望為秦王，這時顧慮重重，不敢決策。特別是永歷帝本身就“不欲就可望”②。孫可望派來的護衛(wèi)將領(lǐng)賀九儀見朝廷議論紛紛，多不愿依靠近在咫尺的原大西軍，他憤憤不平地入朝對廷臣說：“昔秦王為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臣既各疑貳，我豈能擔此重任乎？”①隨即拔營而去。十二月初十日，清軍線國安部占領(lǐng)南寧②。永歷君臣經(jīng)新寧州（今廣西扶綏）乘船溯左江逃至瀨湍（在今廣西崇左縣東），由于上游水淺，“盡焚龍舟重器”，派禁兵抬輦由陸路逃難，經(jīng)龍英（今廣西大新西）、歸順（今廣西靖西）、鎮(zhèn)安（今廣西德保）竄至桂滇交界處，遇上原大西軍狄三品、高文貴、黑邦俊部才轉(zhuǎn)危為安。南寧失守后，永歷朝廷基本上已經(jīng)沒有自己的管轄區(qū)了，從此一直駐于原大西軍接管的地區(qū)內(nèi)。
1652年（永歷六年，順治九年）正月初一，永歷帝和他手下為數(shù)不多的臣子、眷屬在云南省最東邊一個名叫皈朝的村子里度過了傳統(tǒng)的節(jié)日。半個月后移到了廣南府（今云南省廣南）。孫可望接到報告后，經(jīng)過再三斟酌決定把朱由榔及其隨行人員迎往貴州安隆千戶所城居住，派副總兵王愛秀帶兵護送，呈上的奏疏中寫道：
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今正月初三日接外后營總兵狄三品等塘報，云皇上駕抵皈朝，欲移幸廣南，臣不勝欣喜。臣前預(yù)慮圣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內(nèi)地，界鄰交趾，尚恐敵情叵測。臣再思維，惟安隆所乃滇黔粵三省會區(qū)，城廓完堅，行宮修葺，鞏固無虞。且以皇上屢歷艱危，當思長策，豈可再觸驚憂。今若竟抵安隆，暫勞永逸，一切御用糧儲朝發(fā)夕至，較廣南逼近交夷，安危又大不同矣。特遣副總臣王愛秀前來奉迎。若異日中原大拓，東南移都，亦無艱難紆折之苦。臨奏不勝激切。①
永歷朝廷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勉強接受孫可望的安排，在王愛秀護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戶所，為了使名字好聽一些，改為安龍府。據(jù)江之春記載，“壬辰（1652，永歷六年，順治九年）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寧府移蹕貴州安龍府，……時廷臣扈隨者，文武止五十余人”②，加上少數(shù)兵丁、隨從人員和家屬眷口也不過二千九百余人③?！稓埫骷o事》中說：“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逼鋵崳_的說法應(yīng)當是：帝無尺土一民，方始入黔。永歷帝和他寥寥可數(shù)的廷臣遷入原大西軍余部的控制區(qū)，標志著這位南明皇帝被迫把自己和小朝廷的命運完全托付給原大西軍。
這種新情況的出現(xiàn)，如果能夠有效地利用本來是可以把全國的抗清斗爭推上一個新階段。因為，自從清兵南下之后，滿洲貴族加緊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漢族士民的激烈反抗，導(dǎo)致民族矛盾上升為全國的主要矛盾。然而，盡管各地的抗清斗爭風起云涌，卻差不多都以失敗告終。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南明朝廷自身的腐敗，內(nèi)部紛爭離析，名義上從屬朝廷的各種抗清力量之間，以至于某一個抗清團體的內(nèi)部，總是矛盾重重，相當大一部分可以用于抗清的力量在內(nèi)部沖突中被消耗了。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利用漢族紳民長期存在的正統(tǒng)思想，以朱明皇帝作為號召和團結(jié)各種抗清勢力的旗幟；一是要有一支擁有相當實力又忠于抗清事業(yè)的力量作為核心。具體來說，永歷皇帝就是當時惟一適合的旗幟，而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經(jīng)過改編和養(yǎng)精蓄銳之后，正是支撐、團結(jié)各種抗清勢力的核心。道理很明顯，只有以永歷朝廷為正統(tǒng)，以復(fù)明為號召，孫可望等的西南抗清力量才能同東南沿海的鄭成功抗清義師團結(jié)起來；各地漢族官紳士民的反清派是以恢復(fù)明朝為宗旨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對原屬農(nóng)民軍的孫可望、李定國、高一功、李來亨等懷有很深的偏見，在這種情況下，拋開永歷朝廷就不可能達到號召遠近的目的；甚至為了使原屬大西、大順這兩支農(nóng)民軍的武裝（還有曾屬農(nóng)民軍的混十萬馬進忠等人）在抗清斗爭中實現(xiàn)有效的聯(lián)盟，也必須借重永歷朝廷。從另一方面說，永歷朝廷畢竟是腐朽沒落的明王朝的延續(xù)，對人民的敵視，內(nèi)部的腐敗和勾心斗角已經(jīng)成為深入骨髓的痼疾。當它還擁有直屬自己的地盤和兵力的時候，無論是對大順軍還是對大西軍都采取暗中防范、明加排斥的方針，雙方的關(guān)系往往陷入僵局，導(dǎo)致喪師失地。在清軍追擊下，永歷朝廷有限的實力和地盤喪失一空，被迫投奔原大西軍，實際上是來了一次大換血。這樣，推進抗清斗爭所必要的兩大要素才有可能真正結(jié)合起來。
然而，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夠成為現(xiàn)實。當永歷帝已經(jīng)被安置于籠中以后，孫可望作為主角登場了，事實證明他沒有演好，他不懂舞臺上的主角并不一定是劇情中地位最高的人。對于孫可望的秉政，我們應(yīng)該有個全面的認識。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際的政治風云中確實是出類拔萃的人物，治理軍國大政表現(xiàn)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對權(quán)力和地位的欲壑難填使他利令智昏，無法做到高瞻遠矚，正確地駕馭全局。就治軍治國的才能而言，他在順治三年冬（1647年1月）張獻忠遇難后接過元氣大損的大西軍領(lǐng)導(dǎo)權(quán)，開疆辟土，把久歷戰(zhàn)亂的云南治理得相當不錯。在接管貴州后，也在短期內(nèi)就把這個貧瘠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序，生產(chǎn)迅速恢復(fù)。自然，治理云貴地區(qū)不能全部歸功于孫可望一個人，但他作為最高決策人所起的作用則不容低估；同樣，李定國在順治九年以后取得的輝煌戰(zhàn)果同在云南的休整和后勤支援也是分不開的。
孫可望決策聯(lián)明抗清是完全正確的，在聯(lián)絡(luò)永歷朝廷的初期備受朱由榔及其廷臣的欺騙與刁難也是事實。從他不失時機地派兵救出永歷皇帝，安置于自己的管轄區(qū)來看，表明他對永歷皇帝的號召作用是有所認識的。然而，在如何正確利用永歷這面旗幟上，孫可望卻犯了極大的錯誤。他光知道暫時需要利用永歷朝廷，卻不能安置得當，注意維護朝廷的表面尊嚴。
當時，原大西軍管轄區(qū)內(nèi)有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云南省會昆明，另一個是貴州省會貴陽。前者是原大西軍四將軍長期活動的中心①，后者是孫可望以“國主”身分發(fā)號施令的場所，這里建立了屬于孫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機構(gòu)，相當于封建時代皇帝的行在。永歷帝遷入原大西軍管轄區(qū)后，本來應(yīng)該駐蹕于昆明或貴陽，以原大西軍建立的政權(quán)為基礎(chǔ)逐步改造南明朝廷。孫可望卻沒有這樣做，他完全從個人的利害出發(fā)，惟恐把永歷帝迎至昆明后可能受李定國和劉文秀等的影響，自己不便操縱；如果迎來貴陽，不僅自己得定期朝見稱臣，而且重大軍國重務(wù)總應(yīng)在形式上取得皇帝的認可。這對于野心勃勃的孫可望都是難以容忍的。因此，他把永歷帝及其為數(shù)不多的廷臣、隨從遷往自己的嫡系軍隊控制下的安隆，這里原先只是明代的一個千戶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過百家①。永歷皇帝居住的千戶所公署雖稱行宮，其簡陋程度可想而知。而王應(yīng)龍在昆明為孫可望“營造王府，用黃瓦，拆呈貢縣城磚石為墻，腳寬六尺。大門外設(shè)通政司，立下馬牌，制天子儀仗，殿懸五龍，設(shè)螭陛，選有聲音者為鴻臚寺贊禮。顯然有僭稱天子之形”②。在貴陽也“大興土木，建立宮殿、樓觀甚美偉。又作行宮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備巡幸”③。清朝初年在湖南、貴州任職的彭而述依據(jù)親身經(jīng)歷寫道，自寶慶（今湖南邵陽）城外三十里的長煙司直至貴州、云南，每一舍設(shè)孫可望行宮一所，如清平衛(wèi)宮邸“熳爛魁杰，臺八九層，榴花亭子布置儼雅，與靖州署同”①。這些行宮雖不一定都是新建的，至少也經(jīng)過維修鋪設(shè)。國難當頭，民力凋蔽，孫可望的追求享受，講究排場，實在令人吃驚。這同他撥給永歷帝居住的安龍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②。
宸居既是如此簡陋③，供應(yīng)也極為菲薄。孫可望任命親信范應(yīng)旭為安隆府知府，張應(yīng)科為總理提塘官。每年給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供永歷君臣、隨從支用④?！暗垡圆蛔阌脼檠?，不答”⑤。范應(yīng)旭、張應(yīng)科“造冊，開皇帝一員、皇后一口，月支銀米若干”⑥。他們還奉命對永歷朝廷的動靜嚴密監(jiān)視，隨時飛報可望。永歷皇帝實際上處于軟禁之中。連原大西軍領(lǐng)導(dǎo)人物李定國、劉文秀未經(jīng)孫可望許可都不得直接同永歷帝往來。例如，朱由榔剛遷到安龍的時候，“李定國、劉文秀自稱孫可望之弟，恭候萬安，并進銀幣，食物值可萬計?？赏劧鎼褐雹?。又如，李定國攻克桂林，“報捷于安龍行在。帝以璽書勞慰，極其稱獎。孫可望知之，以為捷不報己而報帝，深恨之”②。定國桂林之捷不僅向?qū)O可望作了報告，獻俘也是解往貴陽，不能說是“不報己而報帝”，但定國派使者赴安龍向永歷帝奏捷大概確有其事。孫可望卻認為所有軍國重事都應(yīng)由自己一手握定，視永歷帝與大將之間文書往來為大忌，足見其心胸偏窄。
?、?參看瞿昌文《粵行紀事》卷二（此書長恩閣叢書抄本作《粵行小紀》三卷，當為初本，后來改“小紀”為“紀事”，用詞亦由尊明改為尊清）。
?、?直到明朝末年，封在西安的秦王仍然被視為“首藩”，參見《明熹宗實錄》卷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相關(guān)條。
?、?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記：“先是，以未允秦封，可望不悅，曰：‘古來遇亂世稱帝稱王者不知凡幾，王莽、曹操、司馬炎難道不是做得來？’楊畏知從容向可望曰：‘但是假終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赏K不悅?！?
①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一；又見《殘明紀事》。
?、?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記：“七年庚寅，孫可望偽稱秦王，置百官，取黔中地。八年辛卯二月，孫可望自稱國主?！笨滴跛氖哪辍镀揭涂h志》卷二《沿革》記載相同?？滴跷迨四辍稘尽肪砣堆馗铩酚洠骸捌吣攴Q秦王，旋稱國主?！?
?、?見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一。按，該書因字形相似將馬兆羲誤書作馬兆義，其他史籍又常因音同把馬兆羲寫作馬兆熙。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六《選舉志》記馬兆羲天啟丁卯科舉人，崇禎戊辰科進士；卷七《人物志》有馬兆羲小傳。郭影秋《李定國紀年》第一百頁及第一○一頁未察史料之訛，一作馬兆熙，一作馬兆義，遂歧為二人。
?、?《滇緬錄》，見《長恩閣叢書》。按，楊畏知被殺事諸書記載不一致?！鹅呋痄洝肪矶粌啥斡涊d在情節(jié)上就互有出入。遇害地點，《滇緬錄》、《爝火錄》等書說在貴陽；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上則說押回云南被害?？滴跞辍对颇贤ㄖ尽肪砣堆馗锎笫驴肌酚洠樦伟四辏ㄓ罋v五年）五月，“孫可望遣楊畏知詣永歷，留為內(nèi)閣。畏知上疏自劾，又語忤賀九儀，九儀譖于可望，執(zhí)畏知回黔，畏知大罵可望，求速死，遂遇害?！笨滴跷迨迥辍冻鄹尽肪硎端囄闹尽肥振R天選《吊副使楊公畏知》詩注云：“公先藁葬楚雄?！眳⒖贾T書，孫可望在順治七年八月到達貴陽后，長期駐于該地，楊畏知當死于貴陽，葬于云南。
② 《爝火錄》卷二十一。
?、?同上。胡欽華《天南紀事》云：永歷五年“六月，可望復(fù)請移于滇。帝優(yōu)詔拒之?？赏齑笈旁鲁繁€?！笨梢?，賀九儀的撤兵是奉孫可望之命。
?、?沈佳《存信編》卷三記，十二月初七日清軍占領(lǐng)南寧。
?、?沈佳《存信編》卷三?！鹅呋痄洝肪矶d文字較簡。按，安隆所或?qū)懽靼不\所。
?、?江之春《安龍紀事》，收入神州國光社編《虎口余生記》；又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沈佳《存信編》卷四按干支推算也是二月初六日。
?、?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
?、?1655年孫可望致信李定國、劉文秀說：“滇南乃公眾之地，宜作根本之區(qū)?！币姟睹髂┑崮霞o略》卷五《再圖西蜀》。所謂“公眾之地”即指云南為孫、李、劉等共有。
?、?安龍，原名安籠，為安籠守御千戶所（明制：守御千戶所直隸都司，不屬衛(wèi)管），在貴州普安州城南三百二十里?！昂槲涠荒杲閷庍h堡，尋改為所。所城圍一里二百七十步?！币姾胫巍顿F州圖經(jīng)新志》卷十，普安州。乾隆二十九年抄本《南籠府志》卷四《城池》記：“南籠府舊城原為安籠所城，隸安順府。明永樂二年建，周圍二百八十七丈一尺，高一丈四尺?！卑矗鞒贫刃l(wèi)、所屬軍事系統(tǒng)，行政系統(tǒng)的府州無權(quán)管轄。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悔罪歸明》。
③ 《爝火錄》卷二十五?！洞嫘啪帯肪硭挠洠骸翱赏跃淤F州省城，大造宮殿，設(shè)立文武。川黔大臣皆挾以威，令刻期朝見，授以職銜，有不從者即殺之。”
?、?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記下《寶慶至沅州日記》、《自沅抵貴日記》。
?、?民國《貴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引《桂王本末》云：“由榔在安隆涂葺薄以自敝，日食脫粟，窮困備至。”略有夸張。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記，順治九年四月，孫可望“補任之聰為安龍知府、朱用九為通判、譚江籓為推官，動庫銀為各處建公署焉”。可見，永歷朝廷遷入安龍以后，孫可望曾經(jīng)命人動工興建“行在”和衙門辦公處所，但是安龍地僻城小，興建的行在公署肯定不大壯觀。
④ 《殘明紀事》云：可望令“張應(yīng)科每年進銀二千兩、食米六百石?！敝T書記載供應(yīng)永歷君臣的銀米數(shù)不一致，為數(shù)不多當系事實。
?、?《天南紀事》。
?、?《爝火錄》卷二十二。
① 胡欽華《天南紀事》。
?、?《明末滇南紀略》卷六《進取粵西》。
駐于梧州的永歷帝一天之內(nèi)接到東西兩省省會失陷的消息，驚恐萬狀①。在大學士文安之、嚴起恒等擁簇下于十一月初十日逃往潯州。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眼看大廈將傾，決意降清，陰謀劫持永歷帝獻給清方作贄見禮。朱由榔得到密報，不顧傾盆大雨，倉皇竄往南寧，皇帝的鹵簿和隨駕官員都被陳邦傅叛軍搜劫一空。陳邦傅沒有抓到永歷帝，竟把宣國公焦璉殺害，向孔有德投降。
十二月初三日，朱由榔在南寧見情況緊急，無兵無將，轄地全失，已經(jīng)走投無路了，才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原大西軍和原大順軍。這月二十一日首席大學士文安之自請往四川督師，以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尚方劍節(jié)制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川中諸將。同時派編修劉■為使者封孫可望為冀王，讓他派兵入衛(wèi)。按明朝制度，一字王為親王，二字王為郡王，永歷帝到危難關(guān)頭決定破格封孫可望為一字王，卻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諸藩之首①，傳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復(fù)，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孫可望卻因為用秦王名義發(fā)號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謄黃公布的“偽敕”，拒不接受。楊畏知勸他接受冀王封號，說“假王何如真王”，孫可望置之不理②。
1651年（永歷五年，順治八年）二月，清軍由柳州南下，南寧岌岌可危，永歷朝廷覆亡在即。孫可望急忙派遣賀九儀、張明志領(lǐng)勁兵五千趕赴南寧護衛(wèi)永歷皇帝，同時也借此機會逼迫朝廷承認偽敕封秦的合法性。賀九儀、張明志到達南寧后，殺兵部尚書楊鼎和，逼死阻撓封秦的首席大學士嚴起恒。許多南明史籍都說嚴起恒是被孫可望部將擊斃或推入水中淹死，實際上是他負氣自殺。據(jù)錢秉鐙記載：“庚寅冬，車駕南幸，明年至南寧。其護衛(wèi)張明志領(lǐng)鐵騎五千迎駕，徑登公舟，問封滇是秦邪，非秦邪？公正色曰：‘汝以迎駕來功甚大，朝廷自有重酬，固不惜大國封。今為此語，是挾封也。豈有天朝封爵而可挾者乎？’明志語不遜。公出舟大罵，躍水而死?？赏髧W。從官后至者，土人言公死狀如此?！雹?br />
三月，朱由榔被迫正式承認了陳邦傅、胡執(zhí)恭矯封孫可望為秦王的敕書和金印。孫可望也上疏謝恩說：
秦王臣朝宗望闕奏謝。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①。
封秦的爭議總算是解決了，但雙方的矛盾并沒有因此緩和。就孫可望來說，他既需要朱明皇帝這面旗幟，把永歷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借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于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才違心地同意真封秦王。于是，他采取敬鬼神而遠之的策略，名義上尊奉永歷年號，正式自稱秦國“國主”②，在貴陽建立行營六部，以范鑛、馬兆羲、任僎、萬年策等為吏、戶、禮、兵部尚書③，從而實際上接管了永歷朝廷的權(quán)力。永歷帝及其為數(shù)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對于孫可望的日無朝廷、任意格殺、逼死大臣，難免心懷疑懼。接著，又在楊畏知的問題上進一步激化了雙方的矛盾。楊畏知是忠于明室的，他是陜西寶雞人，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同鄉(xiāng)，又較早和原大西軍合作共事，如果安排得當本可以從中斡旋，減少雙方隔閡。當楊畏知奉孫可望之命來到南寧時，認為賀九儀等逼死首席大學士嚴起恒有傷大體，上疏劾奏二將。永歷帝決定破格授予楊畏知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官銜入朝輔政。這一措施本來是為了加強朝廷同原大西軍將領(lǐng)之間聯(lián)絡(luò)的紐帶。不料，孫可望得知后大為不滿，命令賀九儀把楊畏知押回貴陽，責問他為什么擅自接受永歷朝廷大學士職務(wù)。楊畏知回答道，既然你已經(jīng)接受朝廷的秦王封爵，我為什么不可以接受朝廷的大學士職務(wù)。孫可望認定他心向永歷帝，不忠于己，下令把他拖出斬首。這件事在《滇緬錄》內(nèi)記載得比較詳細：
八年（辛未，永歷五年）從朱天錫（朱天麟）請改封可望為冀王，以編修劉■為封使。未至，可望遣其將賀九儀及總兵張勝、張明志、楊威等率兵萬人，由廣寧馳南寧護蹕，且脅改秦封。內(nèi)閣嚴啟（起）恒、楊鼎和，科臣劉堯珍、吳霖、張載述抗論不允。九儀盜殺鼎和于昆侖關(guān)，又擊殺起恒水中……，并殺堯珍等。數(shù)日，胡執(zhí)恭自泗城至，泣對曰：曩日之事，諸臣死之，臣膏斧余生，何敢再置一喙。但自封議诪張以來，可望憤然用兵，外并諸鎮(zhèn)，內(nèi)殺重臣，其心已不可問，然我地日蹙，兵日益散，萬一勢迫長驅(qū)，舍西南一塊土更無捉足之地，不得不仍申封秦之典，開一線滇黔以備緩急。三月，可望上疏言，臣秦人也，不愿封冀。永歷乃繕璽書命執(zhí)恭往黔慰諭可望，更封秦王。畏知再至，深自恨，痛哭入見。永歷留之入閣辦事。畏知抗疏劾賀九儀賊殺大臣之罪，九儀報可望?？赏怪笓]鄭國執(zhí)畏知至黔。畏知入見，即大罵逆賊，終不可與有為，取頭上幘擊其面?？赏瑲⒅?。此辛卯五月六日事也。定國、文秀皆與畏知善，益恨可望。①
楊畏知之死，充分暴露了孫可望的野心，他要的只是永歷朝廷這塊招牌，一切生殺榮辱的大權(quán)都攬歸自己。這不僅加深了永歷君臣的畏懼，也引起原大西軍主將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不滿。這年十一月，清軍逼近南寧，永歷帝召集廷臣會議何去何從。有的人建議逃往兩廣海濱依靠李元胤的殘兵敗卒；有的主張遷入越南避難；也有的提議航海往福建投奔鄭成功；掌錦衣衛(wèi)事文安侯馬吉翔和太監(jiān)龐天壽極力主張前往云南依賴原大西軍，首輔吳貞毓由于自己曾經(jīng)反對封孫可望為秦王，這時顧慮重重，不敢決策。特別是永歷帝本身就“不欲就可望”②。孫可望派來的護衛(wèi)將領(lǐng)賀九儀見朝廷議論紛紛，多不愿依靠近在咫尺的原大西軍，他憤憤不平地入朝對廷臣說：“昔秦王為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臣既各疑貳，我豈能擔此重任乎？”①隨即拔營而去。十二月初十日，清軍線國安部占領(lǐng)南寧②。永歷君臣經(jīng)新寧州（今廣西扶綏）乘船溯左江逃至瀨湍（在今廣西崇左縣東），由于上游水淺，“盡焚龍舟重器”，派禁兵抬輦由陸路逃難，經(jīng)龍英（今廣西大新西）、歸順（今廣西靖西）、鎮(zhèn)安（今廣西德保）竄至桂滇交界處，遇上原大西軍狄三品、高文貴、黑邦俊部才轉(zhuǎn)危為安。南寧失守后，永歷朝廷基本上已經(jīng)沒有自己的管轄區(qū)了，從此一直駐于原大西軍接管的地區(qū)內(nèi)。
1652年（永歷六年，順治九年）正月初一，永歷帝和他手下為數(shù)不多的臣子、眷屬在云南省最東邊一個名叫皈朝的村子里度過了傳統(tǒng)的節(jié)日。半個月后移到了廣南府（今云南省廣南）。孫可望接到報告后，經(jīng)過再三斟酌決定把朱由榔及其隨行人員迎往貴州安隆千戶所城居住，派副總兵王愛秀帶兵護送，呈上的奏疏中寫道：
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今正月初三日接外后營總兵狄三品等塘報，云皇上駕抵皈朝，欲移幸廣南，臣不勝欣喜。臣前預(yù)慮圣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內(nèi)地，界鄰交趾，尚恐敵情叵測。臣再思維，惟安隆所乃滇黔粵三省會區(qū)，城廓完堅，行宮修葺，鞏固無虞。且以皇上屢歷艱危，當思長策，豈可再觸驚憂。今若竟抵安隆，暫勞永逸，一切御用糧儲朝發(fā)夕至，較廣南逼近交夷，安危又大不同矣。特遣副總臣王愛秀前來奉迎。若異日中原大拓，東南移都，亦無艱難紆折之苦。臨奏不勝激切。①
永歷朝廷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勉強接受孫可望的安排，在王愛秀護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戶所，為了使名字好聽一些，改為安龍府。據(jù)江之春記載，“壬辰（1652，永歷六年，順治九年）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寧府移蹕貴州安龍府，……時廷臣扈隨者，文武止五十余人”②，加上少數(shù)兵丁、隨從人員和家屬眷口也不過二千九百余人③?！稓埫骷o事》中說：“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逼鋵崳_的說法應(yīng)當是：帝無尺土一民，方始入黔。永歷帝和他寥寥可數(shù)的廷臣遷入原大西軍余部的控制區(qū)，標志著這位南明皇帝被迫把自己和小朝廷的命運完全托付給原大西軍。
這種新情況的出現(xiàn)，如果能夠有效地利用本來是可以把全國的抗清斗爭推上一個新階段。因為，自從清兵南下之后，滿洲貴族加緊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漢族士民的激烈反抗，導(dǎo)致民族矛盾上升為全國的主要矛盾。然而，盡管各地的抗清斗爭風起云涌，卻差不多都以失敗告終。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南明朝廷自身的腐敗，內(nèi)部紛爭離析，名義上從屬朝廷的各種抗清力量之間，以至于某一個抗清團體的內(nèi)部，總是矛盾重重，相當大一部分可以用于抗清的力量在內(nèi)部沖突中被消耗了。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利用漢族紳民長期存在的正統(tǒng)思想，以朱明皇帝作為號召和團結(jié)各種抗清勢力的旗幟；一是要有一支擁有相當實力又忠于抗清事業(yè)的力量作為核心。具體來說，永歷皇帝就是當時惟一適合的旗幟，而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經(jīng)過改編和養(yǎng)精蓄銳之后，正是支撐、團結(jié)各種抗清勢力的核心。道理很明顯，只有以永歷朝廷為正統(tǒng)，以復(fù)明為號召，孫可望等的西南抗清力量才能同東南沿海的鄭成功抗清義師團結(jié)起來；各地漢族官紳士民的反清派是以恢復(fù)明朝為宗旨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對原屬農(nóng)民軍的孫可望、李定國、高一功、李來亨等懷有很深的偏見，在這種情況下，拋開永歷朝廷就不可能達到號召遠近的目的；甚至為了使原屬大西、大順這兩支農(nóng)民軍的武裝（還有曾屬農(nóng)民軍的混十萬馬進忠等人）在抗清斗爭中實現(xiàn)有效的聯(lián)盟，也必須借重永歷朝廷。從另一方面說，永歷朝廷畢竟是腐朽沒落的明王朝的延續(xù)，對人民的敵視，內(nèi)部的腐敗和勾心斗角已經(jīng)成為深入骨髓的痼疾。當它還擁有直屬自己的地盤和兵力的時候，無論是對大順軍還是對大西軍都采取暗中防范、明加排斥的方針，雙方的關(guān)系往往陷入僵局，導(dǎo)致喪師失地。在清軍追擊下，永歷朝廷有限的實力和地盤喪失一空，被迫投奔原大西軍，實際上是來了一次大換血。這樣，推進抗清斗爭所必要的兩大要素才有可能真正結(jié)合起來。
然而，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夠成為現(xiàn)實。當永歷帝已經(jīng)被安置于籠中以后，孫可望作為主角登場了，事實證明他沒有演好，他不懂舞臺上的主角并不一定是劇情中地位最高的人。對于孫可望的秉政，我們應(yīng)該有個全面的認識。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際的政治風云中確實是出類拔萃的人物，治理軍國大政表現(xiàn)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對權(quán)力和地位的欲壑難填使他利令智昏，無法做到高瞻遠矚，正確地駕馭全局。就治軍治國的才能而言，他在順治三年冬（1647年1月）張獻忠遇難后接過元氣大損的大西軍領(lǐng)導(dǎo)權(quán)，開疆辟土，把久歷戰(zhàn)亂的云南治理得相當不錯。在接管貴州后，也在短期內(nèi)就把這個貧瘠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序，生產(chǎn)迅速恢復(fù)。自然，治理云貴地區(qū)不能全部歸功于孫可望一個人，但他作為最高決策人所起的作用則不容低估；同樣，李定國在順治九年以后取得的輝煌戰(zhàn)果同在云南的休整和后勤支援也是分不開的。
孫可望決策聯(lián)明抗清是完全正確的，在聯(lián)絡(luò)永歷朝廷的初期備受朱由榔及其廷臣的欺騙與刁難也是事實。從他不失時機地派兵救出永歷皇帝，安置于自己的管轄區(qū)來看，表明他對永歷皇帝的號召作用是有所認識的。然而，在如何正確利用永歷這面旗幟上，孫可望卻犯了極大的錯誤。他光知道暫時需要利用永歷朝廷，卻不能安置得當，注意維護朝廷的表面尊嚴。
當時，原大西軍管轄區(qū)內(nèi)有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云南省會昆明，另一個是貴州省會貴陽。前者是原大西軍四將軍長期活動的中心①，后者是孫可望以“國主”身分發(fā)號施令的場所，這里建立了屬于孫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機構(gòu)，相當于封建時代皇帝的行在。永歷帝遷入原大西軍管轄區(qū)后，本來應(yīng)該駐蹕于昆明或貴陽，以原大西軍建立的政權(quán)為基礎(chǔ)逐步改造南明朝廷。孫可望卻沒有這樣做，他完全從個人的利害出發(fā)，惟恐把永歷帝迎至昆明后可能受李定國和劉文秀等的影響，自己不便操縱；如果迎來貴陽，不僅自己得定期朝見稱臣，而且重大軍國重務(wù)總應(yīng)在形式上取得皇帝的認可。這對于野心勃勃的孫可望都是難以容忍的。因此，他把永歷帝及其為數(shù)不多的廷臣、隨從遷往自己的嫡系軍隊控制下的安隆，這里原先只是明代的一個千戶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過百家①。永歷皇帝居住的千戶所公署雖稱行宮，其簡陋程度可想而知。而王應(yīng)龍在昆明為孫可望“營造王府，用黃瓦，拆呈貢縣城磚石為墻，腳寬六尺。大門外設(shè)通政司，立下馬牌，制天子儀仗，殿懸五龍，設(shè)螭陛，選有聲音者為鴻臚寺贊禮。顯然有僭稱天子之形”②。在貴陽也“大興土木，建立宮殿、樓觀甚美偉。又作行宮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備巡幸”③。清朝初年在湖南、貴州任職的彭而述依據(jù)親身經(jīng)歷寫道，自寶慶（今湖南邵陽）城外三十里的長煙司直至貴州、云南，每一舍設(shè)孫可望行宮一所，如清平衛(wèi)宮邸“熳爛魁杰，臺八九層，榴花亭子布置儼雅，與靖州署同”①。這些行宮雖不一定都是新建的，至少也經(jīng)過維修鋪設(shè)。國難當頭，民力凋蔽，孫可望的追求享受，講究排場，實在令人吃驚。這同他撥給永歷帝居住的安龍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②。
宸居既是如此簡陋③，供應(yīng)也極為菲薄。孫可望任命親信范應(yīng)旭為安隆府知府，張應(yīng)科為總理提塘官。每年給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供永歷君臣、隨從支用④?！暗垡圆蛔阌脼檠?，不答”⑤。范應(yīng)旭、張應(yīng)科“造冊，開皇帝一員、皇后一口，月支銀米若干”⑥。他們還奉命對永歷朝廷的動靜嚴密監(jiān)視，隨時飛報可望。永歷皇帝實際上處于軟禁之中。連原大西軍領(lǐng)導(dǎo)人物李定國、劉文秀未經(jīng)孫可望許可都不得直接同永歷帝往來。例如，朱由榔剛遷到安龍的時候，“李定國、劉文秀自稱孫可望之弟，恭候萬安，并進銀幣，食物值可萬計?？赏劧鎼褐雹?。又如，李定國攻克桂林，“報捷于安龍行在。帝以璽書勞慰，極其稱獎。孫可望知之，以為捷不報己而報帝，深恨之”②。定國桂林之捷不僅向?qū)O可望作了報告，獻俘也是解往貴陽，不能說是“不報己而報帝”，但定國派使者赴安龍向永歷帝奏捷大概確有其事。孫可望卻認為所有軍國重事都應(yīng)由自己一手握定，視永歷帝與大將之間文書往來為大忌，足見其心胸偏窄。
?、?參看瞿昌文《粵行紀事》卷二（此書長恩閣叢書抄本作《粵行小紀》三卷，當為初本，后來改“小紀”為“紀事”，用詞亦由尊明改為尊清）。
?、?直到明朝末年，封在西安的秦王仍然被視為“首藩”，參見《明熹宗實錄》卷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相關(guān)條。
?、?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記：“先是，以未允秦封，可望不悅，曰：‘古來遇亂世稱帝稱王者不知凡幾，王莽、曹操、司馬炎難道不是做得來？’楊畏知從容向可望曰：‘但是假終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赏K不悅?！?
①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一；又見《殘明紀事》。
?、?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記：“七年庚寅，孫可望偽稱秦王，置百官，取黔中地。八年辛卯二月，孫可望自稱國主?！笨滴跛氖哪辍镀揭涂h志》卷二《沿革》記載相同?？滴跷迨四辍稘尽肪砣堆馗铩酚洠骸捌吣攴Q秦王，旋稱國主?！?
?、?見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一。按，該書因字形相似將馬兆羲誤書作馬兆義，其他史籍又常因音同把馬兆羲寫作馬兆熙。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六《選舉志》記馬兆羲天啟丁卯科舉人，崇禎戊辰科進士；卷七《人物志》有馬兆羲小傳。郭影秋《李定國紀年》第一百頁及第一○一頁未察史料之訛，一作馬兆熙，一作馬兆義，遂歧為二人。
?、?《滇緬錄》，見《長恩閣叢書》。按，楊畏知被殺事諸書記載不一致?！鹅呋痄洝肪矶粌啥斡涊d在情節(jié)上就互有出入。遇害地點，《滇緬錄》、《爝火錄》等書說在貴陽；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上則說押回云南被害?？滴跞辍对颇贤ㄖ尽肪砣堆馗锎笫驴肌酚洠樦伟四辏ㄓ罋v五年）五月，“孫可望遣楊畏知詣永歷，留為內(nèi)閣。畏知上疏自劾，又語忤賀九儀，九儀譖于可望，執(zhí)畏知回黔，畏知大罵可望，求速死，遂遇害?！笨滴跷迨迥辍冻鄹尽肪硎端囄闹尽肥振R天選《吊副使楊公畏知》詩注云：“公先藁葬楚雄?！眳⒖贾T書，孫可望在順治七年八月到達貴陽后，長期駐于該地，楊畏知當死于貴陽，葬于云南。
② 《爝火錄》卷二十一。
?、?同上。胡欽華《天南紀事》云：永歷五年“六月，可望復(fù)請移于滇。帝優(yōu)詔拒之?？赏齑笈旁鲁繁€?！笨梢?，賀九儀的撤兵是奉孫可望之命。
?、?沈佳《存信編》卷三記，十二月初七日清軍占領(lǐng)南寧。
?、?沈佳《存信編》卷三?！鹅呋痄洝肪矶d文字較簡。按，安隆所或?qū)懽靼不\所。
?、?江之春《安龍紀事》，收入神州國光社編《虎口余生記》；又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沈佳《存信編》卷四按干支推算也是二月初六日。
?、?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
?、?1655年孫可望致信李定國、劉文秀說：“滇南乃公眾之地，宜作根本之區(qū)?！币姟睹髂┑崮霞o略》卷五《再圖西蜀》。所謂“公眾之地”即指云南為孫、李、劉等共有。
?、?安龍，原名安籠，為安籠守御千戶所（明制：守御千戶所直隸都司，不屬衛(wèi)管），在貴州普安州城南三百二十里?！昂槲涠荒杲閷庍h堡，尋改為所。所城圍一里二百七十步?！币姾胫巍顿F州圖經(jīng)新志》卷十，普安州。乾隆二十九年抄本《南籠府志》卷四《城池》記：“南籠府舊城原為安籠所城，隸安順府。明永樂二年建，周圍二百八十七丈一尺，高一丈四尺?！卑矗鞒贫刃l(wèi)、所屬軍事系統(tǒng)，行政系統(tǒng)的府州無權(quán)管轄。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悔罪歸明》。
③ 《爝火錄》卷二十五?！洞嫘啪帯肪硭挠洠骸翱赏跃淤F州省城，大造宮殿，設(shè)立文武。川黔大臣皆挾以威，令刻期朝見，授以職銜，有不從者即殺之。”
?、?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記下《寶慶至沅州日記》、《自沅抵貴日記》。
?、?民國《貴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引《桂王本末》云：“由榔在安隆涂葺薄以自敝，日食脫粟，窮困備至。”略有夸張。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記，順治九年四月，孫可望“補任之聰為安龍知府、朱用九為通判、譚江籓為推官，動庫銀為各處建公署焉”。可見，永歷朝廷遷入安龍以后，孫可望曾經(jīng)命人動工興建“行在”和衙門辦公處所，但是安龍地僻城小，興建的行在公署肯定不大壯觀。
④ 《殘明紀事》云：可望令“張應(yīng)科每年進銀二千兩、食米六百石?！敝T書記載供應(yīng)永歷君臣的銀米數(shù)不一致，為數(shù)不多當系事實。
?、?《天南紀事》。
?、?《爝火錄》卷二十二。
① 胡欽華《天南紀事》。
?、?《明末滇南紀略》卷六《進取粵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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