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短期統(tǒng)一與黃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壞時期——西晉十六國——二六五年——四三九年第一節(jié)西晉的政治概況 魏國自曹操死后，漢國自諸葛亮死后，都失去進攻對方的力量。吳國一向劃江自守，孫權死后，也進入衰落階段。魏國的司馬氏集團，在三國衰落階段內(nèi)，是統(tǒng)一趨勢的代表者。雖然它是一個極其腐朽的集團，但也不容否認它在完成統(tǒng)一事業(yè)上所起的作用。二三八年，司馬懿滅遼東割據(jù)者公孫淵，北部中國完全統(tǒng)一了。二四○年，司馬懿采用鄧艾的建議，掘?qū)掍钋?，引黃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興屯田。屯田兵五萬人，輪番分出一萬人守邊，四萬人經(jīng)常種田。東南有戰(zhàn)爭，魏軍乘船順流而下，可直達江淮，沿路儲糧充足，免運輸?shù)臒┵M。司馬懿說，“滅賊之要，在于積谷”。他在淮南北實行屯田積谷，作滅吳的準備。后來晉武帝在這個基礎上，終于消滅了吳國。
二六○年，司馬昭殺魏帝曹髦，司馬氏集團勢力愈益鞏固，同時漢吳兩國愈益衰落，統(tǒng)一的時機成熟了。司馬昭定計，漢國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漢以后，再水陸并進取吳。二六三年，司馬昭遣鐘會率兵十余萬進攻漢中，又遣鄧艾率兵三萬牽制駐在沓中（沓音踏tà甘肅臨潭縣西南）的姜維軍。鐘會攻入漢中，姜維引兵退守劍閣（四川劍閣縣）拒鐘會。鄧艾自陰平（甘肅文縣西北）鑿山開路，擊敗漢守軍，進入成都平原。漢后主到鄧艾軍前投降。漢國人口只有九十四萬，士兵卻多至十萬二千人，官吏多至四萬人。普通戶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當兵，實際是老弱婦女以外，幾乎所有男子都被迫當兵。這樣殘酷的統(tǒng)治，當然為人民所厭棄。鄧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紛紛散走，官吏無法禁阻。漢國統(tǒng)治集團除了投降，再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馬昭用兵前后不過三個月，便滅漢國，因為他早看準了這個形勢。
司馬昭原定滅漢三年后滅吳，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當年，晉武帝廢魏帝，建立晉朝。他需要先穩(wěn)定內(nèi)部，因之延遲了對吳國的進攻。
二八○年，晉武帝發(fā)兵二十余萬，分六路攻吳。其中王濬所統(tǒng)水軍，自蜀出擊，占領武昌城。建業(yè)失去上游屏障，更難自保。王渾所統(tǒng)陸軍進攻歷陽（安徽和縣），大敗吳兵。王濬水軍自武昌順流直下，逼近建業(yè)，吳水陸軍潰散。吳主孫皓到王濬軍前投降。吳國人口二百三十萬，士兵卻多至二十三萬，官吏多至三萬三千，吳兵役與漢是同樣沉重的。晉用兵前后不過三個月，便滅吳國，因為孫氏統(tǒng)治早就為吳人民所厭棄。
司馬氏政權迅速地消滅漢吳兩國，并且在短暫的太康年間，確也曾使社會呈現(xiàn)出一些繁榮的氣象。這是因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當時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國家的統(tǒng)一事業(yè)和有限度地恢復久遭破壞的社會生產(chǎn)力。
一罷州郡兵 就在滅吳的一年，晉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權。兵役是東漢末年以來農(nóng)民最沉重的一種負擔。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毅然下詔悉去州郡兵，使農(nóng)民得免地方兵役，這個措施對恢復生產(chǎn)力有很重大的意義。
二廢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屬的課田制 魏國屯田，主要的一種是朝廷招募農(nóng)戶，在各級典農(nóng)官統(tǒng)率下，墾種官田。自曹操開始屯田，收有成效，后來魏國逐漸擴大屯田區(qū)，荒地很多成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典農(nóng)官都是武職。屯田農(nóng)戶受兵法部勒，有典農(nóng)部民、屯田客、田兵、田卒等名稱，實際是終身服兵役半農(nóng)半兵的特殊農(nóng)民。朝廷當進行戰(zhàn)爭的時候，不惜“加其復（免一般徭役）賞”，多招農(nóng)戶來加強屯田，但當戰(zhàn)爭緩和的時候，就要加強剝削來補償免除了的一般徭役。屯田農(nóng)戶耕地有定額，朝廷為增加收入，使屯田官憑軍事權力強迫田客在定額田外，多種田地若干畝。田客人力有限，耕種法勢必粗簡，谷物產(chǎn)量也勢必低落。從曹操時到晉武帝泰始年間，屯田區(qū)旱田每畝收十余斛、水田收數(shù)十斛的生產(chǎn)量低落到一畝只收數(shù)斛，同時，官六客四（用官牛）、官客對分（用私牛）的租稅率卻提高到官八客二或官七客三。屯田制到了魏末晉初，不僅被剝削者窮困不堪，無法再繼續(xù)生產(chǎn)，就是剝削者也感到無法再進行壓榨，反不如廢屯田制，別行新制較為有利。司馬昭滅漢的第二年，即罷屯田官，各級典農(nóng)官改稱郡守縣令等文職。二六八年，晉武帝又下詔改典農(nóng)官為郡縣官。屯田制逐步被廢除，到了滅吳的一年，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占田制和課田制，曹魏以來的屯田制基本上廢除了。
占田制和課田制實際是一種租稅制度。朝廷規(guī)定每戶每人應種田若干畝，并不是按戶和口實際授予這個數(shù)額的田地，而是按規(guī)定的田數(shù)向每戶每人征收規(guī)定的租稅。不過，這種制度也有它的根據(jù)。司馬昭改屯田官為郡縣官，屯田農(nóng)戶也就成為普通農(nóng)民，所耕官田也就成為私田。耕官田有定額，一般是五十畝，屯田制廢除后，加收五十畝租稅，作為官田變?yōu)樗教锏难a償。這就是占田制的根據(jù)。屯田官不顧人力，強迫屯田客加種田畝，這就是課田制的根據(jù)。為什么屯田制可以作為占田制課田制的根據(jù)呢？這是因為在朝廷督促農(nóng)戶開墾荒地、增加田數(shù)，不顧生產(chǎn)量低落的方針下，普通農(nóng)戶和屯田農(nóng)戶都在被迫擴大耕地，而屯田農(nóng)戶被迫更甚。占田制規(guī)定一戶負擔一百畝的租稅。在朝廷方面，不管農(nóng)戶實際種田若干畝，按百畝收租稅，自然是一種簡便的方法。在農(nóng)戶方面，屯田農(nóng)戶得私田五十畝，普通農(nóng)戶得確定開墾地的占有權，一百畝租稅的負擔是可以接受的。課田制改按戶加課新墾田為按丁加課，農(nóng)戶也還是可以接受的。占田制課田制開始行施時，額定田數(shù)比農(nóng)戶實有田數(shù)，相差不是過遠，所以占田制課田制是租稅制，同時也是農(nóng)戶土地占有制。
三賦稅制 在占田制基礎上，規(guī)定賦稅制。賦是戶調(diào)，稅是田租。
戶調(diào)——如丁男作戶主，每戶每年納絹三匹，綿三斤。如戶主是婦人或次丁男，絹綿減半。有些邊郡納三分之二，遠郡納三分之一。邊地非漢族人，按住地遠近，每戶納賨（賦）布一匹或一丈。
田租——西晉田租每畝八升，朝廷按下列田畝數(shù)收稅。戶主占田七十畝，戶主妻三十畝，一戶共納占田租一百畝（八斛）。一戶內(nèi)正丁男納課田租五十畝，正丁女納二十畝。次丁男納課田租二十五畝，次丁女不課。邊地非漢族人不課田，按住地遠近，每戶納義米三斛或五斗。住地極遠，納米不便，改納錢每人二十八文。
兩漢戶賦用錢。曹操改為每戶納絹二匹綿二斤。晉戶調(diào)比魏制加一匹絹一斤綿。曹操定戶調(diào)在東漢末大亂時，晉初社會經(jīng)濟已經(jīng)恢復了一些，按州郡遠近有所增減，應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兩漢有口賦錢算賦錢和三十稅一的田租。曹操廢兩漢租賦制，戶調(diào)以外，不取口賦算賦，田租改為每畝收租四升。晉斟酌漢魏舊制，改田租為每畝八升。并規(guī)定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的男女為正丁，十五歲以下至十三歲，六十一歲以上至六十五歲的男女為次丁，十二歲以下、六十六歲以上的男女為老小。除戶主夫婦納占田租，次丁女和老小不納田租，其余正丁男女和次丁男都得納課田租。所謂課田租，如果納租者并無實田，那就等于納口賦算賦。晉武帝時齊王司馬攸說，現(xiàn)在土地有余，務農(nóng)的人卻嫌少，附業(yè)（種課田）多有虛假。晉惠帝時束晰（音析xī）說，占田課田，往往有名無實。這都說明占田制課田制，只是一種意在督促農(nóng)戶加辟耕地的賦稅制。它比魏重，比漢輕，對當時農(nóng)戶說來，還不算是過重的負擔。它的又一特征是立戶賦稅重，附業(yè)較輕，因之，西晉雖增收課田租，但一戶所包容的人口，比漢魏仍有增長的趨勢。在土地有余、人力不足的情況下，農(nóng)戶內(nèi)人口增加，是有利于生產(chǎn)的。
四王公官員限田 國王公侯得在京師有住宅一所。大國王在京師近郊，得有田十五頃，次國王十頃，小國王七頃。公侯所占近郊田當是依次遞減。
官員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頃，每低一品，減田五頃，至第九品占田十頃。
這種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強弩將軍龐宗就有田二百頃以上。大抵官品漸卑，限田制效力漸大，下級官員任意占田，比高級官員要困難些。既然官員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著土地兼并多少受到些阻礙，這對農(nóng)戶算是起著有益的作用了。
五恢復戶口 東漢末大亂，人口遭受極嚴重的損耗。損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強霸占戶口，脅迫貧弱戶當私屬。三國時期，人口不見顯著的恢復，主要原因是豪強阻止私屬上升為編戶。晉在滅吳前后，對恢復戶口曾有些措施，在這些措施下，太康年間戶口達到東漢末以來最高的數(shù)字。
司馬懿滅遼東，令“中國人（中原人）欲還舊鄉(xiāng)者，恣聽之”，地方官吏和豪強不得阻止。后來司馬昭滅漢，勸募蜀人內(nèi)徙，應募者給食糧兩年，免徭役二十年。晉武帝滅吳，優(yōu)待內(nèi)徙的吳人，將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這不一定是為了減損蜀吳戶口來補內(nèi)地戶口，主要還在于招北方流亡戶口歸舊鄉(xiāng)里。東漢末，士民避亂，或逃入深山大澤，或投奔邊塞外落后族，晉用重賞招募流亡，是恢復戶口的一種方法。晉武帝時，塞外不少落后族率眾內(nèi)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著勸說的作用。
晉武帝定制，民間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讓出嫁，由官府代擇配偶。又發(fā)官奴婢屯田，奴婢配為夫婦，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官奴婢是罪人，其中許多是司馬氏政敵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許成家，可見朝廷對人口增殖的重視。
與限田制同時頒布的有蔭佃客和蔭衣食客（與奴相似的仆役）制。蔭佃客制規(guī)定一品二品官不得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蔭衣食客制規(guī)定六品官以上得蔭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來，士族嚴格地區(qū)分出各級門第，大體上按高中下三級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與三品官所蔭佃客戶數(shù)懸殊，六品官以上與七品以下所蔭衣食客人數(shù)不同，這就是三級士族所享權利的差別。朝廷另給高級士族蔭親屬的特權，以換取他們在限田客制上的讓步。對中下級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這樣，原來被士族霸占的戶口，在蔭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農(nóng)民，從私屬變?yōu)榫帒簟?br/>
晉滅魏時，得戶九十四萬余，人口五百三十七萬余（包括原來漢國的戶口），滅吳時，又得戶五十二萬余，人口二百三十萬余。三國合計，戶不過一百四十六萬余，人口不過七百六十七萬余?？墒蔷驮跍鐓堑囊荒?，晉統(tǒng)計全國戶口，共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國總戶口，戶增一百萬，人口增一倍以上。晉滅魏至滅吳，前后僅十六年，戶口的增加很快，顯然是國家統(tǒng)一，統(tǒng)治力加強的結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蔭佃客等措施，對增加戶口都起著一定的作用。大抵勞苦群眾為減輕賦稅與徭役，不免有些隱避，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時期，朝廷所得戶口數(shù)往往小于真實戶口數(shù)，所以太康戶口應是比較可信的數(shù)字。
統(tǒng)一以后，不少塞外落后族要求內(nèi)附，晉武帝為增加人口，允許他們居住塞內(nèi)。《晉書》有下列內(nèi)附諸部的記載：晉武帝即位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余落內(nèi)附。散居在平陽、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內(nèi)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參離四千余落內(nèi)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種之一）等各率種落共十萬余人內(nèi)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種落一萬一千五百人內(nèi)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萬人內(nèi)附。
晉容納落后族居住塞內(nèi)，游牧生活逐漸改變?yōu)檗r(nóng)業(yè)生活，這對兩方本來都是有益的。但由于晉官吏的殘虐，使內(nèi)徙諸部落受侵怨恨，本來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改定律令 兩漢律令極為煩雜，魏時已加改革，但還不夠簡括。司馬昭集羊祜、杜預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刪改魏律，去其苛穢，存其清約，訂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余字。律與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字。又從令中劃分出條例章程，稱為故事，各歸本官府執(zhí)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晉武帝令抄錄死罪條目，在亭、傳（旅舍）懸掛，使人民知所趨避。從漢律令和說解七百七十三萬字省約到十二萬字，在法律編纂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減輕些動輒得罪輕重無準的威脅。
上列六條都各有其部分的積極意義，也都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久經(jīng)喪亂的廣大勞動群眾，這才有可能來恢復社會經(jīng)濟，補救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稌x書·食貨志》說，太康年間，“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yè)而樂其事”，自東漢末大亂以來，這算是一個難得的光明時期?？墒?，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勢力的代表仍是這個以晉武帝為首的司馬氏集團。
黑暗勢力也就是割據(jù)勢力，具體表現(xiàn)在兩個制度上。兩個制度實際只是一個士族制度，即門閥制度。它是西晉十六國大亂的禍根，也是南北朝長期分裂的一種禍根。晉武帝時這個禍根完全成熟了。
一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司馬氏要奪取曹氏政權，當然也必須從爭取士族入手。司馬懿當權，夏侯玄請減削中正官權力。司馬懿不敢得罪高級士族，謝絕夏侯玄的建議。自司馬懿至司馬昭，用優(yōu)厚的待遇收買士族，形成司馬氏集團。依靠這個集團，殘酷地屠殺擁曹氏的士族。到司馬昭時，擁曹士族已經(jīng)全部消滅。晉武帝建立晉朝，對待高級士族愈益寬容。例如劉友、山濤、司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憙告發(fā)。晉武帝說，山濤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劉友干的事，劉友侵剝百姓來欺騙朝士，應誅死以懲邪佞，山濤等可不問罪。晉武帝罰小官不罰大官，顯然是寬容所謂朝士的高級士族。一個高級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諫晉武帝行政不要太寬。晉武帝說，我對中等官以下，一點也不假借。胡威說，我說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這一類人。整肅法令必須從我等這一類人開端。高級士族的利益，在于壓迫中下級士族不得上升，晉武帝約束中等官以下，實際是為高級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約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來自高級士族的支持，對高級士族當然不可能有所謂整肅的法令。
高級士族政治上的權利，從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州郡縣設中正官，朝廷設吏部尚書。名義上中正官評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書執(zhí)掌選用人才的權柄。事實上中正官只依據(jù)士人的籍貫及祖、父官位，定門第的高低，吏部尚書依據(jù)門第高低作用否的標準。這種選舉法稱為門選，結果自然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高級官的特權。高級士族的經(jīng)濟上權利，從蔭親屬制得到保障。所謂蔭親屬，就是高級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蔭庇下，免向國家納租稅服徭役，也就是被蔭者須向蔭者納租稅服徭役。所蔭親屬，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孫），少的也還有三世。高級官以外，宗室（司馬氏）、國賓（被廢的魏帝）、先賢的后代、士人的子孫（名門世家）也得按門閥高低蔭親屬。這些親屬各有田和佃客，而且親屬也未必真是親屬。蔭親屬制實際是法律承認高級士族按門閥高低、勢力大小，有權從國家總戶口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屬，從國家總賦稅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賦稅。高級士族以蔭親屬為名，成為擁有土地臣民部曲類似周朝的貴族領主。區(qū)別只在貴族領主得建立采邑或國家，公開割據(jù)；蔭親屬雖然可以作“百室合戶，千丁共籍（戶籍）”的大戶主，但還不能取得割據(jù)的正式名號。
數(shù)量不大的高級士族在魏代漢的時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權，在晉代魏的時候，又取得蔭親屬的特權。有了這兩個特權，高級士族的勢力愈益鞏固，各種矛盾也因此而愈趨尖銳化。
二分封制度 晉武帝親自看到魏國禁錮諸王，帝室孤立，司馬懿父子結合士族，奪取曹氏政權的事實，因此，他違反秦漢以來虛封王侯的慣例，恢復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為國王，希望這些諸王屏藩帝室，對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晉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為國王。起初國王留居京師，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國。王國中有五個大國，六個次國，其余都是小國。大國有民戶二萬，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有民戶一萬，置上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有民戶五千或不滿五千，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王國內(nèi)文武官員，國王得自己選用。這些國王各擁大批徒黨，有機會就可以起兵作亂。
晉武帝既分封同姓，當然也得分封異姓士族。司馬昭所設五等爵號以外，仍保存漢魏以來鄉(xiāng)侯、亭侯、關內(nèi)侯、關中侯、關外侯等名號。高級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號，并實封土地，立國多至五百余國，這些五等國雖有封地和官屬，郡公郡侯縣侯還有軍，但危害性比國王要小得多。這是因為異姓不象皇族那樣容易攘奪政權，又公侯國比小王國還小，更重要的是高級士族的真實勢力都固著在本地方，所謂郡望郡姓（如瑯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縣有勢力的大族。他們分封到別郡別縣，便缺乏憑借，無法建立新勢力，因之受封的異姓公侯，實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級士族還必須有適當?shù)墓俾?。不受封的和中下級士族也必須有官職。當時朝廷為安置士族，大量設官，都督增至十個。州陸續(xù)增設到二十個，郡縣增設更多，將軍多至二十余，此外還有雜號將軍。這種文武官職，只能給予高級士族或某些中級士族，大多數(shù)中下級士族，無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職里來。朝廷允許國王和五等爵各自選用官屬，就是安置中下級士族的一個方法。事實上這個方法遠不能滿足中下級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著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機會反對高級士族。
晉武帝大封國王，以為已經(jīng)造成了一個皇族勢力。他又想造成一個代表士族的勢力，和皇族勢力互相制約，合力來擁戴帝室。士的嚴格含義是儒生。司馬昭死，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堅持行三年喪禮，下詔說“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說，我家本來是傳禮的儒生人家，不能因為做了皇帝改變我的儒生本色。從來沒有一個國君或皇帝行過三年之喪，他一定要這樣做，無非是表示自己是純粹的士族。他曾和寵妾胡貴嬪（父胡奮，征南將軍）賭博，胡貴嬪不遜讓。他發(fā)怒說，你原來是個將種。胡貴嬪說，北伐公孫，西拒諸葛（指司馬懿），不是將種是什么？他聽了很覺得慚愧。士族以積世文儒為貴，如果祖先曾做武將或其他雜業(yè)就不算純粹。大抵自東漢末士族制度形成以來，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門第世系上矜清濁。晉武帝自稱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還要爭取門第上的清望。司馬師娶東漢名儒蔡邕的外孫女羊氏為妻，司馬昭娶魏名儒王肅的長女王氏為妻，這都是司馬氏通過婚姻來提高門第的一種表現(xiàn)。司馬昭給晉武帝聘弘農(nóng)郡華陰縣楊氏女（楊艷）為妻，也是含有同樣的意義。華陰楊氏（詳見《后漢書·楊震傳》），按門第來說，是無與倫比的純粹士族。
楊皇后生晉惠帝。晉惠帝一向是個白癡，當他做皇太子的時候，晉武帝屢次要廢他，別立皇太子。楊皇后和大臣們提出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古訓，阻止廢立。楊皇后將死，要求晉武帝不得立妾為妻，正式聘娶她的從妹楊氏（楊芷）為皇后。晉武帝以諸生家自命，愿和華陰楊氏聯(lián)姻，只好一一聽從。楊芷做皇后后，她的父親楊駿超升為車騎將軍，楊氏聲勢壓倒一切。晉武帝有意造成楊氏勢力，希望它作為士族的代表，與皇族勢力合成輔佐帝室的兩翼。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楊氏力謀利用晉惠帝昏愚，恢復東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擅權的舊例，楊氏早被培養(yǎng)成了野心家。
晉武帝滿以為兩翼造成了，臨死時，詔汝南王司馬亮（司馬懿子）、楊駿同輔政。楊皇后楊駿別造詔書，令楊駿掌管全部政權。以楊氏攘奪政權為爆發(fā)點，接連爆發(fā)著無窮的禍亂。這種禍亂的根基，就是統(tǒng)治階級主要是高級士族的極度腐朽性。
二六○年，司馬昭殺魏帝曹髦，司馬氏集團勢力愈益鞏固，同時漢吳兩國愈益衰落，統(tǒng)一的時機成熟了。司馬昭定計，漢國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漢以后，再水陸并進取吳。二六三年，司馬昭遣鐘會率兵十余萬進攻漢中，又遣鄧艾率兵三萬牽制駐在沓中（沓音踏tà甘肅臨潭縣西南）的姜維軍。鐘會攻入漢中，姜維引兵退守劍閣（四川劍閣縣）拒鐘會。鄧艾自陰平（甘肅文縣西北）鑿山開路，擊敗漢守軍，進入成都平原。漢后主到鄧艾軍前投降。漢國人口只有九十四萬，士兵卻多至十萬二千人，官吏多至四萬人。普通戶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當兵，實際是老弱婦女以外，幾乎所有男子都被迫當兵。這樣殘酷的統(tǒng)治，當然為人民所厭棄。鄧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紛紛散走，官吏無法禁阻。漢國統(tǒng)治集團除了投降，再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馬昭用兵前后不過三個月，便滅漢國，因為他早看準了這個形勢。
司馬昭原定滅漢三年后滅吳，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當年，晉武帝廢魏帝，建立晉朝。他需要先穩(wěn)定內(nèi)部，因之延遲了對吳國的進攻。
二八○年，晉武帝發(fā)兵二十余萬，分六路攻吳。其中王濬所統(tǒng)水軍，自蜀出擊，占領武昌城。建業(yè)失去上游屏障，更難自保。王渾所統(tǒng)陸軍進攻歷陽（安徽和縣），大敗吳兵。王濬水軍自武昌順流直下，逼近建業(yè)，吳水陸軍潰散。吳主孫皓到王濬軍前投降。吳國人口二百三十萬，士兵卻多至二十三萬，官吏多至三萬三千，吳兵役與漢是同樣沉重的。晉用兵前后不過三個月，便滅吳國，因為孫氏統(tǒng)治早就為吳人民所厭棄。
司馬氏政權迅速地消滅漢吳兩國，并且在短暫的太康年間，確也曾使社會呈現(xiàn)出一些繁榮的氣象。這是因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當時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國家的統(tǒng)一事業(yè)和有限度地恢復久遭破壞的社會生產(chǎn)力。
一罷州郡兵 就在滅吳的一年，晉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權。兵役是東漢末年以來農(nóng)民最沉重的一種負擔。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毅然下詔悉去州郡兵，使農(nóng)民得免地方兵役，這個措施對恢復生產(chǎn)力有很重大的意義。
二廢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屬的課田制 魏國屯田，主要的一種是朝廷招募農(nóng)戶，在各級典農(nóng)官統(tǒng)率下，墾種官田。自曹操開始屯田，收有成效，后來魏國逐漸擴大屯田區(qū)，荒地很多成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典農(nóng)官都是武職。屯田農(nóng)戶受兵法部勒，有典農(nóng)部民、屯田客、田兵、田卒等名稱，實際是終身服兵役半農(nóng)半兵的特殊農(nóng)民。朝廷當進行戰(zhàn)爭的時候，不惜“加其復（免一般徭役）賞”，多招農(nóng)戶來加強屯田，但當戰(zhàn)爭緩和的時候，就要加強剝削來補償免除了的一般徭役。屯田農(nóng)戶耕地有定額，朝廷為增加收入，使屯田官憑軍事權力強迫田客在定額田外，多種田地若干畝。田客人力有限，耕種法勢必粗簡，谷物產(chǎn)量也勢必低落。從曹操時到晉武帝泰始年間，屯田區(qū)旱田每畝收十余斛、水田收數(shù)十斛的生產(chǎn)量低落到一畝只收數(shù)斛，同時，官六客四（用官牛）、官客對分（用私牛）的租稅率卻提高到官八客二或官七客三。屯田制到了魏末晉初，不僅被剝削者窮困不堪，無法再繼續(xù)生產(chǎn)，就是剝削者也感到無法再進行壓榨，反不如廢屯田制，別行新制較為有利。司馬昭滅漢的第二年，即罷屯田官，各級典農(nóng)官改稱郡守縣令等文職。二六八年，晉武帝又下詔改典農(nóng)官為郡縣官。屯田制逐步被廢除，到了滅吳的一年，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占田制和課田制，曹魏以來的屯田制基本上廢除了。
占田制和課田制實際是一種租稅制度。朝廷規(guī)定每戶每人應種田若干畝，并不是按戶和口實際授予這個數(shù)額的田地，而是按規(guī)定的田數(shù)向每戶每人征收規(guī)定的租稅。不過，這種制度也有它的根據(jù)。司馬昭改屯田官為郡縣官，屯田農(nóng)戶也就成為普通農(nóng)民，所耕官田也就成為私田。耕官田有定額，一般是五十畝，屯田制廢除后，加收五十畝租稅，作為官田變?yōu)樗教锏难a償。這就是占田制的根據(jù)。屯田官不顧人力，強迫屯田客加種田畝，這就是課田制的根據(jù)。為什么屯田制可以作為占田制課田制的根據(jù)呢？這是因為在朝廷督促農(nóng)戶開墾荒地、增加田數(shù)，不顧生產(chǎn)量低落的方針下，普通農(nóng)戶和屯田農(nóng)戶都在被迫擴大耕地，而屯田農(nóng)戶被迫更甚。占田制規(guī)定一戶負擔一百畝的租稅。在朝廷方面，不管農(nóng)戶實際種田若干畝，按百畝收租稅，自然是一種簡便的方法。在農(nóng)戶方面，屯田農(nóng)戶得私田五十畝，普通農(nóng)戶得確定開墾地的占有權，一百畝租稅的負擔是可以接受的。課田制改按戶加課新墾田為按丁加課，農(nóng)戶也還是可以接受的。占田制課田制開始行施時，額定田數(shù)比農(nóng)戶實有田數(shù)，相差不是過遠，所以占田制課田制是租稅制，同時也是農(nóng)戶土地占有制。
三賦稅制 在占田制基礎上，規(guī)定賦稅制。賦是戶調(diào)，稅是田租。
戶調(diào)——如丁男作戶主，每戶每年納絹三匹，綿三斤。如戶主是婦人或次丁男，絹綿減半。有些邊郡納三分之二，遠郡納三分之一。邊地非漢族人，按住地遠近，每戶納賨（賦）布一匹或一丈。
田租——西晉田租每畝八升，朝廷按下列田畝數(shù)收稅。戶主占田七十畝，戶主妻三十畝，一戶共納占田租一百畝（八斛）。一戶內(nèi)正丁男納課田租五十畝，正丁女納二十畝。次丁男納課田租二十五畝，次丁女不課。邊地非漢族人不課田，按住地遠近，每戶納義米三斛或五斗。住地極遠，納米不便，改納錢每人二十八文。
兩漢戶賦用錢。曹操改為每戶納絹二匹綿二斤。晉戶調(diào)比魏制加一匹絹一斤綿。曹操定戶調(diào)在東漢末大亂時，晉初社會經(jīng)濟已經(jīng)恢復了一些，按州郡遠近有所增減，應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兩漢有口賦錢算賦錢和三十稅一的田租。曹操廢兩漢租賦制，戶調(diào)以外，不取口賦算賦，田租改為每畝收租四升。晉斟酌漢魏舊制，改田租為每畝八升。并規(guī)定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的男女為正丁，十五歲以下至十三歲，六十一歲以上至六十五歲的男女為次丁，十二歲以下、六十六歲以上的男女為老小。除戶主夫婦納占田租，次丁女和老小不納田租，其余正丁男女和次丁男都得納課田租。所謂課田租，如果納租者并無實田，那就等于納口賦算賦。晉武帝時齊王司馬攸說，現(xiàn)在土地有余，務農(nóng)的人卻嫌少，附業(yè)（種課田）多有虛假。晉惠帝時束晰（音析xī）說，占田課田，往往有名無實。這都說明占田制課田制，只是一種意在督促農(nóng)戶加辟耕地的賦稅制。它比魏重，比漢輕，對當時農(nóng)戶說來，還不算是過重的負擔。它的又一特征是立戶賦稅重，附業(yè)較輕，因之，西晉雖增收課田租，但一戶所包容的人口，比漢魏仍有增長的趨勢。在土地有余、人力不足的情況下，農(nóng)戶內(nèi)人口增加，是有利于生產(chǎn)的。
四王公官員限田 國王公侯得在京師有住宅一所。大國王在京師近郊，得有田十五頃，次國王十頃，小國王七頃。公侯所占近郊田當是依次遞減。
官員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頃，每低一品，減田五頃，至第九品占田十頃。
這種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強弩將軍龐宗就有田二百頃以上。大抵官品漸卑，限田制效力漸大，下級官員任意占田，比高級官員要困難些。既然官員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著土地兼并多少受到些阻礙，這對農(nóng)戶算是起著有益的作用了。
五恢復戶口 東漢末大亂，人口遭受極嚴重的損耗。損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強霸占戶口，脅迫貧弱戶當私屬。三國時期，人口不見顯著的恢復，主要原因是豪強阻止私屬上升為編戶。晉在滅吳前后，對恢復戶口曾有些措施，在這些措施下，太康年間戶口達到東漢末以來最高的數(shù)字。
司馬懿滅遼東，令“中國人（中原人）欲還舊鄉(xiāng)者，恣聽之”，地方官吏和豪強不得阻止。后來司馬昭滅漢，勸募蜀人內(nèi)徙，應募者給食糧兩年，免徭役二十年。晉武帝滅吳，優(yōu)待內(nèi)徙的吳人，將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這不一定是為了減損蜀吳戶口來補內(nèi)地戶口，主要還在于招北方流亡戶口歸舊鄉(xiāng)里。東漢末，士民避亂，或逃入深山大澤，或投奔邊塞外落后族，晉用重賞招募流亡，是恢復戶口的一種方法。晉武帝時，塞外不少落后族率眾內(nèi)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著勸說的作用。
晉武帝定制，民間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讓出嫁，由官府代擇配偶。又發(fā)官奴婢屯田，奴婢配為夫婦，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官奴婢是罪人，其中許多是司馬氏政敵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許成家，可見朝廷對人口增殖的重視。
與限田制同時頒布的有蔭佃客和蔭衣食客（與奴相似的仆役）制。蔭佃客制規(guī)定一品二品官不得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蔭衣食客制規(guī)定六品官以上得蔭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來，士族嚴格地區(qū)分出各級門第，大體上按高中下三級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與三品官所蔭佃客戶數(shù)懸殊，六品官以上與七品以下所蔭衣食客人數(shù)不同，這就是三級士族所享權利的差別。朝廷另給高級士族蔭親屬的特權，以換取他們在限田客制上的讓步。對中下級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這樣，原來被士族霸占的戶口，在蔭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農(nóng)民，從私屬變?yōu)榫帒簟?br/>
晉滅魏時，得戶九十四萬余，人口五百三十七萬余（包括原來漢國的戶口），滅吳時，又得戶五十二萬余，人口二百三十萬余。三國合計，戶不過一百四十六萬余，人口不過七百六十七萬余?？墒蔷驮跍鐓堑囊荒?，晉統(tǒng)計全國戶口，共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國總戶口，戶增一百萬，人口增一倍以上。晉滅魏至滅吳，前后僅十六年，戶口的增加很快，顯然是國家統(tǒng)一，統(tǒng)治力加強的結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蔭佃客等措施，對增加戶口都起著一定的作用。大抵勞苦群眾為減輕賦稅與徭役，不免有些隱避，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時期，朝廷所得戶口數(shù)往往小于真實戶口數(shù)，所以太康戶口應是比較可信的數(shù)字。
統(tǒng)一以后，不少塞外落后族要求內(nèi)附，晉武帝為增加人口，允許他們居住塞內(nèi)。《晉書》有下列內(nèi)附諸部的記載：晉武帝即位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余落內(nèi)附。散居在平陽、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內(nèi)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參離四千余落內(nèi)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種之一）等各率種落共十萬余人內(nèi)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種落一萬一千五百人內(nèi)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萬人內(nèi)附。
晉容納落后族居住塞內(nèi)，游牧生活逐漸改變?yōu)檗r(nóng)業(yè)生活，這對兩方本來都是有益的。但由于晉官吏的殘虐，使內(nèi)徙諸部落受侵怨恨，本來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改定律令 兩漢律令極為煩雜，魏時已加改革，但還不夠簡括。司馬昭集羊祜、杜預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刪改魏律，去其苛穢，存其清約，訂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余字。律與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字。又從令中劃分出條例章程，稱為故事，各歸本官府執(zhí)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晉武帝令抄錄死罪條目，在亭、傳（旅舍）懸掛，使人民知所趨避。從漢律令和說解七百七十三萬字省約到十二萬字，在法律編纂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減輕些動輒得罪輕重無準的威脅。
上列六條都各有其部分的積極意義，也都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久經(jīng)喪亂的廣大勞動群眾，這才有可能來恢復社會經(jīng)濟，補救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稌x書·食貨志》說，太康年間，“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yè)而樂其事”，自東漢末大亂以來，這算是一個難得的光明時期?？墒?，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勢力的代表仍是這個以晉武帝為首的司馬氏集團。
黑暗勢力也就是割據(jù)勢力，具體表現(xiàn)在兩個制度上。兩個制度實際只是一個士族制度，即門閥制度。它是西晉十六國大亂的禍根，也是南北朝長期分裂的一種禍根。晉武帝時這個禍根完全成熟了。
一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司馬氏要奪取曹氏政權，當然也必須從爭取士族入手。司馬懿當權，夏侯玄請減削中正官權力。司馬懿不敢得罪高級士族，謝絕夏侯玄的建議。自司馬懿至司馬昭，用優(yōu)厚的待遇收買士族，形成司馬氏集團。依靠這個集團，殘酷地屠殺擁曹氏的士族。到司馬昭時，擁曹士族已經(jīng)全部消滅。晉武帝建立晉朝，對待高級士族愈益寬容。例如劉友、山濤、司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憙告發(fā)。晉武帝說，山濤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劉友干的事，劉友侵剝百姓來欺騙朝士，應誅死以懲邪佞，山濤等可不問罪。晉武帝罰小官不罰大官，顯然是寬容所謂朝士的高級士族。一個高級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諫晉武帝行政不要太寬。晉武帝說，我對中等官以下，一點也不假借。胡威說，我說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這一類人。整肅法令必須從我等這一類人開端。高級士族的利益，在于壓迫中下級士族不得上升，晉武帝約束中等官以下，實際是為高級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約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來自高級士族的支持，對高級士族當然不可能有所謂整肅的法令。
高級士族政治上的權利，從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州郡縣設中正官，朝廷設吏部尚書。名義上中正官評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書執(zhí)掌選用人才的權柄。事實上中正官只依據(jù)士人的籍貫及祖、父官位，定門第的高低，吏部尚書依據(jù)門第高低作用否的標準。這種選舉法稱為門選，結果自然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高級官的特權。高級士族的經(jīng)濟上權利，從蔭親屬制得到保障。所謂蔭親屬，就是高級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蔭庇下，免向國家納租稅服徭役，也就是被蔭者須向蔭者納租稅服徭役。所蔭親屬，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孫），少的也還有三世。高級官以外，宗室（司馬氏）、國賓（被廢的魏帝）、先賢的后代、士人的子孫（名門世家）也得按門閥高低蔭親屬。這些親屬各有田和佃客，而且親屬也未必真是親屬。蔭親屬制實際是法律承認高級士族按門閥高低、勢力大小，有權從國家總戶口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屬，從國家總賦稅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賦稅。高級士族以蔭親屬為名，成為擁有土地臣民部曲類似周朝的貴族領主。區(qū)別只在貴族領主得建立采邑或國家，公開割據(jù)；蔭親屬雖然可以作“百室合戶，千丁共籍（戶籍）”的大戶主，但還不能取得割據(jù)的正式名號。
數(shù)量不大的高級士族在魏代漢的時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權，在晉代魏的時候，又取得蔭親屬的特權。有了這兩個特權，高級士族的勢力愈益鞏固，各種矛盾也因此而愈趨尖銳化。
二分封制度 晉武帝親自看到魏國禁錮諸王，帝室孤立，司馬懿父子結合士族，奪取曹氏政權的事實，因此，他違反秦漢以來虛封王侯的慣例，恢復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為國王，希望這些諸王屏藩帝室，對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晉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為國王。起初國王留居京師，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國。王國中有五個大國，六個次國，其余都是小國。大國有民戶二萬，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有民戶一萬，置上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有民戶五千或不滿五千，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王國內(nèi)文武官員，國王得自己選用。這些國王各擁大批徒黨，有機會就可以起兵作亂。
晉武帝既分封同姓，當然也得分封異姓士族。司馬昭所設五等爵號以外，仍保存漢魏以來鄉(xiāng)侯、亭侯、關內(nèi)侯、關中侯、關外侯等名號。高級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號，并實封土地，立國多至五百余國，這些五等國雖有封地和官屬，郡公郡侯縣侯還有軍，但危害性比國王要小得多。這是因為異姓不象皇族那樣容易攘奪政權，又公侯國比小王國還小，更重要的是高級士族的真實勢力都固著在本地方，所謂郡望郡姓（如瑯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縣有勢力的大族。他們分封到別郡別縣，便缺乏憑借，無法建立新勢力，因之受封的異姓公侯，實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級士族還必須有適當?shù)墓俾?。不受封的和中下級士族也必須有官職。當時朝廷為安置士族，大量設官，都督增至十個。州陸續(xù)增設到二十個，郡縣增設更多，將軍多至二十余，此外還有雜號將軍。這種文武官職，只能給予高級士族或某些中級士族，大多數(shù)中下級士族，無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職里來。朝廷允許國王和五等爵各自選用官屬，就是安置中下級士族的一個方法。事實上這個方法遠不能滿足中下級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著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機會反對高級士族。
晉武帝大封國王，以為已經(jīng)造成了一個皇族勢力。他又想造成一個代表士族的勢力，和皇族勢力互相制約，合力來擁戴帝室。士的嚴格含義是儒生。司馬昭死，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堅持行三年喪禮，下詔說“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說，我家本來是傳禮的儒生人家，不能因為做了皇帝改變我的儒生本色。從來沒有一個國君或皇帝行過三年之喪，他一定要這樣做，無非是表示自己是純粹的士族。他曾和寵妾胡貴嬪（父胡奮，征南將軍）賭博，胡貴嬪不遜讓。他發(fā)怒說，你原來是個將種。胡貴嬪說，北伐公孫，西拒諸葛（指司馬懿），不是將種是什么？他聽了很覺得慚愧。士族以積世文儒為貴，如果祖先曾做武將或其他雜業(yè)就不算純粹。大抵自東漢末士族制度形成以來，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門第世系上矜清濁。晉武帝自稱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還要爭取門第上的清望。司馬師娶東漢名儒蔡邕的外孫女羊氏為妻，司馬昭娶魏名儒王肅的長女王氏為妻，這都是司馬氏通過婚姻來提高門第的一種表現(xiàn)。司馬昭給晉武帝聘弘農(nóng)郡華陰縣楊氏女（楊艷）為妻，也是含有同樣的意義。華陰楊氏（詳見《后漢書·楊震傳》），按門第來說，是無與倫比的純粹士族。
楊皇后生晉惠帝。晉惠帝一向是個白癡，當他做皇太子的時候，晉武帝屢次要廢他，別立皇太子。楊皇后和大臣們提出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古訓，阻止廢立。楊皇后將死，要求晉武帝不得立妾為妻，正式聘娶她的從妹楊氏（楊芷）為皇后。晉武帝以諸生家自命，愿和華陰楊氏聯(lián)姻，只好一一聽從。楊芷做皇后后，她的父親楊駿超升為車騎將軍，楊氏聲勢壓倒一切。晉武帝有意造成楊氏勢力，希望它作為士族的代表，與皇族勢力合成輔佐帝室的兩翼。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楊氏力謀利用晉惠帝昏愚，恢復東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擅權的舊例，楊氏早被培養(yǎng)成了野心家。
晉武帝滿以為兩翼造成了，臨死時，詔汝南王司馬亮（司馬懿子）、楊駿同輔政。楊皇后楊駿別造詔書，令楊駿掌管全部政權。以楊氏攘奪政權為爆發(fā)點，接連爆發(fā)著無窮的禍亂。這種禍亂的根基，就是統(tǒng)治階級主要是高級士族的極度腐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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