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為期一周的新加坡儒學會議在1988年9月初結束，那時我的暑假也跟著接近尾聲。留在腦海中的，除了新加坡令人耀眼的秩序與整潔，濱華酒店舒適的接待之外，就是大會中的點點滴滴了。新大東亞哲學研究所主辦這樣一次會議，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來自五個地區(qū)的中國人，用中文討論儒學問題，爭辯之激烈是不難想象的。任何想為大會歸納幾點共識的努力，注定是無法成功的。因此，我只能就自己的觀察，提出一些感想。

　　首先，我不得不佩服勞思光與余英時兩位先生在主題演講中鋪陳的兩種觀點：一是脫力論，二是游魂論。合而言之，中國自近代以來，傳統(tǒng)文化早已陷于脫力狀態(tài)，在面對西化與現代化的挑戰(zhàn)時，顯得力不從心。儒家呢?在政治、教育、社會的解體過程中，淪為游魂，無所附麗。這兩種看法既消極又悲觀，有什么好佩服呢?

　　令人驚訝的是，三十八篇論文約有半數跳不出上述觀點的籠罩。譬如，大陸學者談到儒學的未來時，有兩種分歧的意見：一是認為五四運動以來的反儒學不夠徹底，以致阻礙了現代化的進展；二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儒家化了，成為中國傳統(tǒng)，因此若不搖撼儒家思想所造成的超穩(wěn)定結構，是無法排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無法真正走上現代化。這兩種意見各有部分道理，但是未免忽略了脫力論與游魂論，以致一方面想把儒家說得很糟糕，另一方面又把儒家說得很夠力，好像中國人腦袋不大靈光，讓這么糟糕的東西左右了兩千多年。

　　代表臺灣地區(qū)的學者也是各說各話。有人認為：臺灣地區(qū)的儒學教育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是失敗的，在社會教化作用上也是失敗的，因此全民的道德水平普遍低落。我的直接反應是：既然儒學教育失敗，又怎能要它為全民的道德負責呢?如果儒學教育成功，而全民道德仍低，它就該好好反省了。也有人認為：臺灣當局利用儒學來鞏固執(zhí)政，使儒學對于臺灣地區(qū)的政治發(fā)展產生負面的影響。我想到什么?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儒學至少對于臺灣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產生正面的影響。然而，經濟與政治可以截然劃分到這種對立的地步嗎?或者，我們竟把所有成就歸于其他因素，而把所有困境都怪罪于儒學?

　　因此，儒學陷于脫力、淪為游魂，是一種值得參考的事實陳述，可以不涉價值判斷。那么，它還有沒有未來呢?我想起存在主義文學家加繆（A.Camus)的一段軼事，當讀者批評他的《異鄉(xiāng)人》過于荒謬頹廢時，他說："覺悟到生命是荒謬的以后，不會就此告終，卻反而是個開端。"他想在荒謬之上，重新建構生命的意義。

　　儒學經過脫力與游魂的考驗之后，可以滌清傳統(tǒng)所積淀的包袱，像封建、專制、特權、人情、面子等，都可以暫時撇開，重新由學術思想的角度去研究儒學的真義?？鬃优c孟子怎能為后代號稱儒家的人負一切責任呢?我們今天研究儒家的人應該為自己負責，在理論的解析上是如此，在實踐的體證上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