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能夠"開出"民主與法治嗎?

　　這個問題在新加坡儒學會議上一再出現(xiàn)，贊成與反對之雙方歧見甚深，無法協(xié)調。即使獲得了協(xié)議，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這在根本上涉及事實問題。

　　為什么要求儒家"開出"民主與法治呢?因為民主與法治是可欲的，"可欲之謂善"，凡是善的東西儒家都可以而且應該開出，因為儒家掌握了人的本體，立乎其大者，斷然沒有理由開不出西方可以開出的東西。

　　事實上呢?今日自由國家所追求的民主與法治，從形式到內涵，是如假包換的西方產物。那么，為什么是西方開出了民主與法治，而不是儒家開出呢?當然，儒家也許可以開出，只要你再給它一百年時間；不過，一百年恐怕太長了，恐怕我們早就被歷史淘汰了。

　　如果面對上述事實，還要為儒家辯護的話，大概只有以下三途。第一，承認西方文化有其獨到之處，可以在事實上領先開出令人可欲的民主與法治；第二，儒家思想與民主法治是"相順"的，而非"相逆"的，因為只要機緣湊巧就可以自行開出，不然就算是向西方學習，也并不違背儒家的精神；第三，西方的民主與法治雖有優(yōu)越性，但也帶來一些后遺癥，因此現(xiàn)在更需要儒家來對癥下藥，化解困境。

　　以上三途各有理據(jù)，并且彼此之間并不沖突，可以合而觀之。首先，西方文化當然有其獨到之處。我們不必像《河殤》影片的解說文那樣，以西方為海洋文明，中國為內陸文明，然后肯定前者優(yōu)于后者；這種黑白二分的決定論是無法自圓其說的。民主與法治在西方經過長期的實驗，付出重大的代價，才得到初步的成功；如果追溯根源，則希臘的人文理念、羅馬的法律本位，以及基督教以上帝為人類天父的信仰，都有某種程度的孕育作用。

　　其次，儒家思想與民主法治的原理，基本上是相順的。譬如，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及"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之類的話，充分肯定了民本理想。這種理想與"民有、民治、民享"相順，是不辯自明的，但是談到付諸實踐，則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證明了它并未成功。至于法治，則儒家反對的是"人君密用之術"，而不是衡情度理之法，同時再往上提升，以德治與禮治來補其不足。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乃顛撲不破之語?？鬃铀f，"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放在今天社會來看，照樣是至理名言。

　　由此接到第三途，就是儒家能否對治西方式的民主與法治所帶來的后遺癥?這個問題如果簡單回答"能或不能"，都沒有太大的意義。理由有二：一、儒家不是萬靈丹，更不是救火隊，如果社會出了問題，儒家不可能也不必要提供急救的藥方；二、儒家講究修身，由個人自己開始克己復禮，逐漸及于家人、親友、同事等，這是從根本上化解人的問題，人若沒有問題，社會自然也就沒有問題了。因此，儒家未曾開出民主與法治，并不是什么丟人的事；西方缺乏儒家這種人文關懷，也不是什么致死之疾。雙方互相學習，才是文化交流之道。孔子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還是老老實實向西方學習民主與法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