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將農民視作革命的先鋒隊——這肯定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正統(tǒng)觀念的。毛澤東清楚地指出，無產階級的行動對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他也已經做出了自己的承諾。然而，“短時期內”將爆發(fā)農民起義的樂觀前景，卻陷入了持續(xù)數年的失敗和挫折之中。在1927年，隨著蔣介石對共產黨員的屠殺，以及斯大林要求采取革命軍事行動，毛澤東直接領導了湖南的秋收起義。起義失敗之后，他受到指責，并被剝奪了領導權，最后被迫退出了湖南。

　　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zhàn)友朱德向東轉戰(zhàn)，并且在江西地區(qū)的偏遠山區(qū)找到了一塊安全地帶。在這里，朱德成為毛澤東的軍事統(tǒng)帥，而毛澤東此時才能演練他的政黨領導技術、宣傳手段、自我批評理論和農民運動理論，后來他又將這些理論應用到了更廣闊的舞臺上。但這些演練的時間卻很短暫，因為獲勝的國民黨領導者蔣介石開始對共產黨發(fā)動了一系列“圍剿運動”。毛澤東的紅軍避開了國民黨的圍殲；他帶領一支約由12萬男人和女人組成的衣衫襤褸的軍隊開始了匪夷所思的長征，最后到達了安全地點陜西。到長征結束時，這支軍隊只剩下大約10 000名士兵——但是，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不可替代的領導者，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在陜西省，為了革命的最后勝利和取得政權，毛澤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正是在那里，他展現出他在取得權力和鞏固權力中采取機動靈活策略的能力。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要求土地的社會化和農業(yè)管理的集體化，但是毛澤東發(fā)展了一套漸進的稅收和土地改革計劃；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譴責“冒險主義”，但是毛澤東卻從著名的（暫時性的）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事件中獲益，盡管他也許并不同意這一行為；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要求城市無產階級充當革命的先鋒隊，但是，毛澤東發(fā)起的革命運動卻是建立在農民基礎之上；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否認中產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可以共同影響根本的變革，但是延安的共產黨人卻在那些階級中建立了一種聯合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戰(zhàn)略?？梢钥隙ǎ伯a黨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上的立場主要是受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的影響，但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共產黨人不需要主張他們實際所采取的高度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立場。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對土地所有者、地主和商人利益集團采取了一種如此溫和的策略，以至于不僅某些美國人而且很多中國人都認為共產黨本質上是“土地改革者”（agrarian reformers）。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發(fā)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日本擴大侵華戰(zhàn)爭；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和英國與國民黨中國結成戰(zhàn)時聯盟；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為了在戰(zhàn)后一決雌雄都保存實力；國民黨進行了姍姍來遲和近乎痛苦的政治改革努力；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內戰(zhàn)的爆發(fā)，但是失敗了；蔣介石竭盡全力地對抗共產黨，并在1947年取得了早期的勝利；其后，共產黨又集結農民力量進行反攻，首先是放棄了國民黨控制的城市，并最終通過革命又控制了這些城市——這些事件多被毛澤東充分利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導致了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一樣。除了臺灣，中國共產黨迅速鞏固了對全中國的控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和使用權力方面，不斷展現出政治實用主義的特點。但是，如果認為僅靠實用主義就夠用的話，那么毛澤東的對手們可能會取而代之；毛澤東的領導有著更加穩(wěn)固的根基。

　　毛澤東為了中國的共產主義和他自己的領導而走出的關鍵性的一步，就是他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正統(tǒng)理論的重要標準，同時轉而將農民作為革命的推動力量。這一思想并非毛澤東所獨創(chuàng)；還有其他中國的政治家們，無論是共產黨人還是非共產黨人，都曾為了美好的理想而“深入農村”。畢竟，馬克思在本質上是城市文明的產物；而中國在本質上是鄉(xiāng)村。毛澤東取得的輝煌成就，不僅僅因為他作為宣傳者和組織者所具備的技巧，而且還因為他比對手更加符合“農民群眾”的需要。雖然他的階級地位略高于雇農，但是他小時候經歷過田間的辛苦勞作，這種經歷再與革命理論結合起來，使他在后來更易于走向農民階級。毛澤東有意識地去努力研究農民，分析其對現狀的不滿及革命潛力，在關于湖南農民考察的報告逐步完善的過程中，以及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中，他調查了具有代表性的普通的中國民眾的各類群體，確定他們的物質環(huán)境、觀念以及對各種行為方式的選擇偏好。他總是關心“具體問題”——食物、土地、佃農及婦女所受的壓迫——及其對個性特征和政治行為可能產生的影響。人們長期以來一直都認為，農民將為革命行動提供支持力量；但毛澤東還將其視為革命領導的一個來源。如果說天才的政治領導者需要具備的一個最好品質，就是不僅要了解潛在的追隨者的需要，而且要了解應以何種方式來激發(fā)和引導那些需要，那么毛澤東的實踐、感知和分析，就使他具有了發(fā)動農民、領導農民的空前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