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設想的“周道”和柏拉圖設想的“理想國”在理想的社會領袖這個問題上有相近之處?？鬃釉O想的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而柏拉圖設想的是有德性的“哲人王”來統(tǒng)治城邦?！皟仁ネ馔酢彪m然最早出自《莊子·天下篇》，但實際上可以視做對儒家政治理念的一種解讀。它的意思強調，只有當一個人的內心道德修養(yǎng)已經(jīng)達到了“圣”的地步，他才能外在地成為一個社會的領袖；反過來說，一個社會的領袖人物內在的道德修養(yǎng)必須達到“圣”的水準。從現(xiàn)實的角度說，這當然是一種空想，但也正是從現(xiàn)實的角度，因為“內圣外王”之說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非常巨大，也為促使歷代當政者朝著“內圣”的方向努力提供了學理上的支持和輿論壓力。

　　“圣人”在《論語》之中設定的標準之高，不僅孔子不敢自居，甚至連堯舜這樣杰出的人物也當不起?！墩撜Z·雍也》中說道：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p>

　　不僅堯舜當不起“圣人”的稱號，在《論語》中孔子就根本沒有給出一個可以稱為“圣人”的人物供后世參考。

　　自“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以來，孔子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成為了一個借“圣人”之名招搖撞騙的偽圣人。通過《論語》原典的解讀，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孔子從來就沒有希望自己能成為或者希望別人將他看做一個“圣人”。如果他希望借“圣人”之名稱王天下，那他就不是一個大哲，而是一個類似于借明教起家的朱元璋，但如果我們看看史書，了解一下孔子的一生，我們就會明白哲人和政客的區(qū)別在哪里。東漢學者、思想家王充有感于孔子空有圣德，而沒有成就王圖霸業(yè)，說了這樣一句話：“孔子不王，素王之業(yè)在于《春秋》。”就是說按照“內圣外王”的標準，孔子編著《春秋》的德行已經(jīng)可以達到作為一個社會領袖的標準，所以追認他為“素王”，也就是沒有功業(yè)的“王”。

　　所以孔子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毖韵轮馐牵笆ト恕钡臉藴侍呶覀冸y以達到，那么退而求其次，“君子”在現(xiàn)實的操作上，我們是可以達到的。

　　這時我們對孔子所說“君子”的概念已經(jīng)有了一個大概的印象——從道德修養(yǎng)的層面上不如“圣人”，但又和“小人”涇渭分明。但是這個印象仍然過于籠統(tǒng)。那么在這個籠統(tǒng)的概念下，它的含義是不是和于丹所說的一致呢？

　　在“君子之道”這個章節(jié)中，于丹擬定了這樣三條標準：

　　1善良。

　　2胸懷天下，奮發(fā)有為。

　　3君子是合群的，雖然他內心里莊重、莊嚴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里頭卻從來不爭。

　　我們逐條來看一看。

　　于丹在論述第一條“善良”的標準時，引用《論語》的論據(jù)是“顏淵篇”中的這么一段：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于丹進一步解釋到，“不憂不懼”的意思就是“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在這里必須指出，于丹這種說法可以稱為曲解之曲解，首先她把“善良”和“不憂不懼”錯誤地聯(lián)系在一起，再把“不憂不懼”庸俗化地加以解釋，所以使得讀者對這段話的本意反倒模糊不清了。

　　楊樹達先生在《論語疏證》中引用了《禮記·中庸》的一句話來解釋這段話：“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我認為這個說法是符合《論語》原意的，意思是說君子通過內省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的志向不為外部世界所影響，并堅定不移地向理想努力，自然在面對外物的時候可以做到“不憂不懼”。如果說這段話體現(xiàn)了“君子”某一方面的品格的話，那么它說明的是堅毅和不屈，這和“善良”以及后面于丹說的“厚道”完全八桿子打不到一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