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月份去摩根銀行調研的時候，時間一下子變得非常緊迫。BIS銀行監(jiān)管委員會這時出了一份調查問卷表(questionnaire)，要求各大監(jiān)管機構，對所屬大銀行所采用的信用風險模型進行調研，填寫問卷表，匯總到BIS，再由BIS公布問卷結果，并商討下一步的行動方案。我們當時曾經協(xié)助BIS設計這份問卷表，用我們掌握的知識(當時也可能就是我們所掌握的信息量最大、最全面)把該要考慮的信用風險模型的要素都列總出來，用最淺顯的語言把模型設計的不同方法都歸納進去。最后定型的問卷表與我們提議的相差不大，這可能也與當時在BIS主管這項工作的要員就是紐約聯(lián)儲派去的有關。但我們沒想到的是，這份問卷表要得這么急，給我們的截止期限這么短，我們雖有大通銀行的資料，但卻少了另一大旗艦單位——摩根銀行的資料。

　　摩根內部所用的信用風險模型，與他們外銷的《信貸算法》并不一致，這點我們早在二月份紐約聯(lián)儲開會的時候就已知道，當時這兩個組都來作關于它們模型的描述。但根據摩根向來在模型設計上前衛(wèi)的傳統(tǒng)，我們預計它的內部模型不會簡單，得費時耗力。由于時間緊迫，我們當時要求領導人物臨時從紐約聯(lián)儲的研究部門挖了一個能文能武、有理論有技術的經濟學家來協(xié)助我們完成工作。

　　果不出所料，摩根的模型不是一般的復雜，而是相當的復雜，我們費了很多周折。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它的模型本身就很復雜。摩根總是想方設法囊括所有能囊括進去的參數，把模型做得精致細膩。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得出較為精確的結果，使模型在運用于信貸定價和資本金配置時，讓業(yè)務部門心悅誠服，不會產生過多的非議和指責。但這樣做的必然結果是模型變得相當復雜，環(huán)環(huán)相套，盤根錯節(jié)，不容易一下子看懂看穿。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沒有完整的技術文件來說明模型的來龍去脈。因為這是摩根的內部模型，不需要像外銷產品那樣，有詳細清晰的說明書，更何況它幾經修改，幾撥工作人員前赴后繼，最終的模型可能與前幾輪的模型大相徑庭，即便有個別說明文件，也語言簡單、文字晦澀、數字符號一大堆，恍恍乎，不知其所以然。我們也就只能跟著折騰來折騰去，想方設法從現成的資料里琢磨出個原委。

　　經過幾周的加班加點、冥思苦想，還有與摩根的幾輪來回，我們最后總算恍然大悟，弄清了它的來龍去脈。因為趕著要給巴塞爾交問卷表，也因為模型的復雜性，我們沒能作出一個數字實例來說明模型的運作，也沒有寫出像大通那樣系統(tǒng)的報告。后來在向領導人物匯報的時候，也就根據巴塞爾問卷作描述。

　　巴塞爾銀行監(jiān)管委員會，最后收集了成員國26個銀行的調研問卷表。所有資料都是匿名的，用英文填寫，最后的總結歸納工作由巴塞爾掌管。1999年，巴塞爾出了一篇長達65頁的調研總結報告，題為《信用風險模型：當今的實踐與運用》(CreditRiskModeling:CurrentPracticesandApplications)。其中心結論為：信用風險模型，作為計算監(jiān)管資本的基礎，尚為時過早。同市場風險模型作對比，信用風險模型的數據質量不可靠、數據庫有限、資產的價值不是按市定價、模擬的持有期長、難以通過回溯檢驗來驗證模型的可信度，等等。

　　現在所推行的舉世矚目的巴塞爾第二協(xié)議(BaselII)，或稱新巴塞爾協(xié)議，基本定稿于2004年，經歷了艱難曲折、曠日持久的過程。它在巴塞爾I的基礎上有了顯著的進展，尤其在明文強調第二支柱“銀行監(jiān)管”和第三支柱“市場懲律”方面，有了質的飛躍。

　　第二支柱的“銀行監(jiān)管”，其方式方法和政策步驟，同美聯(lián)儲銀行監(jiān)管的原則規(guī)范如出一轍，為此，美聯(lián)儲為全世界充當了經典、模范(本書第四、五章會作詳細描述)。

　　第三支柱的“市場懲律”，意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有生力量，“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來共同完成監(jiān)督、管轄、獎懲銀行的職責。這其中的積極因素和有生力量包括：銀行的股東、債券投資者、信用評級公司、審計公司、各種金融分析機構、國內國際各類監(jiān)管機構，等等。銀行經營和產品越來越市場化，對市場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監(jiān)管部門也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助自己一臂之力，增加銀行監(jiān)管的深度、廣度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