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不久，我正準備收拾地板上的空紙盒子碎包裝紙，突然想起我還有個棘手的人要對付，也就是我老媽，她現(xiàn)在是一支老年希臘合唱團的成員。

　　她老人家今年已經(jīng)71歲了，可那長舌好辯的性子至今不改。這脾氣是她1951年上大學修讀哲學時落下的。她最愛討論的話題是舊約，她家后院的鳥兒，正確的英語文法，窮苦人受難—排名不分先后左右。黃金法則是她的最愛，要是她聽到我的抵制中國計劃，肯定會懷疑這事兒不符合黃金法則。她會以為我無事生非，柿子專挑軟的捏。她保準會以此拉開一場華麗的爭論。

　　“要是有人抵制你，你會怎么想？”她鐵定會這么開場。

　　接著她會停下來琢磨，我到底還是不是她生出來的女兒。

　　接著她會這么問：“是為了那些工廠里低工資低待遇的中國工人嗎？”

　　我老媽熱愛全人類，而與人展開有關爭論，是她熱愛的方法之一。在她的世界里，絕沒有什么不值一提的對手。“誰關心他們怎么想？”這種話她從來不說。她關心每一個人的想法，尤其是錯誤的想法—因為，這樣一來，就該她履行自己幫人糾錯的職責啦。有一回，全家去碼頭旅行，那時我才八九歲，親眼看見她跟一個光著膀子騎摩托的大塊頭爭論他拳頭里捏著的海星是不是跟猶太教的六角大衛(wèi)星有一樣多的角！天知道當時我心里有多害怕。

　　“大衛(wèi)星！”那人斜靠在碼頭的平臺上，把那死掉的海星高高舉起，興奮地大叫道。

　　我老媽朝他走過去。

　　“大衛(wèi)星是6個角。”她說。

　　“5個！”他咆哮說。

　　“6個。”她說。

　　“5個！”大漢沖她嚷。

　　人群漸漸圍了起來。我暗自許了兩個愿：第一，摩托客千萬別殺了我媽；第二，但愿腳下的厚木板裂成碎片，讓我一頭栽進太平洋的巨浪當中，掉下20英尺深的海水中，再也沒人看見。那天許的愿，兌現(xiàn)了一半。摩托客罵咧咧地從碼頭上走了，沒對我媽動粗；但我一直穩(wěn)穩(wěn)當當?shù)卣驹诖a頭上。

　　“不，不是為了中國工人。”要是老媽針對我的抵制中國運動發(fā)起第一輪猛攻，我就這么回答。

　　“那么是為了美國工人嘍？為了那些因為中國沒了工作的美國工人？”

　　“不，也不是為了他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會問。

　　“是個實驗而已，”我會告訴她，“就是想試試這么做行不行。”

　　“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我還不知道，媽。所以才要試試看。”

　　她會失望的。風不往她這把火上吹，她就沒轍。“實驗”這個詞會讓她啞口無言。我可是來自一個科學之家，教師之家啊—一家人全都是虔誠的科學家和教師。在我們家，反對實驗，反對追查真相、探索知識，是絕對行不通的—就跟反對孩子上鋼琴課一樣。誰想在這方面尋找突破口，一準兒白費勁。我要在老媽開始嘮叨前堵住她的嘴。

　　拿定主意之后，我把包裝紙揉作一團，扔進從地上撿起的塑料袋里，接著，我得意地蜷進沙發(fā)，回味著這場想象中的勝利。我又覺得有點小小的愧疚，因為踩扁老媽、阻止她對全世界勞苦大眾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說，總歸是不太好，尤其是，她住在西邊兩個時區(qū)之外，我每隔一個星期才跟她打一次電話。我決定盡量拖時間，不把我們抵制中國的事兒告訴她。

　　孩子在樓上叫我，小憩時間結束了。我嘆了口氣，百般不情愿地打起精神上了樓，暫時把老媽、中國放到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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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們這個星期都不上課，所以其后四天我們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滿屋子跑。屋外很冷，所以我讓他們在屋子里頭撒歡兒。蘇菲在床上跳上跳下，維斯蹬著一輛紅色單腳滑車，車把上掛著鈴鐺到處跑，弄得我眼花繚亂。他圍著餐桌打轉，然后又一頭沖進飯廳，小鈴鐺叮當作響。有好幾次，他差點就碾到妹妹的光腳趾頭，還有好幾次，他當真碾到了我的腳趾頭—而我只能徒勞無力地嚇唬嚇唬他。我悲哀地發(fā)現(xiàn)，我已經(jīng)快速墮落成當年發(fā)誓絕不要變成的那種父母：對孩子過度縱容，只要能給我五分鐘安寧，糖果、電視任隨他們使喚。

　　維斯又一次掉轉方向。

　　“看著點兒！”我喊道。

　　他呵呵一笑，飛快地跑開了。

　　如果不蹬車，他就守著新買的中國產(chǎn)無繩電話不放。他把子機發(fā)給每個人，連保姆都不放過，好隨時觀察我們在房子周圍的舉動。

　　“你在干嘛，媽媽？”他尖利高亢的聲音通過聽筒傳了過來，就好像是在水底下安了個高音喇叭。我拿起聽筒，用濕淋淋的拇指按下通話鍵。

　　“洗碗。”我邊說邊松開按鍵。

　　“哦。”他略帶失望地回答。接著，不到五秒鐘又問，“你現(xiàn)在在干嘛？”

　　“洗碗。”我說。

　　又過了一小會兒，他的聲音再次響起。

　　“你在干嘛，媽媽？”

　　“喂狗。”

　　“那等會兒你要干嘛？”

　　“繼續(xù)洗碗。”

　　“通話完畢。”他說。

　　除了買東西，我們基本上沒出門。當然，在圣誕節(jié)清晨玩具與衣服大狂歡過后這么快就又跑去購物，實在顯得有點墮落。商店之旅令我感到頗為忐忑。一方面，我擔心未來12個月我們在市場上沒法買到某些東西，這會讓凱文，整個計劃里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受夠了我的主意，自動搖白旗，搞得抵制活動功虧一簣。

　　另一方面，我擔心提前儲備的東西太多，太容易突破限制，使得抵制活動流于形式。與此同時，我又覺得，在這最后幾天自由自在買東西的日子里，實在不應該跟凱文，以及家里的任何人說“不行”。無論如何，我們不會買什么特別出格的東西。但叫我吃驚的是，我們居然也沒有買任何中國造。我選了一對俄克拉何馬造的塑料儲物柜，一包削價出售的圣誕卡，也是美國制。當然，我注意到，架子隔壁就是一堆便宜得多的中國卡。凱文買了兩條墨西哥產(chǎn)牛仔褲。

　　咖啡機成了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根本沒人要買。

　　“我以為你想要。”一天下午，我問起這事，凱文如此回答。

　　“我？我才不想要什么咖啡機，”我說，“這是你提出來的呀。”

　　“因為我以為你想要啊，”他說，“我完全是為了你才提出來的。”

　　“我不想要，”我說，“我覺得動手煮沒什么大不了的。”

　　“那好吧，我也不想要。”他說。

　　“很好。”我說。

　　“很好。”他說。

　　他會告訴你，頑固不化的人是我，可我才不上當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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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們成嗎？”廣告時間我問凱文。

　　“熬到12點？”他問。“拿不準。”

　　這是元旦節(jié)前夜，我們生活在中國貨里的最后一天。我們找了一堆不能出門的借口，跟朋友說蘇菲突然感冒了，好留在家里干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瞪著電視看時代廣場落下水晶球。今天晚上我有點發(fā)昏，確切地說，因為對明天充滿期待，我簡直有點元神出竅了。我等不及地想上路。下決心跟未來的超級大國干上一仗，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兒呢，我幻想著人群的歡呼雷動，決心更加堅定了。來吧，我想。

　　顯然，凱文沒我那么興奮。

　　“我不是在說今天晚上。我是說這一年，沒有中國貨，”我說，“你覺得我們能熬得過去嗎？”

　　凱文聳聳肩，繼續(xù)看電視。

　　最薄弱環(huán)節(jié)，我對自己說。只好邊走邊看了。

　　我不應該對他這么苛刻的。說到貫徹新年新決心，我的記錄糟糕透頂。只有一次算是堅持了下來，那時候我還在上班，我發(fā)誓每天早晨走上四樓的辦公室，不坐電梯。說實話這算不上什么決心，因為我一直就有爬樓梯不搭電梯的習慣。這事兒完全沒什么大不了的，就跟下決心每天早晨都喝咖啡、每天早晨都洗澡差不多。還有些年份我決心參加馬拉松訓練，甚至于每天鋪床，但最多只撐到1月中旬就歇火了。

　　在等待新年到來之際，還有些事兒叫我心煩。我花了幾分鐘才想明白到底是什么事兒，而等我一想起來，頓時有點措手不及。中國雖不是至親密友，但對我又的確別有深意：它算得上是我的親戚。

　　300年前，我的中國祖先，攜妻帶子，飄洋過海到了德國。張夫人水土不適，很快過世。張先生卻混得不錯。他為一家德國人當管家，卻跟那家的女兒生了個私生子。照我想，圍繞這“混血孽種”，一定謠言滿天飛，可家譜上對此只字不提，至于張先生和他兒子，還有那可憐姑娘以后的命運，也不曾記載只言片語。生出來的是個女孩兒，僥幸活了下來。等到了19世紀70年代，她的后裔，我的曾祖母，抵達愛利斯島（美國最早的移民登記站），之后往西去了內布拉斯加。

　　我媽總拿張先生來解釋我弟為啥要穿越亞洲，她祖母為啥是個單眼皮。多年以前，我媽泛舟揚子江，在無數(shù)破舊的老飯館里吃過飯，一點兒事兒也沒有。一有機會她就大吃北京烤鴨，紅色是她最喜歡的顏色。

　　“這是天性，天性，跟后天的教養(yǎng)沒關系。”她總是這么說。

　　孩提時代，我頭上偶爾會冒出黑頭發(fā)。我會站在鏡子前仔細地觀察它們，并跟我淡黃色的小辮兒對比。第一回發(fā)現(xiàn)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別人粘在我頭上的。我把它拔出來，擱在掌心。它烏黑油亮，筆直筆直，比我其他頭發(fā)—淡黃色的卷發(fā)—足足粗上一倍。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中國，隔著大海和300年的歲月，在召喚我咧！要不，還可能有別的原因嗎？

　　有時候我會扒拉著自己的腦袋，指望找出更多黑頭發(fā)，但它們數(shù)量確實有限。等到了十多歲的時候，它們干脆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我會站在浴室的桔黃色燈光下，對著鏡子研究身上殘存的亞洲痕跡，嘴唇像中國人？還是眼睛像？可惜徒勞無功。鏡中人活脫脫是個美國農民，真失望。我想要更多中國味—更多，不是更少。

　　抵制中國非關個人，我提醒自己。再說就是一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