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釋唐高宗、武則天何以長駐洛陽，已有舊史的厲鬼說、陳寅恪的經濟供應說和岑仲勉的縱情淫樂說三種說法，都顯得鑿枘；應從軍事方面和政治方面探討原因。當時東北方有與高麗、百濟、新羅、契丹、奚的戰(zhàn)爭，西方有與吐蕃的戰(zhàn)爭，北方有與突厥的戰(zhàn)爭，洛陽大致是全國軍事形勢的幾何中心，便于應付各方的種種事務。高宗死后，武則天立即著手實現(xiàn)其蓄謀已久的政治野心，必須在制度上標新立異，別立系統(tǒng)，拋棄長安，以洛陽為神都，是其中重要環(huán)節(jié)。這樣做，是為了擺脫李唐王朝的大本營和政治、禮儀氛圍，淡化甚至消泯人們對于長安和李唐政權的回憶和感情，以改朝換代，鞏固新政權，建立新秩序。

　　一

　　唐代的洛陽和長安是東西兩京。唐朝初建時即以長安為京師，終唐一代，迄未改變。但洛陽的地位也相當重要。高宗在位33年中，七幸洛陽，累計達11年之久。高宗死后，武則天執(zhí)政22年，除晚年一度回長安兩年外，其余時間全在洛陽。可見高宗時洛陽地位迅速上升，武則天時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對于高、武長駐洛陽這一史實，舊史編纂者和近人都曾加以解釋，大抵有三種說法。其一，皇后武則天和故后王氏、故妃蕭氏爭寵，王、蕭失勢被囚，高宗惻然傷之，對二人表示即將重新處置。武后聞訊，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甕中，罵道："令此二嫗骨碎。"二人數日而死?！杜f唐書》卷51《后妃傳》說："后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發(fā)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新唐書》卷76《后妃傳》和《資治通鑒》卷200永徽六年十一月條說法相同。其二，陳寅恪先生認為：長安的經濟運輸"遠不及洛陽之優(yōu)勝"，"故自隋唐以降，關中之地若值天災，農產品不足以供給長安帝王宮衛(wèi)及百官俸食之需時，則帝王往往移幸洛陽，俟關中農產豐收，然后復還長安"。隋煬帝、武則天遷居洛陽"有政治及娛樂等原因"，但主因則是"經濟供給"。（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46頁，北京：中華書局，1963）全漢昇先生也認為高宗幸洛主要由于經濟原因和洛陽因運河溝通而形成的經濟地位。（岑仲勉《隋唐史》上冊147頁引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說，北京：中華書局，1982）韓國磐先生指出："唐初以來，由于關中糧食不足供封建中央政府所需，而洛陽地處南北運河的中點，交通漕運便利，故唐朝皇帝常到洛陽來。高宗后期，更常在洛陽了。"（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修訂本180-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其三，岑仲勉先生認為"高宗東幸，無非順則天之意耳"，武則天"長期留居洛陽，無非為其曾在長安出家，避洛可以縱情荒淫享樂起見"。（岑仲勉《隋唐史》上冊148頁）這些說法對于進一步研究這一問題雖有啟發(fā)作用，但都有漏洞。

　　二

　　舊史的說法今天看來頗為荒誕，當時亦可理解。即以此說而論，只要我們參照史實細加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它不能圓滿回答這樣的問題：武則天移居洛陽后，不但沒有少殺人，反而變本加厲。她的兒媳皇嗣（睿宗）妃劉氏、竇氏，被人誣告有厭咒行為，春節(jié)來嘉豫殿朝拜她，既退，同時遇害，并埋在宮中。其他被冤濫屠殺的人不計其數。處在眾多厲鬼的氛圍中，武則天何以固著于洛陽，不再遷到另外一塊干凈的地方去？可見，用厲鬼說來解釋武則天駐洛陽這一重大政治事件，是難以成立的。

　　高宗幸洛是否如岑先生所說"無非順則天之意"呢？武則天永徽六年（655）立為皇后，并未能立即左右高宗，顯慶四年(659)八月才形成"政歸中宮"（《資治通鑒》卷200）的局面。然而早在顯慶二年（657）閏正月，高宗便首次幸洛，其年十二月，改洛陽宮為東都，東都所在地洛州的官吏員品并如京師長安所在地雍州?？梢姼咦谥匾暵尻?，蓄之有素，幸洛應是斷自宸衷的事。上元二年（675），高宗說："兩都是朕東西之宅也。"（《唐會要》卷30《洛陽宮》）他還指示修葺宮殿，隱隱透露出長期駐蹕的心愿。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丁巳高宗去世，臨死前說：天地神靈若能讓自己多活一兩個月，"得還長安，死亦無恨"。（《舊唐書》卷5《高宗紀下》）這不過是想爭取時間，死在李唐的老窩長安，并非對駐洛的懺悔。高宗一朝，頻年幸洛，全然不是如韓先生所說后期才常在洛陽的。

　　岑先生以武則天的享樂觀念解釋重大事件的說法亦不妥。武則天以皇后、皇太后、皇帝的身份活動了半個多世紀，是全國最矚目的人物，她的一舉一動豈能掩人耳目？她曾在長安出家為尼，這件事并不能以離開長安遷居洛陽的方式遮掩過去，如果要縱情淫樂，何必定要避居洛陽？她曾被太宗娶入宮中，"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新唐書》卷76《后妃傳》）；太宗死后，她出家為尼，嗣后，高宗又娶了她。這種經歷并不體面，徐敬業(yè)起兵時，駱賓王起草的檄文就攻擊她充當太宗宮妃時就同太子淫亂，害得兩代君王犯下共同占有一個配偶的亂倫錯誤。這件事比岑先生所說她曾在長安出家嚴重得多，且為天下人所共知，那么她避居何處才能遮掩過去呢？武則天為人陰鷙，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舊史稱"政歸房幃，天子拱手矣"；"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新唐書》卷76《后妃傳》）有人上疏稱頌她為"創(chuàng)業(yè)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以前，萬機獨斷，發(fā)命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僚，具職而已"。（《舊唐書》卷87《李昭德傳》）她殺掉裴炎、徐敬業(yè)、程務挺后，對群臣要挾說："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早為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嚇得群臣不住磕頭，不敢仰視，一致表示"惟陛下命"。（《新唐書》卷76《后妃傳》）這樣一個人物，要想享樂，還顧及什么輿論和約束？

　　關于武則天的淫樂，舊史列舉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等為其面首。這恐怕屬于人身攻擊性質。薛懷義何時見知于武則天，史無明文。垂拱元年（685），武則天62歲，修繕白馬寺，以他為寺主，估計彼此結識不過是一年半載的事。二張是在萬歲通天二年（697）被推薦給武則天的，這時她已74歲。試想，一個早已到了心如枯井年歲的老太婆，是否還有懷春的心思？久視元年（700），武則天77歲，改控鶴府為奉宸府，下令選美少年為左右奉宸供奉。左補闕朱敬則諫道："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jié)之不使過度，則前圣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須眉，左監(jiān)門衛(wèi)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于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武則天賞給他100段彩色絲綢，說："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舊唐書》卷78《張易之傳》）這樣污穢的話竟出現(xiàn)在臣子的奏疏里，倒使人懷疑其可靠程度。呂思勉先生指出："如朱敬則之直斥，則昔人于男主亦無之。重潤且以竊議張易之見殺，而能容敬則乎？唐人所傳史事，不足信者甚多，敬則之疏，恐未必非好事者為之也。"（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冊7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武則天挑美少年充當奉宸供奉，無非是出于一個女性的審美心理，挑選高級侍員，要求形象好一點。這也無足為怪。至于薛張之流，不過是武則天扶持起來的私人勢力，過從親密或有之，燕昵嬖幸則未必。另一方面，這也說明武則天對于荒淫生活并不深自諱飾，那么，也不必因為顧及輿論而避居洛陽。

　　陳先生所說的經濟原因，用以解釋帝王短期巡幸洛陽，則是于史有征、言之成理的，解釋高、武長駐洛陽則似欠圓通。儀鳳三年（678）十月，高宗《幸東都詔》說："咸京天府，地狹人繁，百役所歸，五方胥萃，雖獲登秋之積，猶虧薦歲之資，眷言于此，思蠲徭賦。夫以交風奧壤，測景神州，職貢所均，水陸輻輳，今茲豐熟，特倍常時。事貴從宜，實惟權道，即以來年正月幸東都。"（《唐大詔令集》卷79。按：高宗這次抵達洛陽在儀鳳四年正月戊子，原書作儀鳳二年詔，應為三年之誤。）同樣的精神又見于玄宗時的一些幸東都詔敕。問題是關中的經濟供給是否不能解決，如不能解決為何不徑直遷都洛陽，如能解決，應當采取什么措施，這些措施在高、武長達55年的統(tǒng)治時期是否能夠實施，如果能實施而未實施，又是被什么事情所牽制？

　　岑先生不同意陳說，認為可用四種辦法解決關中供給不足的問題。其一，關內的庸調資課原征絹布者改征粟米，河南、北粟運不便者改征絹布，這樣，既省運輸之費，又增京師之儲，開元二十五年（737）曾試行。其二，駕幸沿途擾民，不如移民，貞觀初期頻年霜旱，敕關內戶口并就關外，永淳元年（682）令關內諸府兵分于鄧、綏等州就谷，有成例可循。其三，收購關中附近馀糧。其四，興修農田水利，增田增產。（岑仲勉《隋唐史》上冊149－151頁）

　　這些辦法基本上不能實行。關內庸調資課改征絹為征糧，并收購附近馀糧，當地如有足夠的糧食，官府自然能順理成章地想出這樣的辦法。開元二十五年前之所以沒有這樣做，無非是"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通典》卷10《食貨十》）的緣故。假如近處征粟米，遠處征絹布，物資的分布將會畸輕畸重，影響社會生產和民眾生活。就拿江淮地區(qū)來說，隋文帝平陳之際，朝臣建策說："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資治通鑒》卷176），遇到火災就全部報銷了。裴耀卿向唐玄宗匯報道："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通典》卷10《食貨十》）可見，改征粟為征絹，會引起另外的社會問題，給民眾和官府都帶來麻煩。至于興修水利，增田增產，岑先生同時又認為官僧商競相修造水碾水磨，占渠圖利，大妨農功，因而也不可能收到多大效益。疏散人口也難實行。當時實行府兵制，農民不脫離農業(yè)生產，隸屬于當地軍府，執(zhí)行宿衛(wèi)京師和征戰(zhàn)戍守等任務。關中人口如果疏散到外地，人口密度發(fā)生變化，將會失去居重馭輕的軍事優(yōu)勢。

　　盡管如此，緩和關中經濟供應的辦法總還是有的。一為精簡機構，減少開支；二為疏浚水道，改革漕運。高宗初年，官僚機構較小，開支不太大。到顯慶二年（657），劉祥道就憂郁地指出官吏的冗雜猥濫狀況："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舊唐書》卷81《劉祥道傳》）其中京官數量一定不少。如果關中經濟窘迫，中央當會盡量精簡機構，壓縮開支。開元二年（714）玄宗就曾"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有戰(zhàn)功及別敕，毋得注擬"。（《資治通鑒》卷210）而高宗當時卻是官吏數量仍在繼續(xù)增加，看來財政困難還未達到頻年外出就食的地步。武則天死后，中宗回長安。景龍三年（709），關中災情嚴重，糧價暴漲，運關東和江淮的糧食到京師，牛死十之八九。群臣建議巡幸洛陽，韋后不愿意離開老家長安而東遷，中宗便對群臣說："豈有逐糧天子邪！"（《資治通鑒》卷209）堅持不去，居然也在長安度過了難關。后經睿宗到玄宗初年，八年不復東幸。這說明供應困難并不一定導致幸洛。

　　疏通水道改革漕運也不困難。咸亨三年（672），高宗委派王師順漕運晉州、絳州倉粟至長安救荒，于是"河渭之間，舟楫相繼，會于渭南"。（《舊唐書》卷49《食貨志下》）可見關中的漕運條件相當不錯。裴耀卿說："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通典》卷10《食貨十》）只要官府對漕運稍事整頓，超過這個數字是不難的。開元二十一年（733）秋，裴耀卿就改革漕運問題向玄宗建議分段轉運、沿途修倉、疏通水道。到次年八月，在河口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三門倉，又鑿三門北山修陸路18里，車運以避砥柱湍險。這樣，江淮漕糧經鴻溝輸納河陰倉，又通過黃河運到洛陽含嘉倉或陜州太原倉，再由太原倉經渭水運往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萬貫。"（《通典》卷10《食貨十）此外，其他人也對一些水道加以疏浚。到天寶年間（742－755），"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通典》卷10《食貨十），是高宗初年的十多倍。加上發(fā)展農業(yè)，糧食增產，開元二十五年又在關中推行和糴法，關中的經濟供應大大好轉。據《舊唐書·玄宗紀》載，為了救荒，開元二十一年（733）出太倉米二百萬石，天寶十二載（753）出十萬石，次年一百萬石。自開元二十四年（736）玄宗由洛陽回長安后，"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資治通鑒》卷214）到天寶三載（744），玄宗高興地說："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資治通鑒》卷215）

　　裴耀卿改革漕運僅用三年時間便大見成效，可見不是什么難事。高、武55年的統(tǒng)治時期里何以不率先實行？沒有人力嗎？永徽三年（652）七月，戶部統(tǒng)計全國僅三百八十萬戶，到武則天去世，神龍元年（705）十一月，增加到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戶。（《唐會要》卷84《戶口數》）半個世紀以來，戶口是持續(xù)上升的。那么人力都用于何處了？僅第一次修造明堂，就"役數萬人"（《資治通鑒》卷204），接著又造天堂，再造明堂，何以不用來疏河修倉？沒有財力嗎？鑄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零七百一十二斤，造天樞用銅鐵二百萬斤，又修宮殿佛寺，所費何止千萬！內地沒有安定的生產秩序嗎？當時局勢大致穩(wěn)定，清洗雖然頻繁，只在李唐宗室和官僚中進行，基本不曾波及民間。徐敬業(yè)及李貞、李沖的起兵，兩月時間即徹底失敗。時人陳子昂說："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資治通鑒》卷203）可見當時社會安定，完全有條件組織社會生產。然而高宗、武則天卻長駐洛陽，毫不理會如何改善長安供應狀況，這原因我覺得應該到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中去探求。

　　三

　　高、武時同周邊民族的軍事形勢較太宗時有很大變化。東北方有與高麗、百濟、新羅、契丹、奚的戰(zhàn)爭，西方有與吐蕃的戰(zhàn)爭，北方有與突厥的戰(zhàn)爭。洛陽除了形勝和漕運條件外，大致是全國軍事形勢的幾何中心，便于應付各方的種種事務。

　　太宗時的遼東戰(zhàn)役，褚遂良建議太宗在洛陽遙控，說："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撝可以為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陀，其于西京，徑路非遠。為其節(jié)度，以設軍謀，系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舊唐書》卷80《褚遂良傳》）太宗沒有采納。戰(zhàn)事失利，原因很多，太宗親臨前線是其一。永徽六年（655），高宗剛上臺六年，就派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wèi)中郎將蘇定方發(fā)兵繼續(xù)進行遼東戰(zhàn)役。兩年后便首次幸洛，并提高洛陽的地位，改稱洛陽宮為東都。顯慶五年（660），應新羅之請，派蘇定方等破滅百濟。奚叛，討降之。又討契丹，擒其松漠都督阿卜固送至東都。年底，任命蘇定方等三人為遼東等三道行軍大總管。次年，募兵四萬四千人，加強了對高麗的攻勢。這時，高宗打算親自帶兵赴前線，由于武則天諫阻而止于洛陽。其實，高宗不過是作個姿態(tài)罷了，且不說他根本不具備太宗那樣的軍事才干，即以健康而論，前此一年，已經是"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資治通鑒》卷200）總章元年（668），高麗悉平。上元元年（674）初，新羅納高麗叛亡之眾，又封百濟故地，派兵防守，高宗派劉仁軌發(fā)兵征討。十一月，在長安住了一年的高宗又東幸洛陽。次年，劉仁軌大破新羅，新羅遣使入貢謝罪。征以太宗時事，高宗駐洛是有軍事原因的。

　　與此同時，西邊的吐蕃也開始和唐發(fā)生一系列沖突，對唐構成極大的威脅。太宗死，高宗剛即位，吐蕃贊普棄宗弄贊就致書唐廷，說："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討除。"（《舊唐書》卷196上《吐蕃傳上》）胡三省認為："吐蕃以太宗晏駕，固有輕中國之心矣。"（《資治通鑒》卷199貞觀二十三年條注）胡三省生當宋元之際，對于外族威脅十分敏感，這個見解不過是有感于時事而發(fā)。其實，當時唐蕃關系還是友好的，雙方多次互贈禮品。棄宗弄贊旋即死去，其孫以童昏繼位，軍事貴族祿東贊、論欽陵父子把持朝政，積極向外擴張。龍朔三年（663），吐蕃東破吐谷渾，吐谷渾可汗逃亡涼州，向唐告急請援，高宗做了涼州、鄯州的防衛(wèi)部署。麟德二年（665），吐蕃開始向西域發(fā)展，威脅到唐的安西四鎮(zhèn)。次年，高宗急忙西返長安?？傉露辏?69），高麗戰(zhàn)事剛結束一年，高宗把注意力轉向西邊，打算到涼州視察，被臣下諫止。高宗馬上征發(fā)九州人夫，轉發(fā)陜州太原倉粟入京師。次年，高宗任命薛仁貴為邏娑（拉薩）道行軍大總管討吐蕃，旋勝旋敗，十多萬唐軍死傷略盡。唐蕃間的緩沖地帶吐谷渾完全被吐蕃占領。"自是，吐蕃連歲寇邊。"（《舊唐書》卷196上《吐蕃傳上》）吐蕃對唐的威懾局勢表明唐不能立即取勝，加上旱災饑荒，高宗只好決定來年再幸東都。這時由于東西兩邊有同新羅和吐蕃的戰(zhàn)事，高宗也只好在兩京間游弋不定。咸亨三年（672），返回長安。上元元年（674）討新羅，又幸洛陽。新羅的事處理完畢，儀鳳元年（676）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高宗部署好洮州道和涼州道行軍元帥的人選，發(fā)兵討伐吐蕃，又回長安。儀鳳三年（678），高宗為連年對吐蕃戰(zhàn)而失利感到憂愁，就召集侍臣討論。侍臣或主張和親息民，或主張嚴設守備，等財力充足時再事征討，或主張立即討伐，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認為："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資治通鑒》卷202）高宗待在長安，已失去主持戰(zhàn)事的意義，由于戰(zhàn)爭牽制，不能及時改善關中的供應，于是在關中獲得豐收之年，下了前引《幸東都詔》，次年再至洛陽。在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中，唐所能做的事就是一面防守抗擊，一面在西邊廣事營田。而吐蕃降服了西南的西洱諸蠻，盡據羊同、黨項和諸羌之地，東與今甘肅、四川為鄰，西陷西域安西四鎮(zhèn)，北達突厥，南抵天竺，"地方萬馀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資治通鑒》卷202）

　　高宗死后，武則天立即著手實現(xiàn)其蓄謀已久的政治野心。為此，就必須在制度上標新立異，別立系統(tǒng)。這樣，政治原因便成為與軍事原因并行不悖的長駐洛陽的又一原因。武則天臨朝稱制第一年（684），就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意味著從頭開始(建平二年，即公元前5年，西漢哀帝劉欣宣布"再受命"，即改元為"太初元將"，并自號"陳圣劉太平皇帝"。陳是舜的后裔，劉是堯的后裔，哀帝此號意為堯后禪位于舜后，是再次接受天命)。同時，一系列的改變普遍鋪開：旗幟改從金色；改尚書臺為文昌臺，左右仆射為左右相；門下省為鸞臺，侍中為納言；中書省為鳳閣，中書令為內史；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按《周禮》改稱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設右肅政臺；其它部門名稱也以義類相改。垂拱四年（688），在神都立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廟，雖然按在長安時的禮儀四時享祀，但已是僑置性質。又立崇先廟享祀武氏祖考。她甚至想把崇先廟立為天子級的七廟，降唐太廟為諸侯級的五廟，因掌管禮儀的春官侍郎反對而暫加收斂。又修造明堂，用"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南向而立"，"明諸侯之尊卑"（《唐會要》卷11《明堂制度》）之意。永昌元年（689），按周歷改十一月為次年的正月，原正月為一月，除唐宗室屬籍。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改朝換代條件完全成熟。天授元年（690）九月，就改唐為周，她當上了大周皇帝，武氏廟即改為七廟。次年，改旗色為赤，改置社稷于神都，納武氏神主于太廟，而把長安唐太廟改名為享德廟，四時享祀只有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其它四廟皆閉不享，實際上連諸侯級別的數字也沒保住。同時，又遷關內數十萬戶來充實洛陽。洛陽成了大周的根據地和頭號政治中心，以至于大足元年（701）她由洛陽去長安，被保留了當時史官記載的《舊唐書》卷6記為"幸"京師。此后一段時間相沿不改，同書卷96、卷98有"中宗幸西京"、"玄宗幸京師"的說法?？梢姡鋭t天不是如岑先生所說"避洛"；而是拋棄長安，以洛陽為神都，以便擺脫李唐王朝的大本營和政治、禮儀氛圍，淡化甚至消泯人們對于長安和李唐政權的回憶和感情，利用洛陽改朝換代，鞏固新政權，建立新秩序。而高宗駐洛的性質則不同，不過是巡幸和駐蹕而已。因此，高宗想死在長安，而武則天則連高宗西葬都不愿回長安一趟。

　　武周時期，和契丹、突厥進行了激烈的戰(zhàn)爭，和吐蕃的戰(zhàn)爭互有勝負，雖收回安西四鎮(zhèn)，但一直沒能徹底解決問題。武則天病篤，中宗復辟，唐室再造。唐君臣必須否定武則天的一些作法，才能保持李唐政權的色彩。神龍元年（705），中宗上臺伊始，就揀最簡便的事做起，恢復國號為唐，郊廟、社稷、百官、旗幟、服色、文字都按高宗時制度加以恢復，把神都又改為東都。武則天死后，中宗于神龍二年（706）返回長安，后來，硬頂住關中的嚴重饑荒，不愿離開長安再去洛陽。

　　這個時期，吐蕃內亂，力量削弱，負責寇掠唐地的大將贊婆降于武則天。接著，雙方關系一度改善，吐蕃連年貢獻，唐廷允許和親。景龍四年（710），中宗以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贊普。然而，飽嘗吐蕃寇邊之苦的唐廷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次年，睿宗設置了第一個藩鎮(zhèn)節(jié)度使，即河西節(jié)度使，以涼州都督賀拔延嗣充任。開元二年（714），玄宗又置隴右節(jié)度使，以隴右防御副使郭知運充任。后來又置劍南節(jié)度使。玄宗時共有九個藩鎮(zhèn)，責任是防邊，防御吐蕃就有這三個，長安的安全一度有了保障。但在安史亂后，全國形勢發(fā)生極大變化，洛陽的重要性也已失去。吐蕃攻長安，代宗東逃只到陜州，經郭子儀、李抱真諫阻，放棄了"欲遂都洛陽"（《全唐文》卷784，穆員《相國義陽郡王李公[抱真]墓志銘》）的想法。

　　那么，為什么洛陽會成為高、武唯一選擇的地方呢？那是因為洛陽具備作為都城的充分條件，且前代已有成例可循。如隋煬帝一上臺就幸洛陽，下詔營建為東京，詔文說："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自古帝王，何嘗不留意。……我有隋之始，便欲創(chuàng)茲懷洛，日復一日，越暨于今。"（《隋書》卷3《煬帝紀上》）唐人褚遂良、陳子昂等等，都有類似看法。韋應物描繪洛陽為："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全唐詩》卷192《登高望洛城作》）因此，洛陽這座九朝古都，能受到高宗的重視，并在武則天時期成為獨占鰲頭的政治文化中心。

　?。ㄔd河南大學《史學月刊》1985年第3期，1997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