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受降城的設置

　　唐朝建立后，內陸周邊少數(shù)族經(jīng)常內犯，燒殺搶掠，給中原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造成極大的威脅。為了維護內地的安全，加強邊防就成為十分必要的事。

　　北方的大敵是游牧族突厥。唐太宗貞觀四年（630），東突厥被唐朝滅掉，不久復國，經(jīng)常南犯抄掠。唐人呂溫《三受降城碑銘》總結道："塞草落而邊氓懼，河冰堅而羽檄（征調軍隊的緊急文書，上插羽毛，必須快遞）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全唐文》卷630）為了抵御突厥內犯，唐廷在河套地區(qū)設置了朔方軍。突厥與唐軍以黃河為界。黃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每次入侵，都先到拂云祠祭祀求福，然后牧馬料兵，南渡黃河。景龍元年（707），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被打敗，唐中宗任命張仁亶（愿）接替職務。第二年，他上奏唐中宗，請求利用當時突厥全軍西擊突騎施的機會，奪取漠南地區(qū)，并在黃河以北修筑東、中、西三受降城，形成一道聯(lián)防橫線，以便斷絕突厥的南侵道路。太子少師唐休璟表示異議，認為在突厥勢力范圍內筑城，勞民傷財，而且筑成后恐怕最終還是落到突厥人手中。張仁亶固請不止，唐中宗同意筑城。張仁亶組織朔方軍將士筑城，咸陽兵二百余人逃歸，被擒獲處死。將士們全力以赴，用了兩個月的時間，筑成了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即在拂云祠所在地，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南。東受降城在今內蒙古托克托，西受降城在今內蒙古烏拉特中后聯(lián)合旗西南，各距中受降城四百里。張仁亶又在中受降城東北的牛頭朝那山（在今內蒙古固陽東）以北設置烽堠一千八百所，時刻警惕地監(jiān)視突厥的動向，及時傳遞消息。張仁亶筑三受降城，不設壅門（一說懸門，一說遮蔽城門的短墻）和卻敵戰(zhàn)格。有人問道："此邊城御賊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他解釋道："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苋糁链?，即當并力出戰(zhàn)，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舊唐書》卷93《張仁愿傳》）后來常元楷擔任朔方軍總管，添置壅門，人們因此敬重張仁亶而小看常元楷。三受降城筑成后功能如何？呂溫《三受降城碑銘》描繪道："跨大河以北向，制胡馬之南牧。……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于寸眸，拳大漠于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斗型器具，銅質，有柄，容量一斗，白天用來做飯，夜晚敲擊巡更）鳴。"因此，"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全唐文》卷630）白居易《城鹽州·美圣謨而誚邊將也》詩說："吾聞高宗中宗世，北虜猖狂最難制。韓公創(chuàng)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漢兵。東西亙絕數(shù)千里，耳冷不聞胡馬聲。"（《白居易集》卷3）這使得突厥不能越過陰山放牧、寇掠，朔方軍當即裁減數(shù)萬人，不但保衛(wèi)了內地的安全，也給國家節(jié)省了大量經(jīng)費。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解琬擔任朔方大總管，又奏請裁減三城戍兵十萬人。突厥等族自然不甘心，妄想攻陷三受降城，繼續(xù)肆虐。歸降唐朝的突厥部落及仆固部落被安置在受降城附近生活，他們"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資治通鑒》卷212）唐玄宗開元八年（720），持節(jié)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王晙密奏朝廷，請求除掉隱患，于是誘請他們來中受降城宴飲，殺掉八百余人。拂云祠周圍，氣象與往日迥然不同。中唐詩人李益《拂云堆》詩說："漢將新從虜?shù)貋?，旌旗半上拂云堆。單于每近沙場獵，南望陰山哭始回。"他的《夜上受降城聞笛》詩說："回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xiāng)。"（《全唐詩》卷283）這說明北方國防的鞏固是戍兵長期鎮(zhèn)守受降城的結果。當然，戰(zhàn)爭只是民族關系的一個方面。當突厥和唐朝關系和好后，唐玄宗優(yōu)待他們，從開元十五年（727）開始購買他們的馬匹，"許于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舊唐書》卷194上《突厥傳上》）天寶六載（747），回紇、堅昆、室韋等族獻馬六十匹，唐玄宗"令于西受降城使納之"。（《唐會要》卷72《馬》）有鑒于此，唐朝后來一直很重視三受降城。元和八年（813），西受降城因黃河改道而浸毀，宰相李吉甫建議放棄該城，將駐軍移戍于東南面的天德軍故城（在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北）。大臣盧坦和李絳極力反對，認為："西城張仁愿（后避唐睿宗李旦同音諱改名）所筑，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沖，美水豐草，邊防所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二三里，奈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況天德故城僻處確瘠，其北枕山，與河遠絕，烽候警備，不相統(tǒng)接，虜之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舊唐書》卷153《盧坦傳》）城使周懷義上奏論列利弊，和盧坦不謀而合，唐憲宗決定不采納李吉甫的餿主意。寶歷元年（825），駐扎在東受降城的振武節(jié)度使張維上奏，以為"東受降城濱于河，歲久雉堞（城墻上部兩邊的齒狀矮墻，又叫女墻、女垣，用以掩護將士）摧壞，請移于綏遠烽南"。（《唐會要》卷73《三受降城》）唐敬宗撥給經(jīng)費一百萬銅錢，歷時五月而完工。

　　北方另一個游牧族回紇，曾改名回鶻，被黠戛斯滅國后，幾支殘部數(shù)萬人南遷至天德軍塞下，向唐廷不斷提出借天德城和索取糧食牲畜的要求，內犯時刻可能發(fā)生。這種狀況持續(xù)了一年多，到會昌二年（842），宰相李德裕奏請"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資治通鑒》卷246）唐武宗批準。這樣，唐政權利用三受降城在北方建立起一道嚴密的防線，為后來回紇殘部侵逼振武而部署自衛(wèi)反擊奠定了基礎，終于破滅回紇殘部，徹底解決了北部的邊患問題，保衛(wèi)了內地的安全。

　　二、 邊地藩鎮(zhèn)的設置

　　邊患威脅除了來自北方的突厥、回紇，主要的還有西南的吐蕃、南詔，以及東北的奚、契丹。為了應付局面，唐廷在邊地部署兵力，加以戍守、防范。武德元年（618）唐朝始建，唐高祖因襲隋朝舊制，把各地的軍事長官稱為大總管，加號使持節(jié)。武德七年（624），又改大總管為大都督。唐太宗貞觀三年（629）以后，行軍即稱總管，在本道則稱都督。唐高宗永徽（650-655）以后，除授都督帶使持節(jié)即是節(jié)度使，不帶節(jié)者不是節(jié)度使。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賀拔延嗣被任命為涼州（治今甘肅省武威市）都督，充河西節(jié)度使，才正式有了節(jié)度使的稱號。使職本來屬于臨時差遣性質，完成使命便要交差去號，但由于后來藩鎮(zhèn)的設立既普遍又長久，節(jié)度使遂成為固定職務，成為一方軍事轄區(qū)的最高軍政長官。

　　河西節(jié)度使設置兩年以后，到開元元年（713）年底，唐玄宗又任命鄯州（治今青海省樂都縣）都督陽矩為隴右節(jié)度使。河西、隴右兩個藩鎮(zhèn)的主要任務，是防范吐蕃的入侵。吐蕃在唐初興起后逐漸強大，其控制區(qū)包括我國現(xiàn)今的西藏、青海和四川西部，以及鄰國不丹、錫金、尼泊爾和克什米爾地區(qū)。吐蕃經(jīng)?？苈犹频?。龍朔三年（663），吐蕃東破吐谷渾，吐谷渾可汗逃亡涼州，向唐廷告急請援，唐高宗作了涼州、鄯州的防衛(wèi)部署。麟德二年（665），吐蕃開始向西域發(fā)展，到咸亨元年（670），攻占了唐地18州，還攻占了唐安西都護府統(tǒng)領的龜茲撥換城（今新疆阿克蘇），使唐廷被迫撤消安西四鎮(zhèn)。安西四鎮(zhèn)指龜茲（今新疆庫車）、于闐（今新疆和田）、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和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唐廷放棄安西四鎮(zhèn)，也就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注意力只好轉向內地的防范。唐高宗隨即任命大將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帶兵在青海湖南側的大非川同吐蕃作戰(zhàn)，旋勝旋敗，十多萬唐軍死傷略盡。此后，吐蕃連年寇邊，不僅邊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私人財產(chǎn)蒙受損失，就是積石軍（設在廓州達化縣西界，今青海省貴德縣）的軍墾農(nóng)場，也難以例外。由于吐蕃年年來搶收麥子，邊地人竟把積石軍稱為"吐蕃麥莊"。唐玄宗時期，幾任河西、隴右節(jié)度使都對吐蕃進行過軍事反擊。哥舒翰痛創(chuàng)前來搶麥的吐蕃騎兵，又在青海中筑神威軍、應龍城城堡，使吐蕃屏跡，不敢靠近青海。他還收回了被吐蕃侵占的石堡城（在今青海省湟中縣西）。這樣，西部的安全暫時有了保障。因此，他被唐玄宗封為西平郡王。唐玄宗表彰他在"犬戎（吐蕃）苞藏，禍盈惡稔，南援蠻落（南詔），東窺塞垣"之時，"特稟廟謀"，"收九曲之舊疆，開千里之沃壤。亭障臥鼓，既成禁暴之勛；屯田饋軍，以益封財之用"。（《唐大詔令集》卷60，《隴右、河西節(jié)度使哥舒翰西平郡王制》）政府除了利用本鎮(zhèn)兵士進行邊境防衛(wèi)以外，還從內地招募民眾或調遣兵士到隴右防秋。所謂"防秋"，是針對吐蕃利用秋季草肥馬壯的條件組織內犯，唐政權相應地部署重兵守備的活動，秋盡冬來，牧草枯萎，形勢緩和，這一活動也就隨之結束。開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命"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資治通鑒》卷214）唐德宗曾調淮西鎮(zhèn)（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兵士五千人至京西防秋。貞元三年（787），其中四千人受該鎮(zhèn)叛將吳少誠密招，從駐地私歸，進入陜州（治今河南省陜縣）后，被當?shù)剀娒駳灉绱M。

　　劍南（治今四川省成都市）節(jié)度使始置于開元五年（717）。后來轄區(qū)縮小，該鎮(zhèn)改稱為劍南西川。劍南藩鎮(zhèn)南接南詔，西鄰吐蕃，對于抵御兩族，保衛(wèi)內地安全，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兩族侵占了劍南的一些地方，擄走當?shù)財?shù)以千計的百姓。大和四年（830），李德裕出任節(jié)度使后，主持修建了籌邊樓，召集熟悉山川、城邑、道路和兩族部落眾寡及分布情況的人來座談，然后在樓里分左右兩邊分別繪制南詔和吐蕃的地形、交通以及態(tài)勢的示意圖。同時，他構筑了杖義城、御侮城和柔遠城，還整頓軍隊，制造兵器。這些努力給兩族以極大的震懾。次年，他奏請?zhí)莆淖谇彩鼓显t，要回被南詔擄掠去的蜀人，南詔不敢怠慢，送回5395人。接著，吐蕃大將悉怛謀來成都投降，交還他所占領的維州城（今四川省理縣東北）。朝中反對論調因夾雜著黨爭性質而甚囂塵上，唐文宗因而指示李德裕把維州和吐蕃降眾交付吐蕃，南詔乘機寇掠，占據(jù)了今四川省西昌市附近的三個縣。

　　幽州（治今北京市）節(jié)度使始置于開元元年（713），天寶元年（742）改稱范陽節(jié)度使。平盧（治營州，又稱柳城，今遼寧省朝陽市）節(jié)度使始置于開元七年（719）。幽州藩鎮(zhèn)主要防御突厥，并與平盧藩鎮(zhèn)共同防范奚和契丹。奚、契丹并稱兩蕃，是東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經(jīng)?？苈觾鹊?。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契丹攻陷營州，一兩年間，大敗武周軍隊，一直入侵至今河北省境內。先天元年（712），奚、契丹二萬騎兵又入寇幽州，"大掠而去"。（《資治通鑒》卷210）唐玄宗為此一直很焦慮，設置藩鎮(zhèn)的同時，還開設智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以選拔安邊人才，策問考生時特別提到："柳城梗澀，何籌以系其虜？"（《登科記考》卷7）他多次譴責兩族的侵擾行徑。在給奚族首領的敕書中，他指出："朕于諸蕃，含養(yǎng)過厚，忝預人類，亦合知恩"（《張曲江集》卷9，《敕奚都督李歸國書》）；"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張曲江集》卷8，《敕投降奚等書》）在給幽州、平盧兩鎮(zhèn)將士的敕書中，他又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yōu)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張曲江集》卷9，《敕幽州節(jié)度使張守珪書》）他解釋建置邊地軍鎮(zhèn)的用意，并對軍士們寄以保土治安的厚望，說："頃者所以列置軍鎮(zhèn)，遞為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為國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討除？"（《張曲江集》卷9，《敕平盧諸將士書》）安祿山在兼任平盧、范陽兩鎮(zhèn)節(jié)度使期間，對奚、契丹鎮(zhèn)撫并用，恩威兼施，既安輯了兩族，又保衛(wèi)了內地的安全，從而解決了長期使朝廷頭痛的東北邊防問題。因此，唐玄宗在天寶七載（748）給他晉爵為柳城郡開國公，兩年后又進而晉爵為東平郡王。晉爵詔文表揚他"一心之節(jié)逾亮，七擒之策益章"。與諸葛亮效忠蜀漢，七擒孟獲，安定南中地區(qū)的歷史功績相媲美。還說他"外威戎落，稽顙以輸誠"；"聲威振于絕漠，捍御比于長城"；"風塵攸靜，邊朔底寧"。（《安祿山事跡》卷上）大和五年（831），唐文宗和宰相牛僧孺討論幽州節(jié)度使李載義被兵變逐走，是否承認楊志誠接替其職。牛僧孺認為誰當節(jié)度使都一樣，不必計較楊志誠的逆順，"第付以節(jié)，使捍奚、契丹"。（《新唐書》卷174《牛僧孺?zhèn)鳌罚┛梢娂词乖诜?zhèn)割據(jù)的條件下，邊地藩鎮(zhèn)仍然發(fā)揮著防御外患的功能。

　　朔方（治今寧夏靈武縣）節(jié)度使始置于開元元年（713）。河東（治今山西省太原市）節(jié)度使在開元十一年（723）以前稱天兵軍節(jié)度，這年改為太原以北諸軍節(jié)度，開元十八年（730）宋之悌被任命為河東節(jié)度使，始成定制。這兩個藩鎮(zhèn)和范陽藩鎮(zhèn)，都負責防御突厥。嶺南地區(qū)沒有強敵，起初只在廣州設五府（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jīng)略使，至德二載（757），唐肅宗任命賀蘭進明為嶺南五府經(jīng)略兼節(jié)度使，才有了節(jié)度使的稱號。《資治通鑒》卷249大中十二年（858）條記載："峰州西有林西原（按：今越南老街），舊有防冬兵六千"。這是由安南都護府（治交州，今越南河內市）統(tǒng)領的。胡三省注云："南方炎瘴，至冬瘴輕，蠻乘此時為寇，故置防冬兵。"在西域，開元六年（718）始設置安西四鎮(zhèn)節(jié)度經(jīng)略使，駐所在龜茲，開元十二年（724）以后，或稱磧西節(jié)度，或稱四鎮(zhèn)節(jié)度。到開元二十一年（733）任命了安西四鎮(zhèn)節(jié)度，遂成為定制。前此在開元十五年（727），分其地置北庭（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節(jié)度使。兩鎮(zhèn)的責任在于防御突騎施、堅昆（黠戛斯）和西突厥，并切斷吐蕃和大食（阿拉伯）的通援道路。安史亂后，河隴地區(qū)（今甘肅、青海、新疆）全部被吐蕃占領，兩鎮(zhèn)與朝廷隔絕聯(lián)系二十多年。直到建中二年（781），兩鎮(zhèn)使者繞道入朝，人們才知道兩鎮(zhèn)軍民一直堅守地盤，防止吐蕃侵擾。興元元年（784），唐德宗想把兩鎮(zhèn)割讓給吐蕃，謀臣李泌說："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并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資治通鑒》卷231）這一主張得到朝臣的支持，割地才未能成為事實。

　　安史亂后，內地遍設藩鎮(zhèn)。不管它們與朝廷的關系如何，由于地理位置的緣故，它們不具備上述邊地藩鎮(zhèn)那樣的邊防治安功能。

　　三、 烽候制度

　　烽候，又寫作烽堠，是觀察敵情、傳遞信息的固定軍事處所。治安方面的情報，除了地方官府和軍事部門差遣人馬飛章奏報以外，還依靠烽候發(fā)出信號，遞相傳送。

　　唐代從都城到沿邊地區(qū)，遍置烽堠，形成以長安為中心的輻射網(wǎng)絡。

　　烽候皆有名稱。中唐詩人李益有從軍經(jīng)歷，《全唐詩》卷283所載他的詩歌幾處提到烽候名稱。《上黃堆烽》詩說："心期紫閣山中月，身過黃堆烽上云。"《赴渭北宿石泉驛南望黃堆烽》詩說："邊城已在虜城中，烽火南飛入漢宮。"紫閣山是長安南面終南山的一座山，作者把它和黃堆烽相提并論，可見都離長安不遠。而黃堆烽在渭北可以南望，"烽火南飛入漢宮"，可知黃堆烽在京師北邊，是內地烽候?！赌哼^回樂烽》詩說："烽火高飛百尺臺，黃昏遙自磧西來。"《統(tǒng)漢烽下（一作過降戶至統(tǒng)漠烽）》詩說："統(tǒng)漢烽西降戶營，黃沙白骨擁長城。只今已勒燕然石（公元89年，竇憲、耿秉率領東漢軍隊，在稽落山[蒙古國西北部]大敗北匈奴，降服二十余萬人。漢軍出塞三千里，直至燕然山[蒙古國杭愛山]，由班固刻石記功而還），北（一作此）地無人空月明。"《軍次陽城烽舍北流泉》詩說："何地可潸然，陽城烽樹邊。今朝望鄉(xiāng)客，不飲北流泉。"回樂烽在回樂縣，縣址在今寧夏靈武縣西南。統(tǒng)漢烽在長城邊。作者有《鹽州過胡兒飲馬泉》詩，鹽州又稱五原，在今內蒙古，疑陽城烽北流泉即指此泉。那么，這些都是邊地烽候。

　　唐朝政府在邊境地區(qū)筑城以置烽候；內地則在"高山四望險絕處"或"平地高迥處"置為烽火臺。各烽候之間，大約相距三十里，這不僅為了讓比鄰烽候互相能看見信號，還由于有時需要派人聯(lián)絡，距離不能太遠。但由于地勢不能整齊劃一，再加上人力物力的限制，實際上須變通設置，對于三十里的規(guī)定不能膠柱鼓瑟。烽火臺是圓柱形的高臺，底闊三丈，上闊一丈，高五丈。臺上修造圓屋，墻壁上開鑿"覷賊孔"以瞭望四面八方，屋徑一丈六尺，一面突出三尺，上面設木板，板上設三所火灶。臺下也設三所火灶。"上下用軟梯，上收下垂。"（李筌《太白陰經(jīng)》卷5《烽燧臺篇》）每所烽候設正副烽帥各一人，掌管文書、符牒、轉牒；兵士五人，稱為烽子，輪班值勤，負責觀察敵情，發(fā)出信號。白晝以煙為信號，用狼糞作燃料。唐人段成式說："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酉陽雜俎》前集卷16《毛篇》）宋人陸佃說："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埤雅》卷4《釋獸·狼》）若無狼糞則改用牛糞。夜晚以火為信號。因此，每所烽候都備有流火繩、狼牛糞便和柴禾。如果夜間和白天都平安無事，各烽候在早晨和黃昏要兩度自行燃放一炬，稱為"平安火"。如果沒有平安火，表明烽子已被敵寇俘虜或殺害，敵情嚴重。天寶十五載（756），唐軍在長安的東部門戶潼關同安史叛軍作戰(zhàn)失利，"及暮平安火不至"（《資治通鑒》卷218），唐玄宗知道京師危急，因而商量外逃避難。對于敵情，烽候視其輕重發(fā)出信號。"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而為差焉。"（《大唐六典》卷5《尚書兵部》）為了避免信號混亂，唐政府嚴禁在烽候周圍燃放煙火。報警設施發(fā)出的信號，無非由聽覺器官和視覺器官所接受，在當時沒有電訊裝置的情況下，烽候報警成為治安狀況最簡便迅速的信息傳遞。它主要針對外族入侵，同時也用于對付國內的動亂。

　　國家對烽候加以管理。中央主管官員是兵部職方的郎中和員外郎。唐律有"烽候不警"律，規(guī)定："諸烽候不警，令寇賊犯邊，及應舉烽燧而不舉，應放多烽而放少烽者，各徒三年。若放烽已訖，而前烽不舉，不即往告者，罪亦如之。以故陷敗戶口、軍人、城戍者，絞。即不應舉烽燧而舉，若應放少烽而放多烽，及繞烽二里內輒放煙火者，各徒一年。"（《唐律疏議》卷8《衛(wèi)禁》）

　　烽候作為常設的處所，所用人力很多，在治安情況正常時就顯得冗余。開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認為邊隅無事，寰宇安定，"內地置烽，誠為非要"，因而下令"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計烽帥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大唐六典》卷5《尚書兵部》）元和元年（806），京兆府就轄區(qū)內的情況上奏說："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計九百七十五人。遠近無虞，畿內烽燧請停。"（《唐會要》卷72《京城諸軍》）唐憲宗予以批準。

　　四、 關津、過所制度

　　唐代在長安周圍和邊境地區(qū)筑關，以利用山河形勢，控扼交通。關于設關的治安意義，武德九年（626）八月，剛剛即帝位的唐太宗下詔指出："關梁之設，襟要斯在，義止懲奸，無取苛暴。"（《唐會要》卷86《關市》）《舊唐書》卷43《職官志二》指出：長安周圍的關，用以"限中外"，邊境地區(qū)的關，用以"隔華夷"，目的在于"設險作固，閑邪正禁"。

　　當時的關分為上中下三類。京城四周有驛道的關屬于上關，無驛道的關屬于中關；其它地方有驛道的關屬于中關；其余的都是下關?！杜f唐書》卷43《職官志二》，《新唐書》卷46《百官志一》和卷49下《百官志四下》，以及《大唐六典》卷6《尚書刑部》，都說全國共有26座關?！洞筇屏洹凡⒅赋鏊鼈兊拿Q和方位，這里據(jù)《新唐書·地理志》加以訂正，即上關六座，即京兆府的藍田關，華州（治今陜西省華縣）的潼關，同州（治今陜西省大荔縣）的蒲津關，岐州（治今陜西省鳳翔縣）的散關，隴州（治今陜西省隴縣）的大震關，以及原州（治今寧夏固原縣）的隴山關。中關十三座，即京兆府的子午、駱谷、庫谷，同州的龍門，會州（治今甘肅省靖遠縣）的會寧，原州的木峽，石州（治今山西省離石縣）的孟門，嵐州（治今山西省嵐縣北）的合河，雅州（治今四川省雅安市）的邛來，彭州（治今四川省彭縣）的蠶崖，安西（治今新疆庫車縣）的鐵門，以及興州（治今陜西省略陽縣）的興城、華州的渭津。下關七座，即梁州（治今陜西省漢中市）的甘亭、百牢，河州（治今甘肅省臨夏市東北）的鳳林，利州（治今四川省廣元市）的石門，延州（治今陜西省延安市）的永和，綿州（治今四川省綿陽市東）的松嶺，以及龍州（治今廣西龍州北）的涪水。

　　這個統(tǒng)計數(shù)字是相當保守的，實際上當時很多地方都曾置關。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宣布"廢潼關以東瀕河諸關"。（《新唐書》卷2《太宗紀》）但天授二年（691），武則天又下敕"廢省洛州南北面各置關"。（《唐會要》卷86《關市》）可見唐太宗的指示并未認真執(zhí)行，而上述26關名單卻未包括這些地區(qū)的關?！短茣肪?6《關市》記載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收復被吐蕃占領的原州城及諸關，諸關指石門、驛藏、制勝、六盤、石峽、蕭關，除石門外，其余不見于上述名單。三年后，隴州新置定戎關?！读谠肪?6《館驛使壁記》說：洋州（治今陜西省洋縣），"其關曰華陽"?！缎绿茣?middot;地理志》記載了所有關以及前代故關的具體位置，如云伽關、雁門關（陘嶺關）、居庸關、天井關（太行關）、虎牢關、承天關（娘子關）、清溪關、芒車關（昂車關、仰車關）……，文繁不具。唐人詩歌也常提到今甘肅省西部絲綢之路孔道上的陽關和玉門關。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說："西出陽關無故人。"（《王右丞集箋注》卷14）王昌齡《從軍行》之四說："孤城遙望玉門關。"（《全唐詩》卷143）初唐時期，為了對付西突厥，官府嚴禁百姓西行出蕃。釋玄奘欲西游天竺巡禮求法，未獲官府批準。貞觀三年（629），他趁災年官府允許僧俗到各處就食的機會，私自西行，路上受到地方官府的通緝。到了瓜州（唐初治今甘肅省敦煌市西），有人告訴他："從此北行五十馀里，有瓠蘆河（按：疏勒河），上廣下狹，洄波甚急，深不可度。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按：大戈壁），伊吾（按：哈密）國境。"他聽后極度失望。這時，涼州又給瓜州送來了訪牒，要求對這位偷度者，"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1）這反映出關的修建如何利用山河形勢，以及有何作用。

　　唐政府對關實行嚴格的管理。中央主管官員是刑部司門的郎中和員外郎。各關設令、丞、錄事、津吏若干人，無津者不置津吏。關令的職責是"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jù)過所以勘之"。（《舊唐書》卷44《職官志三》）所謂"過所"，就是官府頒發(fā)的通行證。凡是要度關的人，在京城的，由所屬部門審批后，報刑部的主管機構尚書省申請頒發(fā)過所；在外地的，由府州官府頒發(fā)，具體的負責機構和官員是戶曹和司戶參軍。如果不屬于任何部門，憑有關來文，由所在地官府發(fā)給。出塞超過一月的，官府發(fā)給"行牒"。邊境獵人以狩獵為生，要出界打獵，發(fā)給"長籍"，三個月一換。

　　關于過所制度的具體情況，當代學者根據(jù)1959至1975年在吐魯番出土的唐代過所文書進行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唐過所分為正副本，如《石染典過所》鈐官府印鑒，具有法律效能，稱為正本或'正過所'，付行人自隨；而玄宗年間《唐年某往京兆府過所》沒有鈐官府印鑒，為副本或'副過所'，又稱錄白案記，存檔備查。"唐代有完善的過所勘發(fā)程序，共分為五個步驟："一是凡請過所者必須向本縣呈牒申請，具名年、身分，所攜隨員（親屬、作人、奴婢）名年、身分，牲口頭數(shù)、毛色以及出行目的和往何地等項；二是請過所者須聘請一至五位保人，具保所攜奴畜不是誆誘拐騙，而是合法買得或家生，并承保請過所人是國家編戶，非逃戶、逃兵；三是申請人要向職掌戶口賦役的基層組織負責人里正交代出行目的、時限以及離鄉(xiāng)之后本戶賦役由誰代承；四是縣司依行客請牒所列諸項，向里正、保人和當事人質詢核實，并向州府呈牒請給；五是州司戶曹依過所式勘給簽發(fā)過所。"同時，還實行著嚴密的勘驗制度："諸都督府以下各級地方行政、軍事機構，上至軍鎮(zhèn)下至烽鋪，都有勘驗行人過所的職責。在各級地方機構中，因關津置于關中四面和邊州要隘以及交通要沖，故履行勘驗過所是其重要職能。這是唐朝保證戶口的穩(wěn)定和賦役、兵役的來源，'禁末游，伺奸慝'，尤其在邊防查獲逃人、奸細，維持國防及社會治安的一項重要措施。"（程喜霖《護照與簽證功能合一的過所》，載《文史知識》1992年第8期）

　　違反正常程序而度關，有三種情況，即"冒度"、"私度"和"越度"。冒度指冒名請過所而度關，私度指沒有公文、過所而度關，都要判處一年徒刑，給冒名者頒發(fā)過所的官吏受同樣處罰。越度指不由關門和津口而偷越者，要判刑一年半，如果偷越的是邊境的關，則判刑兩年。關于物資和兵器的度關問題，政府也做出規(guī)定。《關市令》說：紡織品和金銀鐵等，"并不得度西邊、北邊諸關及至緣邊諸州興易"。（《唐律疏議》卷8《衛(wèi)禁》）其目的在于防止貴金屬、絹帛（在當時充當貨幣）等財富以及兵器原料外流，以保證自己一方在經(jīng)濟、軍事方面處于優(yōu)勢。攜帶禁物和禁兵器私度內地的關，從坐贓論罪，攜帶禁兵器越度邊境的關，處以絞死。關門嚴格執(zhí)行啟閉制度。"應閉，忘誤不下鍵，若應開，毀管鍵而開者，各杖八十。錯下鍵及不由鑰而開者，杖六十。……若擅開閉者，各加越罪二等。"（《唐律疏議》卷8《衛(wèi)禁》）

　　關本來是呵而不征的，但長安二年（702），有關部門向武則天建議無論工商還是行旅，度關者一律征稅。鳳閣舍人崔融上疏反對，指出：古代"關市之稅者，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而今"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jù)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喑嗚則彎弓，睚眥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惟流逆齊民，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為害方深。……關為詰暴之所，市為聚民之地，稅市則民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民散則懷不軌"。（《唐會要》卷86《關市》）

　　盡管這樣，還是免不了出問題。元和十二年（817），關東跋扈藩鎮(zhèn)為阻止唐憲宗平定淮西藩鎮(zhèn)叛亂，曾派人入京師制造混亂，拆毀皇室陵廟列戟，焚燒草料，流矢飛書，往往不絕。追究責任，"蓋關防之罪也"。兩年后，朝廷平定了淄青鎮(zhèn)（駐今山東省青州市），獲得該鎮(zhèn)獎賞蒲津關和潼關吏卒的文案，才知道"吏卒取于賊而容其奸也"。（《唐會要》卷86《關市》）廣明元年（880），黃巢起義軍挺進關中，朝廷派十萬官軍扼守潼關。關左有一谷，可通行人，平時為了收稅，禁止通行，稱為禁谷。在起義軍逼近潼關時，官軍只守潼關，不防禁谷，"以為谷既官禁，賊無得而逾也"。（《舊唐書》卷200下《黃巢傳》）于是，起義軍前鋒由禁谷而入，與大部隊前后夾攻，痛殲官軍，占領了潼關。潼關作為長安的東部門戶，對李唐政權有著極為重大的屏障京師、隔絕關東的治安作用。唐廷失去了對潼關的控制，也就失去了治安秩序。起義軍隨即進入關中，如入無人之境，很快占領了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