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以周長安故宮“不足建皇王之邑”，詔左仆射高窣颎，將作大匠劉龍等，于漢故城東南二十一里龍首山川原創(chuàng)造新都，名曰大興城[1]。城東西十八里余，南北十五里余。城內北部為皇城；皇城內北部又為宮城；即文帝之大興宮也。自兩漢南北朝以來，京城宮闕之間，民居雜處；隋文帝以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內唯列府寺，不使雜人居止，區(qū)域分明[2]，為都市計劃上一重要改革。后世所稱頒之唐長安城，實隋文帝所創(chuàng)建也。

　　文帝又于岐州營仁壽宮，避暑多居之，晚年每歲自春至秋，以在仁壽宮為最多。“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見注1]。然帝性儉約，此外少所營建。

　　煬帝即位（公元604年），即“于伊雒營建東京”[3]。“東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4]。城中街衢整潔，如“端門街..闊一百步，旁植櫻桃石榴兩行。..民坊各..開四門，臨大街門并為重樓，飾以丹粉。..大街小陌，縱橫相對”。宮殿以乾陽殿為正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軒。文■鏤檻，欒櫨百重，楶拱千構，云楣繡柱，華榱璧珰，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大業(yè)殿規(guī)模小于乾陽殿，而雕綺過之。..大業(yè)，文成，武安三殿..殿庭并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藥奇卉”[見注4]。又有“元靖殿，周以軒廊，即宮內別供養(yǎng)經(jīng)像之處”[見注4]。“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秘閣之書’，東屋藏甲乙（經(jīng)、子），西屋藏丙?。ㄊ?、集）。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于殿后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績臺，藏古畫”[5]。以圖書美術相提并論，特為營建，如后世圖書館美術館之觀念，實自煬帝始也。

　　煬帝“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繞龍鱗渠。..每院門并臨龍鱗渠，渠面闊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即種楊柳修竹，四面郁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中有逍遙亭，八面合成，結構之麗，冠絕今古。..苑內造山為海，周十余里，水深數(shù)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宮觀..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又有甘泉宮，“一名芳潤宮，周十余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峰曲澗，秀麗標奇”。亭觀橋殿甚多；“游賞之美，于斯為最”[見注4]。

　　唐因隋舊，即大興城為長安城（第18圖）。皇城宮城一仍前置；城北禁苑，即隋之大興苑也。禁苑東南之大明宮，太宗所置，為唐初建置之最宏偉者。

　　宮城亦稱西內，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余，隋故宮也。南面正門曰承天門。其北入嘉德太極二門，而至正殿太極殿，即隋之大興殿也。太宗于太極門殿兩側，東隅置鼓樓，西隅置鐘樓，蓋于正殿前庭角樓而置鐘鼓者也。殿外左延明門之東有宏文館，武德四年置，聚天下書籍，蓋為隋觀文殿之后身。其傳統(tǒng)至清北京故宮之文淵閣，其與太和殿之關系，仍大致相同也。太極殿后兩儀殿為日常聽政視事之所。太宗命閻立本圖畫功臣二十四人像，傳名后世之凌煙閣，則在宮城之西北部焉。宮城內更有山水池，景福臺，球場，亭子等等，蓋為游玩而置。乾化門內之佛光寺，則為供養(yǎng)經(jīng)像之處[見注2]。

　　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部，其西南角與宮城之東北角相接。宮正南丹鳳門內含元殿，即龍首山之東趾也。“殿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殿陛上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去丹鳳門四百步”[6]。“元正冬至于此聽朝也。夾殿兩閣，左曰翔鸞閣，右曰棲鳳閣，與殿飛廊相接”[7]。在含元殿南北中線上，更北為宣政門及宣政殿，紫宸門及紫宸殿，蓬萊殿等，最北即宮墻北面之玄武門也。宮內西北部有麟德殿，三面，形制特殊，南有閣，東西皆有樓，各有障日閣，玄宗與諸王近內臣宴會多在此殿。宮中又有太液池，有山林之勝焉。

　　玄宗開元初，以藩邸為興慶宮，其地實皇城東南，外郭一坊之地；并于附近坊里，賜第諸王。宮中西南部有勤政務本之樓，花萼相輝之樓，帝時時登臨。其正殿曰興慶殿，玄宗聽政亦在是焉[8]。

　　唐亦以洛陽為東京。太宗貞觀初，治洛陽宮[9]。竇琎“為將作大匠，于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太宗怒，遽令毀之”[10]。高宗“敕司農(nóng)少卿田仁佐因東都舊殿余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東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11]。然東都營建之功，實以武后為盛。武后“毀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使，凡役數(shù)萬人。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以木為瓦，夾纻漆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橕■，借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像，號曰萬象神宮。又命懷義作夾纻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shù)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之，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12]。天冊萬歲元年，天堂火延及明堂，比明皆盡，于是命更造明堂天堂，號曰通天宮。

　　武三思又率四方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于端門之外，銘紀功德。天樞之制若柱，“其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徑各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索繞之。上為騰云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見注12]。又鑄九鼎，其一高一丈八尺，其余高一丈四尺。置于通天宮。又鑄“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至玄宗開元元年，詔毀天樞，取其銅鐵，充軍國雜用。末年，詔將作大匠康■毀則天明堂，“拆上層，于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坐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于舊制五尺，覆以真瓦，依舊為乾元殿”[13]。

　　唐代諸帝所造離宮頗多，高祖造仁智宮于宜君縣，造太和宮于終南山[14]。太宗以隋仁壽宮為九成宮，將作少匠姜確所作[15]，帝所常幸。命閻立德建襄成宮于汝州西山，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16]。于驪山置溫泉宮，亦閻立德所作也[見注9]。玄宗改溫泉宮“為華清宮，驪山上下，益置湯井為池，臺殿環(huán)列山谷，..即于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見注2]。宮之寢殿曰飛霜殿。御湯九龍殿在其南，亦名蓮花湯，制作宏麗。湯中陳白玉石魚龍鳧雁及石蓮花，石梁橫亙湯上，蓮花才出水面，雕鐫巧妙，殆非人功。更置長湯數(shù)十間屋，環(huán)回甃以文石。此蓋宮之中心建筑也。此外尚有重明閣。倚欄可北瞰縣境。閣下有方池，中植蓮荷，池中鑿井，每盛夏泉極甘冷；朝元閣為開元皇帝降圣之處，其南老君殿，有玉石老君像，制作精絕，長生殿則史劇史詩中最浪漫之所也。安史亂后，天子罕復游幸，唐末遂皆圮廢，至五代石晉遂改為道觀焉[見注2]。

　　唐代私宅制度本有規(guī)制。“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五品堂五間七架，門三間兩架；六品七品堂三間五架，庶人四架，而門皆一間兩架。常參宮施懸魚，對鳳，瓦獸，通栿，乳梁”[17]，然恐徒具公文，未必嚴格施行也，當時顯要貴幸營建私宅之風甚盛。天寶中，楊氏姊妹及國忠等均恩傾一時，大治宅第。安祿山宅“堂皇三重，皆像宮中小殿。房廊■■；綺疏詰屈，無不窮極精妙”[見注2]。元載則于“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又于近郊起亭榭，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城南別墅凡數(shù)十所”[見注2]。馬璘營宅于皇城南長興坊，“重價募天下巧工營繕，屋宇宏麗，冠于當時”[見注2]。中宗女長寧公主西京第，則“左俯大道，右屬都城，作三重樓以憑觀。筑山浚池”[見注2]。安樂公主則與之“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于宮掖，而精巧過之。..作定昆池，延袤數(shù)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18]。至若忠臣廉吏，如魏征“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為營構，征謙讓不受，洎征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撤其材為造正堂，五日而就”[19]。又如李義琰“宅而褊隘，雖居相位，在宮清儉，竟終方丈之堂。高宗聞而嗟嘆，遂敕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

　　平民居舍，或隱居小屋，則白居易之廬山草堂，可為其例。堂面香爐峰，腋遺愛寺，“三間兩柱，二室四牖。..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磩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纻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乎地；臺南有方池，半乎臺。環(huán)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20]，可略見布置及結構焉。

　　唐代陵墓，多因山為陵。太宗昭陵因九嵕山為之，周以圍垣，前建獻殿，以功臣密戚陪葬，刻番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立于北闕。規(guī)模宏大，為唐代之最。其六駿刻石，尤為著名。高宗乾陵因梁山為之，其石刻番酋六十一人像，并石馬，石麒麟等，皆唐代雕刻之重要遺物也[見注2]。

　　佛道教建筑至隋唐而極盛。隋文帝大崇釋氏，敕建舍利塔于天下諸州，蓋均木塔也[21]。大興城中，寺觀林立，多者一坊數(shù)寺。其“寺殿崇廣，為京城之最”者，莫如大興善寺。寺盡一坊之地，其大殿“曰大興佛殿，制度與太廟同”[見注2]，殿內壁畫至妙，相傳劉焉所畫[22]。“天王閣其形高大，為天下之最”。京城西南隅之大莊嚴寺，隋文帝所立，“宇文愷奏請于此寺建木浮圖，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業(yè)七年成”。天下伽藍之盛，莫與于此寺。其西“大總持寺，煬帝為文帝立，制度與莊嚴寺正同”[見注2]。

　　唐長安城中，佛寺道觀大都創(chuàng)建于隋，傳記所載，其創(chuàng)建于唐代者，反不若隋之多。唐代創(chuàng)建，功德最盛，而傳統(tǒng)至今者，以大慈恩寺為最著。寺為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為太子時，為母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寺凡十余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會昌毀佛時所詔留，得幸免于難。寺西院浮圖，“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沙門玄奘所立，初唯五層，崇一百九十尺。磚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經(jīng)像”。塔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太宗及高宗圣教序碑。興工之日，師“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圣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師親負箕畚，擔運磚石，首尾二周，成此正業(yè)[見注2]。其后塔心內卉木鉆出，漸以頹毀，長安中（公元701—704年）“更拆改造，依東夏剎表舊式，特崇于前”[見注2]，現(xiàn)存塔即此次所建。唐岑參登慈恩寺浮圖詩：“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與現(xiàn)狀相符。但章八元則謂其“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則較現(xiàn)塔多三層。《西安府志》謂十層塔兵余存七層，未知是否事實耳。

　　唐代佛寺道觀，功德所注，多在壁畫塑像。兩京寺觀，幾無不飾以壁畫，吳道子，尹琳，楊廷光，韓干之流，均以壁畫名于當代，而楊惠之、竇弘果之輩，則以塑像名著也[見注22]。安史亂后，至唐末五代，兵燹頻仍，會昌顯德兩次滅法，建筑繪塑遂遭大厄，加之以木構之難永固，吳楊遺作至今遂蕩然無存。

　　佛塔建筑，其初雖多木構，至唐以后，磚石之用漸多，故今遺物亦較夥。各省各縣總計或在百數(shù)十之數(shù)。長安慈恩寺塔，薦福寺塔等皆現(xiàn)存唐塔中之著名者也。

　　魏齊以來，鑿崖造像建寺之風，至隋唐尤盛。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甘肅，乃至四川各地，隋唐窟寺均甚多，其中最著名，工程最大者，則莫如洛陽，龍門武后所建之奉先寺。敦煌千佛洞唐代造窟數(shù)目亦甚多。

　　長城工程在隋唐兩代，均極受注意，屢發(fā)丁夫數(shù)萬至百余萬筑之，此期所筑，其著重點乃在自榆林以東部分。其所用材料，蓋乃為土筑也。

　　[1]《隋書·文帝本紀》。

　　[2]《長安志》。

　　[3]《隋書·煬帝本紀》。

　　[4]《大業(yè)雜紀》。

　　[5]《隋書·經(jīng)籍志》。

　　[6]《兩京記》。

　　[7]《唐六典》。

　　[8]《讓皇帝傳》。

　　[9]《舊唐書·太宗本紀》。

　　[10]《舊唐書·竇琎傳》。

　　[11]《舊唐書·高宗本紀》。

　　[12]《舊唐書·武后本紀》。

　　[13]《舊唐書·玄宗本紀》。

　　[14]《舊唐書·高祖本紀》。

　　[15]《舊唐書·地理志及姜確傳》。

　　[16]《舊唐書·閻立德傳》。

　　[17]《新唐書·車服志》。

　　[18]《資治通鑒·二○九》。

　　[19]《長安志》引《封演見聞錄》。

　　[20]白香山《廬山草堂記》。

　　[21]《仁壽舍利塔銘》。

　　[22]《歷代名畫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