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國人依然堅信民主程序，這是人民滿懷希望的習慣，是他們對“外國”煽動者的不信任。當美國公民渴望改變的時候，他們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①。在不同的地方，在幾個工業(yè)中心，不滿在鍋蓋之下慢燉著：比方說，有工團主義背景的西雅圖以及該市的失業(yè)公民聯(lián)盟在1932年的活動；或者，城市信用達到枯竭之后的底特律以及開始渾水摸魚的查爾斯•E.

    庫格林神父。但是在別的地方，人們以堅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樣糟糕的處境。

    在紐約市，無家可歸的人睡在地鐵車站。1932年，在中央公園一個廢棄的蓄水池里，一個被稱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點在那里繁衍生息，這里的居民以變質(zhì)的面包和市場的垃圾為食，他們面無表情地凝視著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樓所圍起來的曼哈頓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揚斯敦市（那里的煉鋼平爐最近因為一家重要工業(yè)企業(yè)的進取精神而點燃），數(shù)以百計流浪漢擠在市政垃圾焚化爐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國各地都有人住在廢棄的工廠、側軌上的貨運車箱或者用廢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拖家?guī)Э诘臒o家可歸者往往聚集在市郊，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這些人都是沒有購買力的消費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區(qū)把公共土地交給失業(yè)者作為小農(nóng)場或菜園來耕作種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兩萬家庭在該市借給他們的土地上給自己種糧食。

    盡管官方反復保證，不會讓任何人餓死，但在紐約市，1933年已知的死于饑餓的人至少有29個，而在全國各地，據(jù)報告，1934年之前有110個這樣的死亡實例（主要是孩子）。而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體崩潰的受害者則遠遠要多得多，就最后一種情況而言，饑餓是他們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間，費城的公共衛(wèi)生中心所診斷的營養(yǎng)不良的病例增長了60%，尤其是在6歲～16歲這個年齡段。牛奶、雞蛋和新鮮水果消費的急劇下降，十分清楚地顯示了佝僂病、壞血病和糙皮病的相應增長。在紐約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護理全國組織報告，營養(yǎng)不良的患者從1928年占患者總數(shù)的18%，增長到了1931年的60%，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shù)字。

    “玉米粥”如此長時間地是南方貧窮白人的“毒藥”，如今，其他地區(qū)新增窮人的食物在營養(yǎng)不良上可以與之相匹敵，他們以面包、馬鈴薯和豆類為主食，加上一個禮拜來點卷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館經(jīng)理常常會捐贈一些殘羹剩菜，面包師捐贈他們的變質(zhì)面包，水果蔬菜批發(fā)商則捐贈他們的過熟產(chǎn)品。在下東城，卡車司機偶爾會從車上掉下一箱桔子，并假裝對散落一地的水果一無所知。惡化的極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過這樣的行為。1932年，一幫調(diào)查芝加哥貧民窟的人描繪了這樣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廢棄物的卡車周圍，大約有35個男人、女人和孩子?？ㄜ噭傄浑x開垃圾堆，他們所有人便開始用棍子（有些人干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蕭條所帶來的煩惱和掙扎，讓少數(shù)人承受了無法忍受的后果。1930～1932年間，公立醫(yī)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數(shù)，年增長率幾乎是1922～1930年間的三倍。當然，這一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醫(yī)院沒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紐約州，每10萬人口當中精神病患者的數(shù)量在1932～1933年間記錄了一次急劇的增長。

    然而，在股票市場崩盤之后，人們預料自殺率將會有驚人的增長，但這并沒有得到事實的佐證。1929年10月和11月，紐約市只報告了219例自殺，而在1928年同一時期則有223例。但全國的年自殺率（1929年是每10萬人14例）卻穩(wěn)步增長，1932年突破最高紀錄（17.4），然后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14.2。

    很顯然，對經(jīng)濟衰退所帶來的沖擊，男人的感覺遠甚于他們的妻子，自殺主要集中在經(jīng)濟天平上的兩個極端（尤其是地位較高的那一端），社會地位的從高到低所導致的自殺，常常更甚于窮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大蕭條的最后指標，不得不用公費進行安葬的死亡，1931年的數(shù)量是1929年的三倍多，達到了大約1∶10的比例，而在鄉(xiāng)村地區(qū)，自備棺材的數(shù)量倒是有所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