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政治發(fā)言人和電臺演說者，把烏托邦的誘餌懸垂于不滿之水中晃來晃去，在這些人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參議員休伊•朗和查爾斯•E.

    庫格林神父。朗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一個貧窮的白人家庭，從沿街叫賣專利藥品和豬油代用品起家，成了南方最精明的律師之一，以他早年與標準石油公司的斗爭而為公眾所關(guān)注，在擔任州長期間，他設(shè)法以更好的公路和橋梁、免費教科書和降低電費和電話費，而特別讓獨立的小農(nóng)受益。然而，在做這些事情的過程中，這個“王魚”——他從廣播喜劇《阿莫斯和安迪》中借來的頭銜——建起了一臺冷酷無情的政治機器，摧毀了路易絲安那州的民主程序。

    休伊•朗信心十足地盼著當總統(tǒng)，其自傳的標題《人皆為王》（Every

    Man

    a

    King，1933）——他自稱這個標題是從威廉•詹寧斯•布賴恩那里剽竊來的——就重要性而言不亞于它的續(xù)篇《我在白宮最初的日子》（My

    First

    Days

    in

    the

    White

    House），后者出版于1935年9月他在新落成的州議會大廈被暗殺之后。他為競爭總統(tǒng)職位所開出的價碼，采用了“分享財富”運動的形式，這是一項含糊的計劃，旨在重新分配巨大的財富，使得全國每一個“值得幫助的家庭”能有足夠的收入以擁有一輛汽車、一套住宅和一臺收音機——推測起來，他大概是希望人們通過這玩意兒傾聽主人的聲音吧。《財富》雜志1935年7月所作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這一提議已經(jīng)深深地扎下了根，尤其是在中西部，在太平洋海岸就更是如此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搞的一項全國性的民意測驗顯示，他有可能以第三黨候選人的身份獲得300或400萬張選票。毫無疑問，休伊•朗天花亂墜的口才幫助了“財產(chǎn)稅法案”在1935年8月獲得通過。事實上，比政治煽動家們搶先一步并把他們的允諾按比例縮減到可行的規(guī)模，成了新政的中期戰(zhàn)略。

    在北方，一個可資比較的救世主是庫格林神父，他是密歇根州皇家橡樹市的一位天主教牧師，逐步暴露了自己是一個猶太人迫害者和納粹辯護士。在大蕭條之初的那些年，庫格林便從電臺布道轉(zhuǎn)向了政治，以大聲呼喊“要么是羅斯福，要么就破產(chǎn)”來贊美新政。1934年，他組織了“爭取社會正義全國聯(lián)盟”，鼓吹銀行和信貸、公用事業(yè)和自然資源國有化。1935年1月，他開始嚴厲批評政府把“它寶貴的注意力轉(zhuǎn)向了外交事務(wù)，而我們卻依然被國內(nèi)動亂所包圍”，并指示爭取“社會正義全國聯(lián)盟”自吹的900萬成員用反對美國加入國際法庭的抗議把國會給淹沒——其結(jié)果大概在參議院對這一行動的否決中扮演了某種角色。庫格林變得公開嘲笑民主，并在1938年組成了一個反猶組織，喚做“基督教陣線”，該組織蔓延到了很多城市，并且，當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對軸心國采取了仁慈的中立立場。庫格林與他的紐約同行、《布魯克林簡報》（Brooklyn

    Tablet）的愛德華•L.

    柯倫神父一起，代表了天主教的法西斯一翼，不過，隨著其觀點的真正性質(zhì)越來越清晰，他對民眾的影響力也就逐漸衰落了。

    不管他們做了什么樣的惡，這些萬能藥的推銷員們，哪怕是他們當中最冷血、最憤世的人，也都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幫助促進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然而，另外一些影響也在發(fā)揮作用：歐洲的榜樣；被大蕭條所激活的社會良心；下面這一事實的證據(jù)：除非強迫，很多個體將不會系統(tǒng)地自救；這樣一種信念：失業(yè)只不過是另一種類型的個人冒險，其全部代價受害者不必獨自承擔；以及一種廣為傳播的確信：企業(yè)不應(yīng)該在繁榮時期為了巨額利潤而剝削勞工，然后把失業(yè)和榨干耗盡的老人等全部重擔都扔給社會。1934年6月，總統(tǒng)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以起草一項計劃，并隨著社會保障法在1935年8月14日的簽字而大功告成。

    它為老年人提供了兩種類型的幫助。一是養(yǎng)老金制度，這是該法案中唯一由華盛頓直接掌管的部分，受益者是在65歲時退休的人，建立在法定收入的基礎(chǔ)上。老板和雇員匹配資金，參與是強制性的，除了公務(wù)員、家庭傭人、零工、商船船員，以及慈善、宗教和教育機構(gòu)的雇員。根據(jù)這一計劃，到1940年，5,200萬公民有了各自的“社會保障號碼”。來自儲蓄和投資的收入不預(yù)先提取利潤，但任何超過每月15美元的雇傭報酬都要預(yù)提，這意味著，由于所有的養(yǎng)老金支付都不怎么高，所以這一規(guī)定有時候被證明是令人厭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