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充和平日除了勤練書法和昆曲之外，總是以種瓜、收信、喂鳥、寫詩、觀松鼠、乘涼等事感到自足。那是一個具有平常心的人所感到的喜悅。在她的詩中，我們可以處處看見陶淵明的影子。

在所有朋友中，余英時先生大概是為充和題字最多的人。在她所收藏的另一部較新的書畫冊《清芬集》里，充和曾請余先生作為第一位題詩者--順便一提，該集的封面是陳雪屏先生(即余先生的岳父)于1983年（癸亥）為充和題簽的。在給《清芬集》的《浣溪沙》（1983）題詞中，余先生不忘提起充和寄情曲藝和詩書的藝術(shù)生涯，真可謂知音之言：

絕藝驚才冠一時，

早從爛漫證前知，

便攜歌舞到天涯。

閑寫蘭亭消永晝，

偶裁鳳紙記相思，

任他鏡里鬢添絲。

后來1985年充和自耶魯教學退休，余先生的贈詩是：

充老如何說退休，

無窮歲月足優(yōu)游。

霜厓不見秋明遠，

藝苑爭推第一流。

以上這首“退休詩”一直到十五年后（2000年）余英時先生偶然重訪耶魯校園時，才有機會在《清芬集》下冊中以題字的方式補上。此詩提到充和的兩位恩師--即“霜厓”先生（曲家吳梅）和“秋明”先生（書法家沈尹默）--特別令人感動。今日斯人已去，但充和每日仍“優(yōu)游”在傳承自兩位師長的藝術(shù)境界中。但詩中好像在說：充和的兩位名師雖各有擅長，但充和卻能以她那“青出于藍”之才，而兼有二者之長，自然應屬當代昆曲和書法的“第一流”了。我想，如果不是充和的“知音”，余先生絕對寫不出這樣的詩來。

由此，也令人想起：從前1968年春在哈佛的曲會中，余英時先生為充和所寫的一組詩，早已注定了這段友情和文字因緣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

原來1968那年的春天，充和帶著她的女弟子李卉女士到哈佛表演昆曲。那天她們演唱《思凡》和《牡丹亭》里的《游園驚夢》。曲會完畢，余先生就即興地寫了一組詩。因為當時大陸正在鬧“文革”，故其中一首曰：一曲《思凡》百感侵，

京華舊夢已沉沉。

不須更寫還鄉(xiāng)句，

故國如今無此音。

后來余詩整整沉睡了十年，一直到1978年秋才又奇妙地“復活”了。

且說，在中國大陸，充和的二姐張允和女士自1956年開始就與俞平伯先生主持北京昆曲研習社，她經(jīng)常幫助召開曲社大會，也屢次登臺演出。例如，1958年1月12日，張允和女士在市文聯(lián)禮堂演出全本《牡丹亭》（飾石道姑）。于1959年3月14日又與周銓庵先生在昆曲研習社上演《后親》（周銓庵先生飾柳氏，允和女士則飾丫環(huán)）。故一時昆曲活動十分流行。但可惜在“文革”期間，大陸的昆曲卻被整死了。一直到1978年“文革”過后，人們開始又可以欣賞昆曲了。就在那年11月間，張允和女士有機會到南京江蘇省昆劇院看了一場昆曲（看《寄子》等?。?，十分興奮。當下張允和女士就提筆寫信給在美國的四妹充和，告訴她有關(guān)南京演昆曲的盛況。

接信后，充和立刻回信，并把從前余先生所寫的那首詩（有“不須更寫還鄉(xiāng)句，故國如今無此音”句）寄給北京的二姐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