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時代周報前駐京記者花久志（Jorg blume）告訴過我，他最欣賞崔健的一點是：他并不迎合西方記者的觀點，并不迎合他們想當然的簡單化的政治解讀。而左小祖咒早在十一年前就明確拒絕被“政治”，“精英”，“朋克”，“詩人”標簽化，不惜以這首在其作品中最缺乏音樂性的《冤枉》來表達其音樂獨立和藝術(shù)流浪宣言：
　　
　　諸位，我們在地下，不是地下精英，是過道
　　
　　你不是詩人，你不愛政治，我也不是朋克
　　
　　我們只是第十三節(jié)車廂里的流浪漢
　　
　　流浪漢，流浪漢
　　
　　你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臺
　　
　　西方媒體關(guān)于鮑勃·迪倫以及周云蓬的兩則有趣報道，再好不過地說明了“抗議歌手”的標簽有時確實簡單粗暴，糊里糊涂地把迪倫把周云蓬趕上了政治的舞臺。
　　
　　曾令無數(shù)樂迷奔走相告、引頸相盼的所謂“鮑勃·迪倫中國巡演”，其實子虛烏有，甚至更像騙局——它公然早早上了票務(wù)網(wǎng)，并且居然一直沒撤下來，即便演出早就流產(chǎn)，豆瓣網(wǎng)活動廣告仍然一直在強悍宣傳，有雜志甚至信以為真，隆重預(yù)告。
　　
　　是誰扼殺了迪倫中國巡演？《衛(wèi)報》的忠實讀者會斬釘截鐵地說：“中國政府”。這是一個最能產(chǎn)生轟動效應(yīng)、最有市場，似乎也最順理成章、最“政治正確”的結(jié)論：迪倫的抗議歌曲導致他在中國“被禁”。迪倫巡演的臺灣操盤手確實就是這么解釋的，這似乎是不過腦子都想得出來的，但作為記者，您不能真的不過腦子，不多打幾個電話采訪實情：文化部收到過迪倫演出的批文申請嗎？內(nèi)地演出商接受臺灣操盤手的報價嗎？（扯遠一點，我不明白為什么非得通過那些混水摸魚的二道三道販子，難道迪倫的經(jīng)紀人跟拉登一樣難找？假如閣下真想辦迪倫演出，實在不必被中間皮條客層層盤剝，我可以把迪倫經(jīng)紀人電話號碼以一百塊的友情價賣給你。）
　　
　　在比約克（Bjork）上海事件、綠洲樂隊（Oasis）訪華演出流產(chǎn)，以及摩登天空音樂節(jié)邀請的國外樂隊因為簽證問題全部無法登臺等等事件之后，把迪倫演出流產(chǎn)歸咎于政府封殺，既成全了一條奪人眼球的新聞，又推卸了主辦方的責任，記者和演出商真是相互體貼。臺灣演出商簡直是破罐破摔，為了圓謊，似乎巴不得替官方封殺早八輩子沒怎么寫抗議歌曲的迪倫。文化審批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但不能因此就輕率地把簡單的生意問題也一股腦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迪倫演出流產(chǎn)，其實原因僅僅是一個錢字。即便是《衛(wèi)報》這種理應(yīng)令人信服的媒體，在面對中國問題時都難免經(jīng)常有“政治簡化”之嫌，不是說政治關(guān)懷角度不對，在中國，政治確實仍然是最大的、首要的現(xiàn)實，但在一個日益商業(yè)化的社會，你不能老是恪守意識形態(tài)邏輯去圓枘方鑿。
　　
　　意大利某大媒體的駐京通訊員則在連周云蓬本人都沒采訪的情況下炮制了一篇令老周哭笑不得的雄文，我很欽佩很多西方記者的現(xiàn)場精神，但有關(guān)鮑勃·迪倫和周云蓬這兩個例子，也典型說明了有些西方駐華記者大而無當、甚至有失職業(yè)準則的工作方式：只要立場不要現(xiàn)場，用立場輕易替代了現(xiàn)場。
　　
　　請允許我引用Giampaolo Visett這篇題為《中國，迅速躥紅的游吟盲詩人譴責權(quán)力濫用》的文章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