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健將張佩綸對李鴻章說：“能柔朝鮮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李鴻章在朝鮮和日本問題上所扮演的正是這類角色。

朝鮮一直是中華帝國的藩屬國，同中國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清政府也一直重視朝鮮，因為朝鮮是距離北京最近的鄰國。如果朝鮮發(fā)生事變，直接影響著大清帝國的安危，正所謂唇齒相依，唇亡齒寒。

1868年，日本歷史上一名杰出的天皇——睦仁登基。睦仁就是中國人熟悉的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有著強烈的海外擴張傾向，就任伊始，他就宣稱要“開拓萬里之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睦仁天皇所說的“四方”，最鄰近的是朝鮮、大清（當時最主要的是臺灣及澎湖列島地區(qū)）。

當時，日本的國力還不足以與大清抗衡，因此，對大清帝國還不敢不敬。但對朝鮮，日本人的態(tài)度就是另外一碼事了。

首先，是所謂的“文交”。1868年年底，日本派出使臣帶著一份“國書”，興致勃勃地去朝鮮，一是向朝鮮人通報“日本內政改革情況；二是表示想建立友好邦交關系的愿望。

日本人的這種用意應該不壞，但在那份“國書”中，有一段話讓朝鮮人看了極不高興：“愛我皇上登極，更張綱紀，親裁萬機，欲大修鄰好而貴川之于我也，交誼已尚矣，宜益篤懇款，以歸永好，萬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誠意也?！?/p>

日本人稱，在明治天皇剛剛登極之際，舉國上下，百廢待興。明治天皇不顧日理萬機之疲困，念念不忘與鄰居各國重修友好關系，可見其對搞好鄰國關系的重視。日朝兩國的友情雖然已很不錯，但還應該更上一層樓。

日本人在這段話中，兩次提到他們的皇上。他們恐怕不知道，這就觸犯了朝鮮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經(jīng)。朝鮮政府一直比較守舊，他們除了承認大清國有皇上之外，其余大小諸國誰都不要在朝鮮人面前稱皇上。而且，日本人與朝鮮交往的文書中，一直沒有用過“我皇上”這個詞。這在朝鮮人看來，也是“有違舊例”的。因此，朝鮮人決定拒絕接受這份“國書”，也不愿意接待日本的使臣。

朝鮮人的這一舉動令日本人極其尷尬，通報內政改革情況，簡直成了自作多情，致使日本社會各界對朝鮮產(chǎn)生了一種怨恨：什么“有違舊例”？是不是有點不識抬舉？但對日本人的怒不可遏，朝鮮人一點也不含糊！朝鮮人不僅不怕打仗，而且常打勝仗：1866年，法國人借口朝鮮人反對傳教士傳播“文化”，挑起了與朝鮮的戰(zhàn)爭，但結果被朝鮮人打?。煌荒?，美國人也氣勢洶洶地想在朝鮮半島上搶得一塊立足之地，結果也被朝鮮人打退；此番小小日本——一個實力遠不如美國和法國的“蕞爾小邦”，朝鮮人哪把它放在眼里？

日本人碰了這一鼻子灰后，并沒有氣餒。在兩年后的1870年，日本先與大清政府搞“邦交正?；?，遣使修約——《中日修好條約》，約定“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接著，日本人又派了一個名叫“佐田白茅”的外交官出使朝鮮，結果再次遭到朝鮮人的拒絕。

這一下，日本的面子算是被掃盡了。難道朝鮮人比大清國人還傲慢？部分日本人咽不下這口氣。

佐田回國之后，即向政府上書，稱朝鮮認為日本的“國書”出現(xiàn)“皇上”，即是對他們的不敬，難道日本人必須要“敬”他們？反之，他們對日本人的“不敬”就是應該的？佐田說，朝鮮人“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固隨傲頑”，沒什么了不起，不用武力征服它，“則必不為我用也”，主張“征韓”，而且佐田還說，出兵“征韓”有利可圖，雖然發(fā)動戰(zhàn)爭需要經(jīng)費，但不出50天，這筆軍費就能奪回來。他認為朝鮮是個“金穴”，糧食也很多，“一舉拔之，征其人民與金谷”，實在是“富國強兵之策”！佐田還分析說，現(xiàn)在出兵朝鮮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認為，4年前法國和美國在朝鮮吃了敗仗，這兩個國家不會就此罷休，俄國人現(xiàn)在又把軍隊開到黑龍江口了，也想來吃朝鮮這塊肥肉；日本再不下手，這塊肥肉就會被別人叼走了。最后，佐田得出結論說：“滿清可交，朝鮮可伐，呂宋（今菲律賓）、臺灣可唾手而得?！?/p>

可見，以佐田為代表的日本強硬派不僅藐視朝鮮、呂宋，就連大清國也不放在眼里，他們毫無顧忌地談論著奪走臺灣的事。這是一種典型的“黷武主義”論調，在當時日本國內受到緩進派的嚴厲批評。

其次，日本人對待朝鮮的態(tài)度就是“武攻”。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軍少佐井上良馨帶領一艘軍艦駛至朝鮮江華島附近，在這里測量海口，以作戰(zhàn)備之需。

接著，日艦靠近江華島，放下小艇，準備派士兵去島上取淡水。這時，守衛(wèi)領海的朝鮮軍隊發(fā)現(xiàn)日艦已侵入朝鮮境內，并發(fā)射大炮，向日軍提出警告。日本人聽見炮聲，立即還擊，將岸上朝鮮人的炮臺擊毀，并沖上島嶼，攻城燒殺。朝鮮軍民傷亡慘重，但日本只有兩人受傷。這就是“江華島事件”。

日本蓄意制造江華島事件，就是“誘導朝鮮開化，使朝鮮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

“江華島事件”發(fā)生后，日本軍艦很快回國，日本政府為此發(fā)布公報，稱日本軍艦在經(jīng)過朝鮮附近準備去大清時，遭到朝鮮人的突然襲擊，日本人準備登陸詢問原因，結果遭到朝鮮炮火更為猛烈的轟擊。日艦迫不得已，進行還擊，并于次日登陸，占領了朝鮮人的炮臺，繳獲了朝鮮人的器械，其間，兩名日本水兵受傷。

這一公報發(fā)表后，部分日本人再也忍不住怒氣了，呼吁日本立即出兵朝鮮。其中有個名叫“木戶孝允”的向政府遞交申請，要求自任使臣，前往朝鮮“探詢原因”。木戶孝允在申請中說：如今朝鮮人向日艦開炮，事實上，是已經(jīng)正式與日本人開戰(zhàn)了。但考慮到多種原因，日本人不便立即動武：朝鮮人一直奉行大清國的正朔——年號紀元與大清國一致，兩國關系如何，日本人暫不清楚，對“江華島事件”，日本人可以先派使臣赴大清詢問底細，將事件的始末詳細向大清政府作匯報，如果大清政府能本著朝鮮是其“邦屬”之國的意愿，“代我責罪”，批評朝鮮的行為，并責令其向日本帝國道歉，妥善處理好此事，那么，日本人可以適可而止；如果大清政府不愿意“居中代辦”，那么，日本就可以自行處理。怎么處理？首先是責成朝鮮承擔責任；如果朝鮮方拒不承擔責任，那么日本人定當問個水落石出，日本人應審時度勢，出兵一事，應慎重考慮。

木戶孝允的主張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并付諸實際。后木戶孝允因患病而未能成行，日本政府領事派遣另一名使臣赴朝鮮交涉此事。同時，派遣外務少輔森有禮赴大清，探詢大清態(tài)度。

1876年1月，森有禮到達北京，與總理衙門奕等進行洽談。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中朝宗主藩屬關系問題。森有禮斷言朝鮮之為中國屬國，“徒空名耳”，否認《中日修好條規(guī)》適用于朝鮮事務，企圖“在與朝鮮直接交涉之際，杜絕中國方面的干涉”。奕則表示“朝鮮為中國所屬之邦，與中國所屬之土有異，而其合于修好條規(guī)‘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則一?！弊?zhèn)津、保的李鴻章，密切地注視著中日會談，總理衙門也不時地“抄示往復議論朝鮮節(jié)略”。李鴻章認為日本對于朝鮮，以議和為名，實則備戰(zhàn)，而朝鮮并“不愿議和，誠恐釁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鮮“不足以敵日本”，《中日修好條規(guī)》無法束縛日本手腳，日本侵占朝鮮使中國“有唇亡齒寒之憂”，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議采取“息事寧人之計”，勸誘朝鮮忍辱負重，允許日本“通商往來”，以期“暫弭兵釁”，避免中國卷入糾紛。

1876年1月24日，李鴻章在保定會見了森有禮。森有禮專程拜訪李鴻章，是想“復申各說”，通過李鴻章影響總理衙門，打破談判僵局。李鴻章接見并宴請了森有禮。森有禮絮聒不休，聲稱“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崩铠櫿箩樹h相對，指出“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森有禮堅持強權的邏輯，而李鴻章卻迷信“萬國公法”，殊不知“萬國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強違約”。森有禮還否認朝鮮為中國“屬國”；李鴻章駁斥說：朝鮮“奉正朔，如何不是屬國”？他倆關于朝鮮是否中國“屬國”的爭論，其實質是西方殖民觀念與東方封貢觀念沖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圖排擠清朝勢力、打開侵略朝鮮的通路和清朝方面為維護宗藩關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鮮的斗爭。森有禮在“酒酣面熱”時，曾說“取了高麗有何益處？”李鴻章乘機對他曉以利害，并揮筆疾書“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個字送給他。森有禮再三央求李鴻章轉商總理衙門，設法勸說朝鮮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鴻章果然不負所托，向總理衙門詳細地報告了與森有禮會談的情況，并建議“將奏請禮部轉行朝鮮一節(jié)作為收場，以示格外和好，藉答來意，而略緩其逞強黷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p>

由此可見，李鴻章對于朝鮮，既抱住所謂宗主權不放，又對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寧人之計”，其結果勢必引進日本侵略勢力，損害清朝的既得利益。

1876年2月，朝鮮見中國無心出力保護自己，于是和日本簽訂《江華條約》。在條約里，朝鮮同意開放口岸，日本則聲稱朝鮮是“自主之邦”，和日本享有平等的權利。清政府沒有對此發(fā)表疑義，日本暗自得意。

當時日本承認朝鮮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維護朝鮮獨立主權，而是企圖否定中朝的宗藩關系，開拓侵略朝鮮的道路。清朝統(tǒng)治者基于傳統(tǒng)觀念，以為只要朝鮮承認中國為宗主國，第三國承認與否無關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議，又未詰問朝鮮。殊不知如果與第三國引起外交問題，那么第三國是否承認中朝宗藩關系，就會直接影響事態(tài)的發(fā)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鮮為“自主之邦”，遇事與朝鮮直接談判，竭力排除中國的干涉，處心積慮地把侵略的觸角伸進朝鮮。

1881年6月，美國派薛斐爾來中國聯(lián)系和朝鮮簽立通商條約，找到李鴻章幫忙。李鴻章正擔心日本會借機侵略朝鮮，薛斐爾的出現(xiàn)讓他心中暗喜。如果美國和朝鮮簽約，就會牽制日本的行動。所以，李鴻章對于此事十分積極。

1882年，朝鮮和美國簽訂條約。此后不久，英、法、德、意也紛紛和朝鮮簽訂條約。除美國特派一人作為駐朝公使之外，列強皆任命駐華公使辦理與朝鮮的外交事務，這等于承認了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對于這樣的結果，李鴻章十分滿意。

1882年，李鴻章回家為母親辦理喪事期間，朝鮮發(fā)生“壬午兵變”。

日本侵略勢力在朝鮮的膨脹和朝鮮統(tǒng)治階級的禍國殃民政策，激起了朝鮮人民的憤怒反抗，加劇了朝鮮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爭權斗爭。1882年7月，京城侍衛(wèi)部隊聯(lián)合城市貧民發(fā)動起義，襲擊日本公使館，殺死幾個日本官員，并闖入王宮，閔妃化裝出逃。國王父親大院君李昰（shì）應乘機入宮，自稱國太公，出掌政權。史稱壬午兵變。壬午兵變發(fā)生后，日本采取以武力為后盾的談判方式，加緊侵略朝鮮。日本派出一支艦隊赴朝，企圖脅迫朝鮮政府答應“懲兇”、賠款、增開商埠、使館駐兵、割讓土地等無理要求。

中國和日本都迅速作出反應。李鴻章派出淮軍先于日本進駐朝鮮，日本也派出軍艦來到朝鮮。清政府擔心的是，朝鮮因為內部的動亂而導致日本有機可乘，所以采取軍事行動，幫助李熙恢復王位。日本由于晚來一步，沒能借機侵占朝鮮，心里十分懊惱。日本只好借機提出朝鮮賠償損失。朝鮮同意給日本賠償損失，并允許為維護安全，日本使館可以駐兵。

守孝百日的李鴻章回到天津，他深深感到日本對于朝鮮的威脅近在眼前，開始著手加強對朝鮮的控制。清政府與朝鮮簽訂新的條約，在朝鮮取得宗主國的諸多特權。此外，李鴻章還派兵駐扎朝鮮，并在很多方面給朝鮮以支持，希望能牢牢地把朝鮮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日本看到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強硬態(tài)度和果斷措施，暫時收斂了對朝鮮的行動，轉而等待下一個合適的時機。日本人還對朝鮮要員鼓吹朝鮮應該獨立自主，應該放棄和中國的藩屬國關系。日本可以退還部分賠款，幫助朝鮮獨立。這樣，在朝鮮內部逐漸地形成了一股親日勢力，他們決定效仿日本，開始政治維新。

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下，1884年12月，朝鮮發(fā)生“甲申政變”。親日派的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兵的幫助下打入皇宮，劫持國王李熙，并準備另立幼主。在沒有得到李鴻章命令的情況下，駐朝鮮的幾位清軍事將領商量對策。在袁世凱提議下，清軍迅速采取行動。袁世凱帶領朝軍和清軍在三天之內打敗日軍，平定政變，李熙又回到王位。袁世凱在此次行動中的出色表現(xiàn)，開始受到李鴻章的重視?！凹咨晔伦儭敝?，袁世凱向李鴻章建議說，應該抓住時機穩(wěn)穩(wěn)地控制朝鮮。具體辦法是對朝鮮設立“監(jiān)國”，并派重兵進入朝鮮，然后再和日本談判。袁還指出：日本并不比中國強，它敢于如此囂張是因為知道清政府懦弱，不敢開戰(zhàn)。如果我們強硬，日本就不敢造次。事情果然讓袁世凱說對了，日本人要求朝鮮賠償損失。當時，和法國開戰(zhàn)的福建水師在馬尾全軍覆沒，李鴻章和清政府對于朝鮮問題并沒有及時打擊日本囂張氣焰，而是息事寧人，任由朝鮮和日本簽訂了對日本賠禮的條約。

李鴻章的一味忍讓并沒有換取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和平共處，反而大大激起了他們的狂妄野心，李鴻章的忍讓讓他們感覺到清政府的軟弱無能和害怕打仗的弱點，于是在1885年2月派出伊藤博文來到中國，專門和李鴻章進行朝鮮問題的談判。在談判中，李鴻章同意：如果朝鮮發(fā)生事變，中日雙方如若派兵到朝鮮，一定要照會對方政府。這樣談判的結果，一方面是中國允許日本可以在朝鮮事變時派兵到朝鮮，另一方面是中國失去了只有宗主國才應有的派兵特權。伊藤博文為日本了解中國對朝軍事動向找到了最好的機會，為日本侵略中國做好了埋伏。在和伊藤博文的交往中，李鴻章感到伊藤博文并非等閑之輩，中國防范日本侵略十分必要。但是李鴻章沒有預想到在以后和日本的交往中，日本的狡詐多變遠甚于西方列強。這種耽于忍讓的錯誤認識與行為，實在是李鴻章“一生事業(yè)掃地無余”的源頭，它把李鴻章一次次逼進了人生的絕地。

1885年4月，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了《天津條約》。條款大意是：“朝鮮再不是中國的附屬國，中日共管朝鮮大事”。這樣日本就獲得了隨時向朝鮮派兵的特權。此后，李鴻章把袁世凱派到朝鮮，加強對朝鮮的控制。袁世凱不負眾望，把朝鮮的政治局面控制得很牢，并在經(jīng)濟上給予朝鮮很多幫助。

1889年，美、德、俄等國先后與日本簽訂新約，放棄對日本的特權。1890年，英國也同意廢止英國在日本的領事裁判權。這時候的日本，經(jīng)濟發(fā)展很快，已經(jīng)成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就要同列強一起，來爭奪中國這塊肥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