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私塾”奠定國學基礎

1936年10月，經(jīng)不住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堅決要求，毛澤東一連幾夜，敘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經(jīng)歷。他說：

我8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在那里讀到13歲。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勞動。白天我讀儒家的《論語》等四書。①

對這6年的私塾讀書生活，毛澤東后來曾這樣概括：“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jīng)’，讀了6年。”

對于每一位當今中國人而言，無論他多么時尚，也無論他甚至連一句“經(jīng)”都沒讀過，但對“四書”、“五經(jīng)”這些詞兒，應該是耳熟能詳?shù)摹?/p>

據(jù)《禮·互解》及《莊子》記載，“經(jīng)”原本有六部，即《易》、《書》、《詩》、《禮》、《樂》、《春秋》，后來由于秦始皇焚書，《樂經(jīng)》散失，僅存《樂記》一篇，被并入《禮記》之中，于是成為“五經(jīng)”：《周易》、《尚書》、《詩經(jīng)》、《禮記》、《春秋》。

從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起，五經(jīng)就被規(guī)定為科舉用書，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書”的確定，則是南宋理學家朱熹之功。他在實際教學中，為了完善儒家學說，建立系統(tǒng)的包羅萬象的理論體系，在原有五經(jīng)的基礎上，把《論語》、《孟子》也提升到“經(jīng)”的地位，再從《禮記》中分出《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并列，合稱之為“四書”。

關于朱熹編注四書，朱自清先生有這樣一段概括的話：“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學》的提綱挈領，便能領會《論》、《孟》里精微的分別去處；融貫了《論》、《孟》的旨趣，也便能領會《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該修養(yǎng)道心，克制人心，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領會《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從大處著眼，讀天下的書，論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將《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學》、《論》、《孟》合為四書，作為初學者的基礎教育。后來規(guī)定四書為科舉用書，原也根據(jù)這番意思。不過朱子教人讀四書，為的成人，后來人讀四書，卻重在獵取功名；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p>

由于四書五經(jīng)比較艱深，成年人理解起來也比較吃力，更別說剛入學的孩童了。于是，在古代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兒童啟蒙用書--“蒙學”。舊時村塾蒙學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此外還有《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

據(jù)記載，毛澤東在初入私塾時，先讀的就是這類蒙學教材。這類書，用簡短的駢儷句式，且多押韻，兒童讀來，朗朗上口，便于記憶，既能識字，又長知識，以至終生不忘。其中傳達的自然觀、倫理觀、道德觀、價值觀、歷史觀等，活潑鮮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間廣泛流傳。所謂“讀了《增廣》會涉罵，讀了《幼學》會講話”，因為《增廣》多談世態(tài)人情，《幼學》多詞匯典故。這些書的內(nèi)容雖同屬封建文化的范圍，不免宣揚封建思想意識，甚至還有庸俗無聊和迷信荒誕的東西，但在識字、傳授基本知識、進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規(guī)范方面，還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筆抹殺的。這種蒙書在中國文化傳承過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價值。

《三字經(jīng)》相傳為南宋王應麟編纂，明清兩代續(xù)有增補，全書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歷史、人物以及社會人生種種，簡要賅博，便利記誦。章太炎說：“觀其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以較梁人所輯《千字文》，雖字有重復，辭無藻采，其啟人知識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