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樣，當1606年塞繆爾·德·尚普蘭試圖在馬薩諸塞定居時，土著美洲人趕走了他。第二年，阿本乃吉（Abenakis）帶人把第一批普利茅斯公司的定居者趕出了緬因。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推斷，如果挪威人當時不是時運不佳，遷出了遠離歐洲疾病中心的格陵蘭島和冰島的話，他們也許已成功地在紐芬蘭和拉布拉多殖民了。但這只是“如果”歷史。新英格蘭的瘟疫不是“如果”。它們繼續(xù)向西推移，在與文化接觸的賽跑中一路領先。

在美洲各地，第一批歐洲探險者所到之處遇到的印第安人要比后來者遇到的印第安人多得多。在赫爾南多·德·索托游歷今天美國東南部一個半世紀之后，到達這里的法國探險者發(fā)現(xiàn)當?shù)厝丝谶€不足德·索托走后的四分之一，這場人口銳減對土著的文化與社會組織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同樣，在著名的1804至1806年遠征中，劉易斯與克拉克在俄勒岡遇到的土著人要比僅20年后居住在那里的人多得多。

亨利·杜賓斯羅列了1520至1918年間發(fā)生的93場悲慘的瘟疫。他記錄了41場天花、4場鼠疫、17場麻疹、10場流感（這些都發(fā)生在土著印第安人身上），還有25場肺結核、白喉、傷寒、霍亂及其他疾病。這些疾病很多都流行極廣，始于佛羅里達或墨西哥，一直蔓延到太平洋和北冰洋才停止。疾病在墨西哥、秘魯與在馬薩諸塞同樣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西班牙人當年是如何設法征服現(xiàn)在的墨西哥城的呢？“當基督徒厭倦了戰(zhàn)爭時，上帝覺得，應該為印第安人送去天花病毒，于是城里瘟疫橫行?！碑斘靼嘌廊诵羞M到特諾奇蒂特蘭城時，尸橫遍野，他們不得不從尸體上踏過。大多數(shù)西班牙征服者都對疾病具有免疫能力，而這一事實本身又有助于挫敗阿茲特克人的士氣。

如今，瘟疫繼續(xù)流行。礦工和伐木工人又把歐洲疾病帶到巴西北部和委內瑞拉南部的雅諾馬莫人（Yanomamo）身上，1991年，雅諾馬莫人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死去。查爾斯·達爾文于1839年以一種接近詩體的語言寫道“歐洲人所到之處，死神仿佛追逐土著?！?/p>

歐洲人一直未能在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或者非洲的大多數(shù)地區(qū)“定居”下來，因為那兒已有太多的人居住。當年瘟疫在美洲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可以從以下兩個關于人口的簡單估計中略知一二。一個是威廉·麥克尼爾的推測，1492年美洲的人口是1億。另一個是威廉·蘭格的推測，哥倫布出航時，歐洲的人口只有7千萬。歐洲人在軍事、社會技術方面的優(yōu)勢使他們征服了美洲人，就像他們最終征服了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一樣，但是，他們最終沒能在東半球“定居”。從這個角度說，瘟疫是必需的。因此，除了歐洲人（和非洲人）的入侵外，瘟疫的確是美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第一批瘟疫不僅給美洲印第安社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而且也使對前哥倫布時代土著美洲人口的估計困難重重。結果是，在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中間，爭論持續(xù)不斷。1840年，喬治·凱特林估計，在白人到來時，美國和加拿大的土著人口也許是1400萬。他認為，幸存的只有200萬。到1880年，由于戰(zhàn)爭、衰退和疾病，土著人口降到25萬，下降了98％。1921年，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推斷，1492年，在今天的美國所在的區(qū)域，土著人口只有100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穆尼的推斷一直被人接受，雖然它不那么可信，因為支持它的觀點是建立在推論而非證據(jù)基礎上的。科林·麥克伊夫迪的觀點就是一個例子：

當然，較高的估計認為，土著人口由于天花病毒、麻疹和其他從歐洲帶來的疾病，已減至較低水平（大約在100萬到200萬之間）。實際上，他們的確可能也就那么多。但是沒有任何關于大陸（歐洲）人口減少比例的記錄，只提到從2000萬減到200萬或100萬。即使是黑死病，歐洲人口也只不過減少了三分之一。

請注意，麥克伊夫迪既忽略了數(shù)據(jù)，也沒有對上述疾病進行推論，僅憑類似于常識的東西對它們一并排斥。實際上，他辯稱：“沒有什么能和常識抗衡。”但是“始祖移民”到來之前的美洲流行病學并非人人知曉的領域，不能用“常識”代替多年的相關研究。麥克伊夫迪所說的“常識”，其實就是指傳統(tǒng)的說法，而這一傳統(tǒng)說法是“歐洲中心論”的。我們塑造出“大陸處女地”及其必然衍生物“原始部落”等概念模型，這些對我們估計土著人口產生了微妙的影響：那些視土著美洲人文化為原始文化的學者們，出于這些概念模型的需要，會降低自己對歐洲人到來之前美洲人口的估計。因此，穆尼的低水平估計“合乎情理”——與這一概念模型相呼應。它從不在乎，這塊土地其實從不荒蕪，恰恰相反，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拋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