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薛暮橋的思想和1949年以來經濟制度的演變，有交叉有分離，有平行有逆行，他曾經想解釋，想修正，想揚棄，想否定，最終飛躍。他既懂得市場經濟理論，又見過市場經濟運行；既懂得計劃經濟理論，又主導過計劃經濟運行。和時代的進步相比，他把自己滯后的時間縮得最短，追得最快。說到底，薛暮橋一生奮斗追求的是人民幸福、社會公正，是接近普世價值的社會主義。而接近這樣社會形態(tài)的，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

于光遠版本

和于光遠這個名字相連的有一個“機構”，叫“于光遠編寫組”，就是編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的小組。書，終究沒有編出來；只留下于光遠所著7卷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以下簡稱《探索》）。

于光遠不像孫冶方那樣烈士般地悲壯，也不像薛暮橋那種水滴石穿地專注，而是游刃有余地在眾多領域里出來進去，以“人生何處無樂趣”的心態(tài)，過“豐富多彩、熱熱鬧鬧”的人生。于光遠1915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讀清華大學物理系，和錢三強、王大珩、何澤慧同學，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后去延安；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擔任過中宣部理論宣傳處處長、科學處處長；“文革”后，擔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是經濟學和自然辯證法兩界的領頭人，涉及領域包羅萬象，連“籠養(yǎng)蒼蠅”也在其中。

因為涉及領域寬，“文革”中，他的“罪行很全面”（于光遠語），專門為他設立了一個“批斗于光遠聯(lián)絡站”，有農經分站、心理學分站、科技分站，好協(xié)調各個分站對他的批斗。說起這些，于光遠不是一臉“苦大仇深”，而是調侃。有一次，別人講，在電視上看見他在“文革”中戴高帽、掛牌子挨斗的鏡頭，他興致勃勃，說“真想看看自己那時的光輝形象”。

于光遠不拘一格，愛琢磨，講科學，發(fā)明創(chuàng)造特別多。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這么拗口的說法，就是于光遠發(fā)明的，連蘇聯(lián)人都跟著這么叫了。他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不能把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稱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它屬于社會主義學說體系。所以，也不能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要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放到后面去。

于光遠想寫一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心愿始于1953年，那是在斯大林《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出來以后。在其后的近半個世紀里，寫作起起落落。1956年，他在中宣部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碰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而中止；1958年重新拾起來，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一度，中國經濟學界寫教科書的熱情高漲，1960年達到頂峰，在高級黨校召開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討論會，然而，不久，又中斷了。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960年底到1966年的5年半時間。于光遠說：“我們花的時間不少，寫下來的東西也很多，但始終沒敢拿出來征求意見?！?/p>

那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由中國科學院和中央宣傳部雙重領導，行政歸中科院管，業(yè)務歸中宣部管。于光遠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副處長是林澗青。于光遠領導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寫組，集中在廠橋附近的一個招待所工作。按照《資本論》的思路，他們只花了一個月就寫完了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并在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量極大。“文革”中，于光遠在寧夏干校勞動，有一次去銀川看病。醫(yī)生看見病歷上的名字，大為驚訝：“你就是寫《政治經濟學》的那個于光遠嗎？”“是??！”醫(yī)生頓時對他充滿敬意，細心治療。

而社會主義部分卻始終沒有寫出來。編寫組的人反復研讀馬恩列斯毛的原著，也只寫出了一些階段性的篇章。從中科院經濟所來參加編寫的吳敬璉總覺得氣氛有些特別：一方面，于光遠骨子里傾向自由主義，他在編寫組里培育自由討論的氣氛，幾乎任何問題都能討論；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閻王殿”在科學方面的總管，需要貫徹黨中央的政治意圖。

于光遠對于中國經濟學界最大的貢獻，要屬1977-1979年撥亂反正期間，發(fā)起對“四人幫”在上海組織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組織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按勞分配四次全國討論會。在中國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于光遠，無疑是一個閃光的名字。

“文革”一結束，于光遠就向國務院領導提出，要完成當年接受的任務，編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社科院一成立，就有了一個編書組，設在院寫作組里。于光遠說：“十年‘文革’使我懂得了不少原先并不真正懂得的道理，使我思考了不少過去沒有思考過的問題，我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一個層次。”他感到，實踐給他的啟發(fā)和提出的問題應接不暇。1979年9月，時任社科院副院長的于光遠兼職了馬列所所長，于光遠編書組也跟著轉移到了馬列所。然而，“20年過去了，好像離開寫出一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目標還是很遠很遠?！庇诠膺h提出化整為零的辦法，先研究范疇。比如，寫一本辭典，使大家有一個討論問題的共同語言。同時，建立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親任會長，宋濤、駱耕漠、馮蘭瑞為副會長。薛暮橋、孫冶方和許滌新為顧問，這是早年被稱作“經濟學界四大名旦”的薛、孫、于、許短暫地一次齊聚這個事業(yè)。到了80年代初，于光遠就已經清楚地知道，“我們取得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對于寫出一部有高度科學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來說是很不夠的?！敝袊嗣翊髮W經濟系研究生有一門課叫“于光遠經濟著作選讀”。1983年12月2日，于光遠和研究生們有一場談話專門談他在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歷程和想法。他依然雄心勃勃，把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當作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1985年，他在中國經濟學團體聯(lián)合會（簡稱“經團聯(lián)”）上發(fā)出倡議，用通信方式，舉行為期半年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學術討論會”。

然而，事與愿違，他看到的是政治經濟學的悄然退場。1988年，于光遠說：“目前在我國經濟學界明確自己在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經濟學家已經很少，許多人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置于很不重要的地位。對于這樣的看法，我不敢茍同?！彼膴^斗變得越來越孤單，1987-1988年，他下了很大工夫，在《探索》四、五、六卷中，約有100萬字的內容與此課題相關。在他這兒，這是統(tǒng)一的，一面執(zhí)著于政治經濟學探索；一面論述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所有制問題，呼喚建立現(xiàn)代市場經濟。在《探索》7卷里，股份制是重點，還有“于氏簡明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辭典初稿”。2000年4月，85歲的于光遠又發(fā)表了《呼喚世界歷史大調整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宣稱：“這篇文章是我對政治經濟學新一輪研究的開始?！比绱思で?，癡心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