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從流亡到歸臺的凄涼晚景
　　
　　海峽兩岸同聲“炮轟”胡適
　　
　　1948年秋天，當人民解放軍包圍了北平時，解放區(qū)廣播電臺有專門關于胡適的一段播詞，勸胡適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留在大陸會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在北大校長辦公室聽了后既不激動，也不快樂，而只是平靜地說了一聲：“他們要我嗎？”看來他是不想留下了。果然不出所料，胡適坐上蔣介石派來的專機離開了北平，旋即從上海乘克里夫總統(tǒng)號輪于1949年4月6日前往美國，開始了他流亡的寓公生涯。
　　
　　1954年，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運動，后來轉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師胡適。胡適由學界泰斗一下變成聲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稱他為“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當時，由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共同成立了專門批胡的機構即周揚所稱的“討胡委員會”。在郭沫若“委員長”的領導下，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八輯約二百萬字，另有別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有三十本，總計有三百萬言之多。這些文章，在大陸沒有一個人讀完過，可胡適全部都看了，并在有些地方做些富于諧趣的批注。他曾想對大陸的批胡運動作一總答復，后因他新月時代的好友葉公超的勸阻而未寫。對這種自上而下發(fā)動的批判，胡適將其看做是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勝利，是另一種對自己的抬舉和宣傳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說：“這些謾罵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為……我個人四十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的……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于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fā)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焙m在這里承認自己的思想對馬列主義有“抗毒”作用，這說明大陸開展的這場批判指導思想有對的一面，但這場把學術文化問題當作政治斗爭并加以尖銳化的大批判十分粗暴，比如全盤否定胡適對五四運動的貢獻和學術研究成就，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場運動的發(fā)動者毛澤東早在1936年與斯諾會談時，就談到五四時胡適和陳獨秀是他心中的“楷模”。就是50年代中期“討胡戰(zhàn)役”過后，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也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自由主義者由于長期游離于左右翼之間以及政治與學術之間，故常常陷于兩難境界，以致“豬八戒照鏡子--兩邊都不是人”：正當海峽這邊批胡高潮剛過去，海峽那頭又掀起了一股批胡惡浪。
　　
　　事情是這樣引發(fā)的：以胡適任發(fā)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國》，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為武器，對抗蔣介石的獨裁統(tǒng)治。在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做七十大壽時，《自由中國》出版了別具用心的“祝壽專號”，上有胡適寫的《述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tǒng)祝壽》，希望蔣介石不要大權獨攬而應發(fā)揚民主，做個“無智、無能、無為”的守法遵憲的“三無領袖”。胡適的摯友、該刊主編雷震寫的文章，則要求官方徹底改革“國防”與“經濟”。
　　
　　胡適這時盡管在海外，但他仍時刻關心著祖國大陸的思想文化狀態(tài)。他在接受《臺灣新生報》采訪時，認為大陸在搞“百家爭鳴”，開放思想自由。如果臺灣不再“徹底實行言論自由”，那就不能“樹立真正與共產黨不同的模范省”。胡適還面勸蔣介石將國民黨一分為二乃至一分為三，以便群眾監(jiān)督。胡適這些言論及《自由中國》所散布的徹底改革時政的主張，很快遭到國民黨官方的迎頭痛擊。1956年12月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以“周國光”名義發(fā)布絕密的第99號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其中不點名批判胡適在“制造人民與政府對立，破壞團結，減損力量，執(zhí)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叫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xiàn)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了解中國當前革命環(huán)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從不正面點名和使用“不了解”及“天真的妄想”詞句看，國民黨對胡適的攻擊是有限度的。鑒于胡適過去與蔣介石私交不錯，胡適流亡海外后又像過去一樣從政治上支持國民黨，故這次批起來火力不足，且只搞了半年就匆匆收場，與大陸的批胡運動相比，無論在聲勢還是在力度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
　　
　　對來自海峽兩邊的隆隆“炮聲”，胡適均處之泰然。從1925年起他就開始習慣被人罵，反而“成了一個不怕罵的人。有時見人罵我，反使我感覺我還保留了一點招罵的骨氣在自己人格里，還不算老朽”。當大陸“大鳴大放”時，北京曾派人向美國的胡適帶話說：“我們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們反對的不過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適聽后大笑說：“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的確，一旦把胡適的思想批倒批臭時，其人格又怎么可能叫人尊重？
　　
　　一再卷入政治斗爭漩渦
　　
　　國民黨官方圍剿《自由中國》的事件發(fā)生后，作為該刊后臺老板的胡適，感到有責任回臺灣處理好這一問題。更重要的是，六十七歲的胡適不想再長期飄零海外，而想葉落歸根過幾天清靜的日子，利用南港史語所的藏書，將未寫完的《中國思想史》全部完成，然后再寫一部英文本的《中國思想史》，接著再寫《中國白話文學史》的下冊。
　　
　　然而結束整整九年之久流亡生活的胡適，于1958年4月8日經舊金山回到臺灣后，并沒有過上閑云野鶴的生活。首先是心臟病不斷發(fā)作，有時上醫(yī)院遠比上研究所多。其次是經濟不寬裕。他原想在南港建一座小屋，備夫人江冬秀由美返臺居住，可他的版稅收入連付一所十五疊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夠。夫人回臺后，又增加了經濟負擔，以致他連付醫(yī)藥費都感到困難。更讓人頭痛的，還有《胡適與國運》這本神秘的怪書對胡適的謾罵和攻擊。本來，胡適是勸蔣介石不要獨裁，可這本書倒打一耙說胡適欲取蔣介石而代之，其公式是：
　　
　　理想的胡說的領袖=無智 無能 無為 外國大學生=胡適
　　
　　從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胡適還卷入了蔣介石能否第三次連任“總統(tǒng)”的政治風波中。對年過古稀的蔣氏來說，不再做最高領導人是明智的選擇，因而胡適希望他恪守“憲法”，不再連任，給人樹立一種“合法的、和平轉移政權”的風范。和此事相連的是胡適不論是在公共場合或在私場合，均反對為連任做輿論準備的“修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