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官兼名士，蒼涼身世又誰知
　　
　　抗戰(zhàn)勝利后，葉公超回國任外交部歐洲司司長。1947年后，升為外交部常務及政務次長。1949年3月代理部長。同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長，還一度兼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1948年冬，國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廣州之初，葉公超眼看國民黨風雨飄搖，處境維艱，斷然決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檔案運到臺灣，這就使從清朝起到國民黨大陸撤退時所有和外國簽訂的條約、協(xié)定等重要文獻完整無缺地得到保存，因而蔣介石對葉公超在撤離大陸時既沒有丟大印，而且又保留了重要檔案的超前意識十分佩服。當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職“總統(tǒng)”時，葉公超被留任，一直到1958年4月14日調任“駐美大使”為止。
　　
　　葉公超出任外長前，當局曾提名傅秉?；蚝m出任，后他們兩人均感到國民黨赴臺后守的是爛攤子，工作無法開展，堅辭不出山。當時的形勢的確對臺灣大為不利：1949年8月初，美國政府發(fā)表《中美關系白皮書》，對臺灣有不少“惡言”，使其對外關系蒙上一層烏云。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莊嚴宣告成立，蘇聯(lián)及東歐各國，還有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瑞士、荷蘭等國紛紛承認。1950年1月6日，英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葉公超為此夜不能寐，從此有了服安眠藥的習慣。
　　
　　葉公超任“外長”期間，有不少雖非純粹“外交”卻也“涉外”的高度敏感性事件，例如“巴拿馬公使與委內瑞拉代表國際販毒案”，“《自由中國》雷震案”，殃及王士杰被解職的“兩航飛機案”，美國顧問團雷諾槍殺劉自然導致群眾忿而以磚石投擊“美國大使館”案，等等。此外，與“外交”有關最重要的有兩項：一是于1952年4月簽訂“中日和約”，為中共與日本接觸制造了一大障礙；二是于1953年12月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簽訂了“中美共同防御條約”，為臺灣三十年的安定和日后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基礎。葉公超在任內曾兼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并先后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聯(lián)合國大會四次，他是國民黨政權歷任“外交部部長”中任職最長的一位。蔣介石在“中美共同防御條約”簽訂后單獨約葉公超在官邸共進晚餐，不久以政府名義頒授一等青云景星勛章給他。
　　
　　葉公超的外交才能不管如何嫻熟靈活，但均改變不了臺灣“外交部”成了“斷交部”，以致像“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凄慘局面。如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后，臺灣駐巴黎聯(lián)合國文教組織還賴在那里不走，后中共代表把臺灣代表團從辦公室驅逐出去，那位首席代表--即《西瀅閑話》作者陳源（陳西瀅）當場昏倒，后竟吐血，不久死于倫敦。面對這種許多國家紛紛與臺灣解除“外交”關系的事實，葉公超下屬的一位司長說：“我們現(xiàn)在是開殯儀館，到處斷交閉館，料理后事而已！”也有人當面質問葉公超，如東北籍的國民黨元老錢公來罵葉公超辦“外交”“只知道辦喪事”，干的都是“喪權辱國”的丑事，這使有“文壇巨子”、“外交雄才”之美譽的葉公超竟無言以對，使那些久仰“喬治葉”的記者大失所望。
　　
　　葉公超最傷心的是莫過于1961年被免“駐美大使”一事，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lián)合國問題。蒙古于1946年元旦脫離中國宣布獨立。蔣介石對此一直反對，乃至臺灣現(xiàn)在畫的“中國地圖”仍包括“外蒙古”。1961年春夏之交，聯(lián)合國為蒙古國入會問題，征求葉公超的意見，希望他作為五名“常任理事”之一不要用否決權。葉公超考慮到臺灣的“外交”愈來愈孤單，朋友愈來愈少，為了擴大國際生存空間，勉強同意蒙古國入會。蔣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質問葉公超：“是做‘美國大使’還是做‘中華民國大使’？”蔣氏本著所謂“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堅決反對蒙古國入會，并認為使用否決權與否，權在最高當局，葉公超已超越職權范圍，何況葉氏在其報部公文中有引述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對蔣介石不敬之語句。于是蔣介石一個急電，把葉公超召回罷黜。葉公超當時不知內幕，更不知早就想取葉公超而代之的沈昌煥打小報告給最高當局，說他泄露“國家秘密”。蒙在鼓里的葉公超連雙橡園的辦公桌都沒有整理，只帶了幾件襯衫、領帶，提起皮包就飛回來了。“總統(tǒng)”將其召回，可“總統(tǒng)”不召見，到了第三天他才得到一個不必回任的傳諭，這完全出乎葉公超的意料，致使他在下榻的博愛賓館繞室彷徨整整三天三夜。葉公超后來請求回美國收拾行李，也未獲批準。
　　
　　葉公超自以為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他的英文水平曾為眼高于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所稱贊。在任“駐美大使”期間，他極受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的器重。正因為有“達官兼名士”的資本，故葉公超常給人恃才傲物之感。1961年“副總統(tǒng)”陳誠代表蔣介石出訪美國，他在記者聯(lián)誼會上發(fā)表演講，并答記者問，許多人均認為陳誠講得恰到好處，唯獨坐在貴賓席上的葉公超流露出不以為然和不耐煩的樣子，使許多中國聽眾感到不舒服。葉公超對“反攻大陸”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駐美大使”沈劍虹在同車途中問葉公超，若當局“反攻大陸”，美國將作何種反應？葉脫口而出說：“如果事先沒有獲得美方諒解，第七艦隊會出動阻止我們?！边@是一般政客不愿說出的得罪當局的話。這種“反攻須事先與美洽商”的危言，官方認為是“阻礙我方反攻”，有人建議應治葉公超“誤國”之罪?？珊肋~坦蕩、言行無忌的葉公超認為，不說假話是“有道德勇氣”的表現(xiàn)。
　　
　　正因為葉公超厭惡假話，故他從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準則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對新上任的“中央日報社社長”阮毅成說：“我辦外交，你搞宣傳，都是放錯了地方?！薄巴饨缓托麄鳎瑢ψ约河欣氖?，皆要盡量夸張，也就是要能說大話。對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盡量隱諱，也就是要常說假話。這兩者，皆非你我所長者也?！比~公超最看不慣的是偽君子、假道學、小官僚與情報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擊正人君子”。他常寫的聯(lián)句是“愛管是非生性直，不憂得失此心寬”。他做“外長”時，正在進行改造的中國國民黨成立以陳誠為首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有一次，葉公超在與陳誠小酌時，竟勸陳停辦此研究院。理由是這研究院是為官者的“終南捷徑”，不會有什么實際價值。要是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會提此建議的?？伞吧灾薄钡娜~公超實話實說，這自然引起了執(zhí)政者的不快，認為他多管閑事。
　　
　　葉公超常教育下屬，“要有聽而不輕信的辨別能力”。他打比方說：“有些人大唱反共八股，一開口就是共產黨明天就要崩潰了，我們后天就可以回大陸了……你相信嗎？”1958年8月金門炮戰(zhàn)，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和蔣介石舉行會談，會談后擬發(fā)表的《聯(lián)合公報》稿上涉及“光復大陸”的段落，有“而非憑借武力”六字，有人建議葉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誤解臺灣“光復大陸”的信心有所動搖，可葉公超就是不改，于是蔣介石單獨召見葉公超要其作出解釋，兩人談了許久，葉公超面色凝重地出來。這正為葉公超和蔣介石日后的沖突埋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