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參加左聯(lián)從何“退出”左聯(lián)？
由于胡秋原在30年代揭“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旗幟，所以多年來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攻：左翼認為他是國民黨的幫兇，而右翼文人卻認為他原本是“左聯(lián)戰(zhàn)士”，只不過后來發(fā)生分歧而退出罷了。如美籍華人夏志清于1961年出的耶魯英文版《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便說胡秋原退出左聯(lián)后批評左聯(lián)，所以才受到左聯(lián)的“痛擊”。胡秋原讀了后覺得此事影響重大，非得澄清不可。1968年他在紐約旅途中給夏志清寫了一封很直率的信，大意是：
關于你書中的其他錯誤，我不必批評。但涉及我的兩處，有須說明者：一、我不曾加入左聯(lián)，自無從退出；二、不是我受左聯(lián)痛擊，而是左聯(lián)受到我的痛擊。
我希望邀集中美文學界人士開一茶會，由你提出你關于我所說兩點的真實憑據(jù)。如我不能提出反證反駁，我將當場說明你的書是正確而有價值的。否則你應該寫信給我，或在中外的文學雜志上自己對這兩點加以更正。
夏志清接到信的兩天后，在哥倫比亞大學蔣彝教授的安排下，與胡秋原會面。夏志清拿出1967年在東京出版的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之孫寫的《1918-1937：現(xiàn)代中國文學論爭》一書，說泰氏著作也說胡秋原參加過左聯(lián)。胡說：“泰氏之書比你晚出六年，是你的書誤導了他，而不是你沿襲他的說法?！边^了一天，夏志清給胡秋原寫了一封措辭婉轉的信，大意是：“關于你有無加入左聯(lián)，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見不少你加入左聯(lián)的資料，一時記不起來?！庇终f：“你對瞿秋白的文章不曾答復，故給人你被擊敗的印象。許多人均是這樣看的。當然你的理論是正確的，只因左聯(lián)人多，我們人少，可說‘雖敗猶榮’?！庇捎谙闹厩逡再澩镌斈昱u左聯(lián)的觀點為自己辯護，胡秋原亦回了他一封很客氣的信，大意是：
既然你看過不少我加入左聯(lián)的資料，你不妨舉一種出來。至于小泰戈爾的話，不足為憑，因為他的書出在你的后面。至于我有無參加左聯(lián)，你可用檢驗的方法。第一，看左聯(lián)出版的機關雜志上有無我的文章；第二，左聯(lián)常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可看有無我的名字；第三，現(xiàn)在香港，還有左聯(lián)舊人，如李輝英先生正在編纂中國文學史料，可以征信。關于第二點，我說，對于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我是答復了的，那便是《浪費的論爭》一文。其次，論辯以后左聯(lián)有決議公開自承錯誤，而我并未自承錯誤。再其次，看魯迅的《辱罵恐嚇不是戰(zhàn)斗》一文好了。他們既未能“戰(zhàn)斗”，我如何敗得了？……
論戰(zhàn)與政治戰(zhàn)、軍事戰(zhàn)不同，只問有理無理，與人之多少無關。如承認我有理，我怎能??？……說責任在我沒有寫文章糾正錯誤印象，亦非事實。因我寫《在唐三藏與浮士德之間》，編有《少作收殘集》。臺灣還有其他的人的文章談到過，如戴杜衡、劉心皇和陳敬之先生等。此外，曹聚仁也在香港寫過文章，承認那一次是我的勝利，左聯(lián)的失敗。
夏志清出版了海內外首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后，影響甚大，一時成了不容懷疑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的超級權威乃至學霸。他容不得別人對他的批評，尤其是當事人出面找碴，因而胡秋原很快在旅途中接到夏志清的回信。此信不再客氣，批評胡秋原英文水平不高，看不懂他的外文版小說史，還批評胡不該發(fā)表他的信，請胡今后不要再寫信糾纏他，并附《夏志清啟事》如下：
拙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9-1957 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部出版，該書專論1919至1957年較有成就之小說家，也兼論那一時期的文藝思潮和文藝界論爭的情形。第五章（126-127頁）有一小段述及1932年胡秋原、蘇汶和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左聯(lián)）同人有關文藝自由的一場論辯。據(jù)胡秋原先生1968年10月28日的來信，謂我的敘述有兩處與事實不符，有更正的必要。我很感激胡先生指出我的錯誤，并感謝編者先生允許我借用貴刊把這兩處錯誤公開更正的誠意。
拙著126至127頁:“In 1932 Hu Ch’iu-yuan，a writer who had 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complained of leftist persecution and demanded greater cultural freedom。”據(jù)胡先生言，他從未加入過左聯(lián)，自然不可能“退出左聯(lián)”（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胡先生當年文章上也沒有“complain”過曾受左派文人的迫害（“l(fā)eftist persecution”）。
那次論辯結果，據(jù)我書上說，“Su Wen and Hu Ch’iu-yuan were soundly beaten”。據(jù)胡先生來信言，他并沒有被辯倒，而且事實“充分證明左翼在此次論辯后不得不自承錯誤”（胡信，第2頁）。胡先生更說（第3頁）：“那一次的論爭，是中共成立以來在中國思想運動史上為非共派所擊敗而公開自承錯誤的第一次。而我的批評，亦為自是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由共產主義之教條解放，或對共產主義之獨裁戰(zhàn)斗的一個perennial力量之源泉，迄今乃在大陸發(fā)生作用。”
我很同意胡先生對那次論辯的看法。將來我的書重版時如有修改的機會，一定要把胡先生所指出的兩點，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正。
紐約 1968年11月20日
這個“更正”雖然寫得很勉強，多少有點出于無奈，但有了它，胡秋原與夏志清的交涉即告終結?？上闹厩遄詈笠环庑湃怨趾镌岸嗍隆?。而胡秋原卻一再認為夏書已使自己受到傷害。為此，胡秋原在發(fā)表了夏志清的更正啟事后，又寫信給泰戈爾之孫以及美國戈德曼、日本竹內實，要他們對他參加過左聯(lián)一事更正。胡秋原一再聲明：對瞿秋白的批評，他并未“沉默”，而瞿秋白批評他的偏激錯誤，是有左聯(lián)之決議和何丹仁根據(jù)左聯(lián)決議寫的《關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為證的。何丹仁自承錯誤說：“我們不能否認我們左翼的批評家往往犯著機械論的（理論上）和左傾宗派主義的（策略上）錯誤。我們要糾正易嘉和起應在這次論文中所表現(xiàn)的錯誤，我們尤其要反對那干脆不過的舒月先生的那種理論和態(tài)度?！边@里講的易嘉、起應，分別指瞿秋白、周揚，何丹仁則為馮雪峰筆名。
左聯(lián)在論戰(zhàn)時也曾派人找過胡秋原，說《文學月報》上的“批判胡秋原專號”不代表“組織”意見，并說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確曾下令停止攻擊胡秋原。為讓國內外學者更好地看到原始資料，胡秋原請臺灣著名新文學史家劉心皇將其所藏《1932年文藝自由論辯集》增訂出版。但這事并不因此了結。鑒于胡秋原的文章常有馬克思主義詞句，用魯迅的話來說是“掛著‘左翼’的招牌”，且論戰(zhàn)期間左聯(lián)曾邀他參加《現(xiàn)代》雜志有關蘇汶文章引起論爭的“總結”，并轉送過魯迅被他一度奉為偶像的普列漢諾夫照片，故胡秋原與左聯(lián)關系親密的嫌疑仍無法除掉。如有人曾拿出一張所謂“左聯(lián)成立照片”，說“后排左起第五人即胡秋原”。胡秋原否認，可對方說就是他，甚至說用放大鏡一看就明白。胡秋原說這是偽造的，他存有原版，原版上對“后排左起第五人”分明注明是他者而非胡氏。
由于胡秋原在30年代揭“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旗幟，所以多年來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攻：左翼認為他是國民黨的幫兇，而右翼文人卻認為他原本是“左聯(lián)戰(zhàn)士”，只不過后來發(fā)生分歧而退出罷了。如美籍華人夏志清于1961年出的耶魯英文版《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便說胡秋原退出左聯(lián)后批評左聯(lián)，所以才受到左聯(lián)的“痛擊”。胡秋原讀了后覺得此事影響重大，非得澄清不可。1968年他在紐約旅途中給夏志清寫了一封很直率的信，大意是：
關于你書中的其他錯誤，我不必批評。但涉及我的兩處，有須說明者：一、我不曾加入左聯(lián)，自無從退出；二、不是我受左聯(lián)痛擊，而是左聯(lián)受到我的痛擊。
我希望邀集中美文學界人士開一茶會，由你提出你關于我所說兩點的真實憑據(jù)。如我不能提出反證反駁，我將當場說明你的書是正確而有價值的。否則你應該寫信給我，或在中外的文學雜志上自己對這兩點加以更正。
夏志清接到信的兩天后，在哥倫比亞大學蔣彝教授的安排下，與胡秋原會面。夏志清拿出1967年在東京出版的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之孫寫的《1918-1937：現(xiàn)代中國文學論爭》一書，說泰氏著作也說胡秋原參加過左聯(lián)。胡說：“泰氏之書比你晚出六年，是你的書誤導了他，而不是你沿襲他的說法?！边^了一天，夏志清給胡秋原寫了一封措辭婉轉的信，大意是：“關于你有無加入左聯(lián)，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見不少你加入左聯(lián)的資料，一時記不起來?！庇终f：“你對瞿秋白的文章不曾答復，故給人你被擊敗的印象。許多人均是這樣看的。當然你的理論是正確的，只因左聯(lián)人多，我們人少，可說‘雖敗猶榮’?！庇捎谙闹厩逡再澩镌斈昱u左聯(lián)的觀點為自己辯護，胡秋原亦回了他一封很客氣的信，大意是：
既然你看過不少我加入左聯(lián)的資料，你不妨舉一種出來。至于小泰戈爾的話，不足為憑，因為他的書出在你的后面。至于我有無參加左聯(lián)，你可用檢驗的方法。第一，看左聯(lián)出版的機關雜志上有無我的文章；第二，左聯(lián)常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可看有無我的名字；第三，現(xiàn)在香港，還有左聯(lián)舊人，如李輝英先生正在編纂中國文學史料，可以征信。關于第二點，我說，對于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我是答復了的，那便是《浪費的論爭》一文。其次，論辯以后左聯(lián)有決議公開自承錯誤，而我并未自承錯誤。再其次，看魯迅的《辱罵恐嚇不是戰(zhàn)斗》一文好了。他們既未能“戰(zhàn)斗”，我如何敗得了？……
論戰(zhàn)與政治戰(zhàn)、軍事戰(zhàn)不同，只問有理無理，與人之多少無關。如承認我有理，我怎能??？……說責任在我沒有寫文章糾正錯誤印象，亦非事實。因我寫《在唐三藏與浮士德之間》，編有《少作收殘集》。臺灣還有其他的人的文章談到過，如戴杜衡、劉心皇和陳敬之先生等。此外，曹聚仁也在香港寫過文章，承認那一次是我的勝利，左聯(lián)的失敗。
夏志清出版了海內外首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后，影響甚大，一時成了不容懷疑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的超級權威乃至學霸。他容不得別人對他的批評，尤其是當事人出面找碴，因而胡秋原很快在旅途中接到夏志清的回信。此信不再客氣，批評胡秋原英文水平不高，看不懂他的外文版小說史，還批評胡不該發(fā)表他的信，請胡今后不要再寫信糾纏他，并附《夏志清啟事》如下：
拙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9-1957 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部出版，該書專論1919至1957年較有成就之小說家，也兼論那一時期的文藝思潮和文藝界論爭的情形。第五章（126-127頁）有一小段述及1932年胡秋原、蘇汶和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左聯(lián)）同人有關文藝自由的一場論辯。據(jù)胡秋原先生1968年10月28日的來信，謂我的敘述有兩處與事實不符，有更正的必要。我很感激胡先生指出我的錯誤，并感謝編者先生允許我借用貴刊把這兩處錯誤公開更正的誠意。
拙著126至127頁:“In 1932 Hu Ch’iu-yuan，a writer who had 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complained of leftist persecution and demanded greater cultural freedom。”據(jù)胡先生言，他從未加入過左聯(lián)，自然不可能“退出左聯(lián)”（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胡先生當年文章上也沒有“complain”過曾受左派文人的迫害（“l(fā)eftist persecution”）。
那次論辯結果，據(jù)我書上說，“Su Wen and Hu Ch’iu-yuan were soundly beaten”。據(jù)胡先生來信言，他并沒有被辯倒，而且事實“充分證明左翼在此次論辯后不得不自承錯誤”（胡信，第2頁）。胡先生更說（第3頁）：“那一次的論爭，是中共成立以來在中國思想運動史上為非共派所擊敗而公開自承錯誤的第一次。而我的批評，亦為自是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由共產主義之教條解放，或對共產主義之獨裁戰(zhàn)斗的一個perennial力量之源泉，迄今乃在大陸發(fā)生作用。”
我很同意胡先生對那次論辯的看法。將來我的書重版時如有修改的機會，一定要把胡先生所指出的兩點，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正。
紐約 1968年11月20日
這個“更正”雖然寫得很勉強，多少有點出于無奈，但有了它，胡秋原與夏志清的交涉即告終結?？上闹厩遄詈笠环庑湃怨趾镌岸嗍隆?。而胡秋原卻一再認為夏書已使自己受到傷害。為此，胡秋原在發(fā)表了夏志清的更正啟事后，又寫信給泰戈爾之孫以及美國戈德曼、日本竹內實，要他們對他參加過左聯(lián)一事更正。胡秋原一再聲明：對瞿秋白的批評，他并未“沉默”，而瞿秋白批評他的偏激錯誤，是有左聯(lián)之決議和何丹仁根據(jù)左聯(lián)決議寫的《關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為證的。何丹仁自承錯誤說：“我們不能否認我們左翼的批評家往往犯著機械論的（理論上）和左傾宗派主義的（策略上）錯誤。我們要糾正易嘉和起應在這次論文中所表現(xiàn)的錯誤，我們尤其要反對那干脆不過的舒月先生的那種理論和態(tài)度?！边@里講的易嘉、起應，分別指瞿秋白、周揚，何丹仁則為馮雪峰筆名。
左聯(lián)在論戰(zhàn)時也曾派人找過胡秋原，說《文學月報》上的“批判胡秋原專號”不代表“組織”意見，并說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確曾下令停止攻擊胡秋原。為讓國內外學者更好地看到原始資料，胡秋原請臺灣著名新文學史家劉心皇將其所藏《1932年文藝自由論辯集》增訂出版。但這事并不因此了結。鑒于胡秋原的文章常有馬克思主義詞句，用魯迅的話來說是“掛著‘左翼’的招牌”，且論戰(zhàn)期間左聯(lián)曾邀他參加《現(xiàn)代》雜志有關蘇汶文章引起論爭的“總結”，并轉送過魯迅被他一度奉為偶像的普列漢諾夫照片，故胡秋原與左聯(lián)關系親密的嫌疑仍無法除掉。如有人曾拿出一張所謂“左聯(lián)成立照片”，說“后排左起第五人即胡秋原”。胡秋原否認，可對方說就是他，甚至說用放大鏡一看就明白。胡秋原說這是偽造的，他存有原版，原版上對“后排左起第五人”分明注明是他者而非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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