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道藩：未能魂歸故里的文藝總管
　　
　　大陸出版的某些中國現代文學史，提到張道藩在1942年發(fā)表的《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時，常常語焉不詳。此文發(fā)表在《文化先鋒》創(chuàng)刊號上，共兩萬余字，署名張道藩，實際執(zhí)筆者為李辰冬（1907-1983）。李氏畢業(yè)于燕京大學國文系，曾赴法國留學，后因投稿關系與時任教育部次長的張道藩相識。張對李頗為欣賞，把他調到陳果夫任教育長的中央政治學校當研究員?！段覀兯枰奈乃囌摺繁闶窃趶?、李二人討論的基礎上，由李辰冬執(zhí)筆，張道藩訂正，再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陳果夫審閱的。張道藩原本想正式向國民黨中央提出自己設計的文藝政策，可考慮到中央內部意見不易統(tǒng)一，便改用個人名義發(fā)表。這篇論文并非國民政府或國民黨有關文藝政策的正式文件，不過在總的指導思想上與官方意識形態(tài)是一致的。正如臺灣周錦在《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長歌出版社，1976）中所說：“這篇文章，嚴格地說來，算不上文藝政策。”但由此說“只是張道藩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討論”就過于輕描淡寫了。它提出了一整套與左翼文藝運動對抗的方案，不然它也不會引起重慶的左翼報刊《新華日報》、《野草》、《群眾》、《新蜀報》的群起批駁。
　　
　　除了左翼文藝工作者抵制張道藩的文章外，右翼作家和其他文人也有不同意見，還由此引起一場爭論。首先發(fā)難的是梁實秋。他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于1942年10月20日出版的《文化先鋒》第1卷第8期上發(fā)表《關于“文藝政策”》，認為“文藝政策必然配合著一種政治主張經濟主張而建立的……是站在文藝范圍之外如何利用管理文藝的一種企圖”。表面上看來，張道藩與左翼文藝南轅北轍，但就企圖用“文藝政策”管制作家，和蘇聯(lián)用“文藝政策”要求作家配合政治并無兩樣。張道藩針對梁實秋這種“誤解”，在《關于文藝政策的答辯》中說：“我們提出的文藝政策并沒有要政府施行統(tǒng)治的意思”，只不過是“向我國文藝界建議一點”具體做法。其實，張道藩文中所講的“六不政策”（不專寫社會的黑暗、不挑撥階級的仇恨、不帶悲觀的色彩、不表現浪漫的情調、不寫無意義的作品、不表現不正確的意識）和“五要政策”（要創(chuàng)造我們的民族文藝、要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寫作、要以民族的立場來寫作、要從理智里產生作品、要用現實的形式）是用“三民主義與文藝之必然關系”要求作家必須遵循的創(chuàng)作上的金科玉律，是不許違背的。這顯然不是一般的“建議”，而是官方審查文藝作品的標準，當權者監(jiān)控文藝的一種手段。但國民黨不愿意作家們脫離官方領導，因而擔任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兼秘書的趙友培在《我們需要“文藝政策”》一文中站出來反駁梁實秋，并指出張道藩前頭講的“不專寫社會的黑暗”與后面講的“要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寫作”雖然有矛盾之處，但文藝畢竟還是需要政策的。現在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將其完善化，政府應盡快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王平陵在《評〈我們需要“文藝政策”〉》中表示，在指導思想上與張道藩無任何分歧，只是用“政策”二字過于刺激人，不如將這二字去掉，以免讓人“感覺頭痛”。翁大草的《論情感與理智》、常任俠的《關于“文藝政策”的補充》，分別從創(chuàng)作是由理智還是從情感中產生，以及民間文藝、邊疆文藝問題上作了發(fā)揮和補充。王夢鷗的《戴老光眼鏡讀“文藝政策”》則勸作家們要相信政府。只要政府代表民意，大家同意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文藝政策”就不會傷害作家創(chuàng)作的積極性。他戴的這種“老光眼鏡”，貌似平和客觀，其實是站在官方一邊，只不過是他比一般作家的文筆更顯得老氣橫秋罷了。
　　
　　這場論戰(zhàn)的參與者，除上述作家外，另有丁伯騮、夏貫中、易君左、王集叢、太虛法師、羅正緯、陳銓、李辰冬等，共發(fā)表文章三十余篇，其中十八篇（含張道藩的兩篇答辯）列入“文運會”文化運動叢書第五種--《文藝論戰(zhàn)》，于1944年7月在重慶出版。這場論爭，主要是國民黨作家與自由主義作家參與。左派的文章由于寫得激烈，被排除在外。
　　
　　在張道藩從政的一生中，文學藝術只不過是他經營國民黨黨務的一種工具。他本名張振宗，貴州盤縣人，1897年7月12日生。他于1919年赴歐洲勤工儉學，先后在倫敦大學美術部、巴黎美術?？茖W校學習。于1922年倫敦求學時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回國后，在北伐成功的1928年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他在上海結婚時，蔡元培夫人為女方主婚人，陳果夫為男方主婚人。1928年9月任青島大學教務長，后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從1932年春到抗戰(zhàn)前夕，先后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內政部常務次長、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教育長?？箲?zhàn)時期又擔任過教育部政務次長。1942年11月接替王世杰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他由于工作關系，和各種派別的文人常有來往。如擔任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期間，他常常給左翼文人茅盾、胡風、馮雪峰、田漢、洪深、許廣平、張友漁、韓幽桐等按月以“特約撰述，預付稿酬”為名發(fā)津貼，并親自登門拜訪，做他們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但這些左派文人并未在政治上從此右傾。有人便將此事密告陳布雷，陳布雷為其打掩護。這種發(fā)“稿費”的事一直維持到1943年。正如臺灣軍中評論家姜穆后來在《國軍新文藝運動的時代背景及其影響》一文中所說：“此項工作顯然失敗。”但張道藩不甘心，仍我行我素，如讓茅盾住“文運會”所在地重慶曹家庵的后樓，老舍更是那里的常客，并在一次晚會上作過老旦清唱的表演。張道藩于1944年10月5日在重慶的廣播大廈內成立“著作人協(xié)會”，呼吁大家重視、保護著作權。此外，他還是國際筆會中華民國筆會首任會長。應該說，他對文藝并不外行。除有美術作品問世外，他另創(chuàng)作有寫愛情婚姻的劇本《自救》、《自誤》，以及寫唐、賀兩家族斗爭的五幕劇《最后關頭》。獨幕劇《殺敵報國》的“敵”系指日寇，全劇洋溢著愛國主義精神，這從劇作寫一農家受日軍凌辱的悲慘遭遇及主人公姓“唐”、其妻姓“鐘”（“中國”之“中”諧音）可看出。1936年，他還自印有寫與軍閥作斗爭的電影劇本《密電碼》。后來成了著名作家的王藍，在天津法租界光明社電影院看了由劉吶鷗等導演的這部電影后，很受鼓舞，影響他走向抗日道路。但張道藩的作品多半是政治思想的圖解，藝術水平不高，正如徐訏在1969年9月臺北出版的《傳記文學》第15卷第3期上寫的《念人憶事》中所說：“實在寫得幼稚，水準始終在五四初期剛從文明戲解放出來的階段?！?br>　　
　　國民黨在大陸失守后，蔣介石隱居臺灣草山，對不重視文化工作一事閉門思過。不少人認為文化陣地被左派占領，是國民黨垮臺的一個重要因素。外交官蔣廷黻就認為：“二十年來，國民黨握到的是軍權和政權，共產黨握到的是筆權，而結果是筆權打垮了軍權和政權。”而“筆權”落入共產黨手中，許多人認為張道藩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劉心皇在《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4卷《抗戰(zhàn)時期文藝述評》中，就不斷批評“當時的主持人”所做的文藝工作軟弱無力，沒有“積極的表現，便只有采取消極的禁止”，這禁止的“反效果，就是愈禁止愈有人看，愈禁止愈影響大”，以致文藝界變成了左派的天下。但蔣介石并不因此責怪張道藩。當1949年冬張道藩來臺后，仍受蔣介石器重，成為二陳（陳立夫、陳果夫）CC系統(tǒng)的一員大將。同年底，他被任命為“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1950年春，他奉蔣介石之命創(chuàng)設“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被封為主任委員。委員共十一人：張道藩、羅家倫、狄膺、程天放、張其昀、曾虛白、陳雪屏、胡健中、梁實秋、陳紀瀅、李曼瑰。由于有官方的支持，獎金豐厚，所以這項文藝獎對50年代戰(zhàn)斗文藝思潮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同年5月，張道藩受國民黨“中宣部”委托，領頭成立“中國文藝協(xié)會”，任首席常務理事。同年10月，任黨營媒體《中華日報》董事長。1951年5月4日，創(chuàng)辦《文藝創(chuàng)作》月刊，任發(fā)行人，并親自撰寫發(fā)刊辭。這是50年代最權威的官方文藝雜志。1951年9月5日，蔣介石親自召見“中國文藝協(xié)會”張道藩等五人。1952年至1961年，早在1948年就當選為立法委員的張道藩高升為“立法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