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凖和余光中均反對臺獨，但一個是左統(tǒng)，一個是右統(tǒng)。由于政治觀念再加上文學思想的重大差異，高凖對余光中的詩評價不高。他認為，余光中從1950年起到1956年，一直寫著新月派式的格律詩，作品“幾乎無一可觀”。對于被許多人認為有民族詩風和新古典精神的《蓮的聯(lián)想》，高準認為實際上所表現(xiàn)的是“一種凄楚的‘東方式’的秀美，但卻并沒有民族精神與民族愛的表達，與古典主義也不相干”。高凖的文章判斷多于分析，顯得粗糙。如他認為長期以來余光中“并無民族精神，而與《在冷戰(zhàn)的年代》的同時寫的《敲打樂》中，卻無可掩飾地深刻地表露出了他那一講到美國就崇拜到五體投地，一想到自己是中國人就引以為無限羞恥的令人震驚的心態(tài)。所以他雖然一度以‘回歸民族的’來標榜，其實不過是參加了一次‘化裝舞會’而已”。15這里對《敲打樂》的看法，有斷章取義的嫌疑，就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原意。
　　
　　高準和余光中相識于1961年，在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發(fā)生時已有十六年的歷史。余光中比高準年長十歲，高凖一向把余光中當長輩看待，可高凖失望地說：“想不到他對于比他年輕的朋友，竟是以這樣一種陰謀暗算的態(tài)度來對待！他的為人，也實在使我太失望了?！?6
　　
　　事情系由高凖1977年5月編的《詩潮》第一集所引發(fā)。彭品光曾指責該刊第一集封面封底設計，有遙遠的大陸，有海洋，有海島，天空和大陸是一片通紅，海洋和海島是一片黑暗：“所指為何？相信大家都很清楚?！?7高凖辯解道：事實上，無論封面與封底，均無大陸，也無海島。唯一的罪狀大概是用了紅顏色。“紅顏色是不能用的嗎？”彭品光指控的另一理由是《詩潮》第一集為“倡導工農(nóng)兵文學的專輯”：一是《詩潮》包含有《工人之詩》、《稻穗之歌》與《號角的召喚》三組作品，這正是“工、農(nóng)、兵”，是“狼來了”！高凖反駁說，《詩潮》在詩創(chuàng)作方面，一共分了九組，計為《歌頌祖國》、《新民歌》、《工人之詩》、《稻穗之歌》、《號角的召喚》、《燃燒的爝火》、《釋放的吶喊》、《純情的詠唱》和《鄉(xiāng)土的旋律》?！对姵薄肥且源龠M發(fā)揚真正三民革命精神的文學為總旨趣，所以這些詩的分組、編排上也照著民族、民權、民生的次序?！陡桧炞鎳肥前l(fā)揚民族主義精神，《新民歌》是表現(xiàn)一種平易近人的民主風格，是發(fā)揚民權主義精神，《工人之詩》、《稻穗之歌》是發(fā)揚民生主義精神。關于工人與農(nóng)人的詩篇，臺灣一向極缺，所以特別標示出給予園地。但《號角的召喚》卻不是以軍人為主題的。這說明彭品光連依標題望文生義也沒有望對！18
　　
　　《詩潮》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余光中從香港回來，高凖去看他，并帶了一本送他。據(jù)高凖說，余光中看到里面沒有他的詩，就不高興，“接著他翻到其中的一篇《李白詩中的戰(zhàn)斗性與入世精神》中有一句說‘李白對國家的強大統(tǒng)一是非常關懷的’。他說：‘這就該罵！這還不是有問題嗎？’我說：‘怎么呢？李白關懷國家強大統(tǒng)一是客觀的歷史事實。而即使引申到現(xiàn)實意義來講，我們豈可不關心國家的統(tǒng)一強大呢？哪有什么不妥呢？’不料余光中竟說：‘李白也有問題，他曾經(jīng)追隨永王璘……’真想不到余先生竟連對李太白也要展開起政治清算來了”。19
　　
　　這里所說的余光中指責“李白也有問題”，是因為在戒嚴體制下，一般不允許人們自由討論中國統(tǒng)一問題；還因為余光中不認同中共，他只認同文化中國。正因為高、余兩人政治觀點南轅北轍，故余光中看到該刊后幾天，就寫出《狼來了》一文，洛夫立刻在一個座談會上引用，作為指控某些人“提倡工農(nóng)兵文藝”的佐證。過了幾天，余光中又從香港回來打電話給高凖，高問他“狼”是不是指唐文標，因為唐曾經(jīng)罵他又給他戴帽子。余說：“人家戴我多少帽子，我就不可以戴他一頂嗎？”高說：“人家對你是道德意義上的指責，而你造的這頂帽子卻是要把人送進監(jiān)牢去的，這可不一樣也?！庇喙庵芯驼f：“這也不是戴帽子，是抓頭！”高凖說：“有一句古話說‘羅織成罪’，就是這個意思吧？但你既說不是指《詩潮》第一集而言，請你在另文中澄清一下，因為已引起誤會?！钡喙庵辛⒓淳芙^了，他忽然變了一種粗嘎的聲調說：“老實說，對《詩潮》也沾到一點邊！”余光中在電話里一開始否認“狼”文是指《詩潮》，后來又說是指到一點，《狼》文內(nèi)容則又在某一二句子的氣氛上，弄成可能引起人家對《詩潮》誤會的樣子。高凖認為余光中如此前言不對后語，實在使人失望。20
　　
　　高凖從此和余光中“交惡”，積怨頗深。盡管如此，他介紹的上述情況，還是對我們了解《狼來了》的寫作背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陳鼓應三評余光中
　　
　　陳鼓應原先任教于臺灣大學哲學系。1972年12月4日，他和王曉波及一些學生效仿李白關懷國家的強大統(tǒng)一問題，在臺大舉行“民族主義座談會”，宣傳中國統(tǒng)一等主張，后被捕。釋放后他無法教書和工作，曾出版過《存在主義》、《莊子哲學》、《悲劇哲學家尼采》、《古代呼聲》。他給人“一個激烈的自由主義者”印象，沉寂多年后因發(fā)表評余光中的系列文章聲名大振。
　　
　　陳鼓應與余光中不存在個人恩怨。十年前，他們同是《文星》的作者。余光中給人的印象似乎也是自由民主人士，可《狼來了》發(fā)表后，陳鼓應改變了看法，并把他的作品全部找來細看，發(fā)現(xiàn)問題頗多頗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沉湎于資本主義病態(tài)生活的頹廢意識和虛無情緒、買辦意識和自我膨脹。他的作品里絲毫見不到他對別人的關心，也見不到他對社會人群有任何的關懷。他到了美國以后，看到高聳入云的帝國大廈，以及千里公路，萬里草原，他立刻就被那里的物質文明所震懾，回頭想到中國的貧窮，由此產(chǎn)生了民族的自卑情緒；又由于向美國的認同發(fā)生了阻礙，就越發(fā)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產(chǎn)生了羞辱感，因而有一連串羞辱祖國的文字出現(xiàn)。21
　　
　　有了這些看法后，陳鼓應便以一個讀者的身份連續(xù)寫了“三評”：《評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與色情主義》22、《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tài)》23、《三評余光中的詩》24，并結集為《這樣的詩人余光中》25出版。
　　
　　對《狼來了》這篇文章，陳鼓應同意徐復觀的說法：這是拋給作家的血滴子。這不能單純從“反共”來解釋：“實際上他寫《狼來了》的真正動機，只是因為有一群新起的作家影響了他的作品的市場，吸引走了他們的讀者；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便不惜使出迫害新作家的手段。說穿了，如此而已。”26但在對余光中詩的總的評價上，他做了徐復觀沒有做的工作：“余光中的詩，不僅污染了我們民族語言，更嚴重污染了青年的心靈?！蔽闹信e了大量的例子，指出余光中洋化的語言，像“聳一個拉丁式的肩”，“我是很拉丁的”，“難為您了，真是，Signorina”，“向她，鞠了一個躬，非常意大利式的”，這樣洋化語言乃是作者過分崇洋心態(tài)所導致。27這樣的例子在余光中詩中舉不勝舉。陳鼓應在“語言污染的病例”的標題下，分《星空非常希臘》、《美麗的分尸》給予分析批判，并指出他的語言夾生的部分深一層的根源如同余氏自己的告白：“我是一只風中的病蜘蛛”；“我變成一個精神的殘廢”；“自虐狂的靈魂”。這種“自虐癥狀”如不及時治療，要變成什么樣是可想而知的。陳鼓應還說，他的作品，大量地散播著極不健康的灰色思想和頹廢情緒。至于他的崇洋媚外，靈魂要“嫁給舊金山”，并死時以葬在英國的西敏寺為榮……他固然常說懷念中國，但當他把中國和美國相比時，卻以我們的貧困為可恥，并以此而這樣地嫌棄：“中國中國你是一場愧慚的病”，你是“不名譽”的“患了梅毒”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