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閏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閏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著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里提著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69

魯迅小說中的敘述者與閏土之間的再相見同崔明亮與三明的尷尬重逢非常相似，不僅在于形式上的相似：兒時的玩伴，現(xiàn)在屬于兩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人又再相見，閏土和三明都沉默寡言，無力講出他們的經歷；更重要的是，兩部作品都對震動了主角的悲劇、不公平和哀傷發(fā)出了深深的感慨。對于觀看《站臺》的大多數中國觀眾（主要是城市觀眾）和外國觀眾而言，銀幕上的汾陽已經帶給觀眾邊遠和落后的感覺，但賈樟柯提醒我們，還存在一個更冷酷的現(xiàn)實、更悲慘的命運。

鄉(xiāng)鎮(zhèn)中國的灰色現(xiàn)實不僅通過三明沉默的凝視和麻木的反應，更通過一系列對這個地區(qū)的絕望和剝削狀況進行描繪的鏡頭而被強化出來。三明的母親對崔明亮說明了家里的困境：很難為三明找個媳婦，繳不起女兒讀書的學費?！斑@會兒勞動的，下煤礦的，上下個學，做了甚不比受了苦強？可是就是家里太困難，吃的還有拿吃的，書費、學費一下子那么多錢——”而后來當三明在本地的一家煤礦簽約干活，粗暴的礦主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場：“出了事我們絕不負責?！痹谝郧吧鐣髁x制度的“鐵飯碗”下，國家負責一切，提供房子、保健和其他福利，新的資本主義剝削現(xiàn)實在崔明亮念出的三明下礦前必須簽署的合同中表露無遺：

生死合同。第一、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本人自愿在高家莊煤礦采煤，如遇萬一與煤礦無任何關系。二、本著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如遇不測，煤礦每人補助500元，給其直系親屬。三、每人每天工資10元。

其他的控訴通過余力為的攝影機表現(xiàn)了出來，它緩緩地搖過干旱、黑暗、烤裂的土地，表明環(huán)境本身是鄉(xiāng)村壓抑氣氛的另一個要素。在這里，賈樟柯回到了曾啟發(fā)了他的《黃土地》（它是在山西的鄰省陜西拍成的）一樣的山嶺景象，同樣以之對農民的掙扎作了強有力的描繪——主要的區(qū)別在于陳凱歌的電影背景設定于共產黨獲得勝利前的1940年代，而賈樟柯電影的背景則設定于1980年代，此時共產黨執(zhí)政40年，全國正在創(chuàng)造經濟奇跡。

從三明的村莊（很可能是崔明亮的老家所在地），文工團接連穿過山西和中國北方的一些地方，包括陜西和內蒙古。我們慢慢目睹了文工團發(fā)生的變化，如舊有的成員鐘萍退出了，而新的成員例如雙胞胎姐妹李小娟和李小娥——團里新的當家舞蹈演員——加入了。伴隨這些變化的，還有傳統(tǒng)的樂器例如手風琴、二胡和手提琴被電吉他、電貝司、鍵盤和西方的鼓樂裝備所取代，新的中國搖滾熱曲節(jié)目單更是對此的進一步補充。最終文工團的名字由汾陽縣農村文化工作隊變成了深圳霹靂柔姿電聲樂團70。盡管在1980年代的中期到后期，深圳只不過是對香港的二流模仿，對于中國的其他地方來說，它卻是處于潮流的最前線。對于樂團挪用深圳——由于鄧小平的經濟政策而快速獲得財富、迅疾壯大的珠三角城市——作為虛構的故鄉(xiāng)，代表的不僅是樂團的世界夢想，同時也表明宋永平精明的市場營銷策略，即將深圳作為“時髦城市”的新中心加以利用。最終，正如崔淑琴指出的，樂團甚至發(fā)展到用高音喇叭宣稱它的表演者是“美國和新加坡明星”，以此來招徠觀眾。71盡管樂團以一個象征財富和經濟復興的名稱來標榜自己，并將它的成員標識為全球現(xiàn)代性的使者，但當他們跋涉于中國的貧困地區(qū)，在臨時性的大棚或者在樂團的運輸卡車的開放車座上表演的時候，等待他們的卻并沒有奇跡。張軍、崔明亮和樂團成員走遍了中國北方最為貧困的地區(qū)，橫跨了國內一些條件最為惡劣的地域。

最終，片名暗示的苦苦等待的火車出現(xiàn)了，但是不存在“站臺”，火車也不會停靠。他們的卡車在一處荒涼的山谷中拋錨，崔明亮坐在駕駛室里，播放了張行的《站臺》錄音帶，當歌聲響起，即將來臨的火車鳴叫聲突然響起，樂團成員們沖向鐵道去見證奇觀。當他們到達鐵道邊，慢速前行的貨運列車已經軋軋地叫著過去了，崔明亮、張軍、鐘萍和樂團其他成員朝著遠方駛去的火車大喊大叫。他們的喊叫中隱隱混合著興高采烈和絕望孤寂，呼應著片頭字幕時他們發(fā)出的充滿幽默的火車嘯聲。這是火車唯一一次出現(xiàn)于電影中，它沒有帶他們去任何地方。對于賈樟柯來說，對于那些“火車代表希望和未來”72的人來說，這種相對的缺席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

長長的站臺

哦漫長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