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宋孝宗“釋然”了，并不代表其他人也“釋然”了。像建軍這么一項大工程，如此巨大的資金流物資流，就算辛棄疾的賬目清清楚楚，顯示他一分錢都沒貪，也難免有人懷疑他在主持這件事的過程中或者是拿了包工頭的紅包，或者是收了供應商的賄賂，甚至還有可能做了假賬糊弄了上級領導。事實上，抱著這種懷疑態(tài)度的，不但有跟他同時代的古人，而且還有現(xiàn)在的一些學者。

淳熙十年（1183），也就是辛棄疾遭到彈劾的兩年后，南宋朝廷重臣周必大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談到辛棄疾建飛虎軍的事。他說：“辛卿又竭一路民力為此舉，欲自為功，且有利心焉?！保ā段闹壹肪硪痪盼澹┱J為辛棄疾之所以竭盡一路百姓的力量去創(chuàng)建飛虎軍，是想把它當成自己的功績，而且有通過它來謀取私利的意圖。周必大在孝宗朝淳熙年間曾先后擔任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樞密使、丞相等高級官員，在南宋政壇很有影響力。連他也這么說，可想而知當時的輿論是怎么看待辛棄疾的了。

周必大在他的信中，并沒提到辛棄疾“有利心”具體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到底又牟取了一些什么樣的利，倒是現(xiàn)在懷疑辛棄疾有經(jīng)濟問題的一些學者，幫忙找了一個實證：辛棄疾在江西上饒帶湖邊的別墅，就是他在湖南為官期間開始興建的。根據(jù)洪邁《稼軒記》的記載，它的規(guī)模不小，包括周圍的田土在內(nèi)有一百七十多畝的面積（有十多個足球場那么大），辛棄疾在其中建有上百間房子。這莊園式的別墅快要修成的時候，當時的大名人朱熹去參觀，后來他寫信給辛棄疾的一個朋友陳亮說：里面的建筑寬敞漂亮，真是讓人大開眼界呀。有些學者認為，如此龐大豪華的園林府第，該要多少建筑費用？辛棄疾如果只靠工資的話，又哪里應付得了這筆開銷？更何況，辛棄疾還有一大家子人要他養(yǎng)活，他沒有點“灰色收入”，沒有點來源不明的財產(chǎn)，能支撐得下去嗎？

這話聽起來似乎確實有幾分道理。因為辛棄疾一邊為“大家”工作，主持建飛虎軍這樣的大工程，一邊給自己建了一個豪華的“小家”，這種行為，跟我們現(xiàn)在的一些貪官實在太像了。不過，研究宋史的專家鄧廣銘先生堅決不同意這些學者的看法。他舉了很多證據(jù)，指出辛棄疾在帶湖邊上的別墅，在當時其實并不算特別豪華，而宋代像辛棄疾這種級別的地方大員的工資是比較高的，并且還有很多其他的合法收入，因此他建個那樣的別墅，以及維持家庭的日常生活開支是完全有可能的。

鄧廣銘先生的辯護，應該說是相當有力。所以，辛棄疾建設飛虎軍是不是真的“有利心”，并且實實在在地為自己撈了很多油水，存在著貪污行為，從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史料中，是找不到直接證據(jù)的，最多只能說是“莫須有”，就是大概有、也許有、可能有，但是查無實據(jù)。

那么，辛棄疾在湖南是否又有過“敢于誅艾，視赤子猶草菅”的“酷吏”行為呢？對于這個指控，我的看法是：只因名聲所累，所以含冤受屈。

辛棄疾的行事作風，確實是有一些“酷”的地方，很容易引起爭議。他年輕時，在北方義軍中曾單人匹馬殺了偷盜義軍大印的和尚義端，后來又有過率領五十騎突襲金營活捉叛徒張安國的英雄壯舉，這足以證明他是個非常勇武、敢于出手殺人的狠角色。來到南方后，他又鎮(zhèn)壓了茶商軍起義，殺了投降的義軍首領賴文政。而且，根據(jù)《宋會要·兵》的記載，茶商軍在平定后，宋孝宗雖然表揚辛棄疾“捕寇有方”，但也說他“不無過當”，就是有些措施超過了適當程度。這很可能是指辛棄疾在鎮(zhèn)壓起義軍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手段過于嚴厲，有些不該殺的人也殺了。他后來當湖北安撫使的時候，對境內(nèi)的盜賊采取逮住就殺、不加審理的嚴打政策，也是這種鐵腕作風的延續(xù)。這樣的作風，當然很容易讓辛棄疾獲得一個殘酷好殺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