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收獲》雜志寫的關(guān)于“總理遺言”的回憶文章發(fā)表后，專程去給蛐蛐兒送書。雖然我知道蛐蛐兒的腦子曾受到過重創(chuàng)，并且一直沒有完全恢復，可我還是忍不住再次動員他作為“總理遺言”的第一當事人，為《江南》雜志的“第一見證”欄目寫一點真實的文字。這也許會重新勾起蛐蛐兒種種不堪回首的記憶，但我真的從心底里希望他和我能從不同的側(cè)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歷史，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更客觀、更公正、更全面。同時，我也希望給蛐蛐兒一點壓力，讓他因為需要回憶而被迫轉(zhuǎn)動受傷已久的腦子，這可能對恢復他的思維功能有好處。

很長時間蛐蛐兒沒有任何回音，我也曾想打電話去催問，但想起那次他在電話里沉默了半天最后吐出三個字：不想寫，我就失去了打電話的勇氣。我對自己說，不能逼他，除非他自己想寫。

就在我已經(jīng)不抱任何希望的時候，有一天，大耳朵突然給了我一個驚喜！大耳朵給了我一個牛皮紙的文件口袋，上面用鉛筆整整齊齊地寫著：

1李君旭審查結(jié)論，自述申述。

2李君旭1971年12月—1972年4月，1975年11月—1976年5月日記兩本。3李君旭三十年后回憶當時文章、李君勵回憶文章。

4李君旭詩稿。

5李君旭工資條。

2007年2月—3月收集

我沒想到大耳朵是那么細致那么有心的人，他所收集到的這些東西真是太珍貴了！公安部對蛐蛐兒前后兩次的審查結(jié)論和復查結(jié)論顯然代表官方對他的蓋棺定論；蛐蛐兒1976年前后的日記，我猜想肯定會記載他制造“總理遺言”前前后后的心路軌跡；而更讓我意外的是，文件口袋里居然有蛐蛐兒寫的回憶文字，這讓我欣喜不已，我想，蛐蛐兒終于戰(zhàn)勝了自己，終于有勇氣直面那段完全改變了他的人生命運的歷史。

公安部對蛐蛐兒的“審查結(jié)論”和“復查結(jié)論”分別如下：

關(guān)于李君旭同志的審查結(jié)論

李君旭，男，一九五三年生，浙江縉云縣人，共青團員，杭州汽輪機廠學徒工。因偽造“總理遺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由杭州市公安局審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護審查。

經(jīng)審查，李君旭偽造“總理遺言”，流傳全國，政治影響極壞，并有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言論，問題性質(zhì)是嚴重的。鑒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幫”的一面，他的問題又是在“四人幫”搞亂浙江的復雜情況下發(fā)生的，保護審查后，能主動交代問題，并有所認識。屬于嚴重政治錯誤。解除保護審查，回原單位工作，工資照發(fā)。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右下角的日期上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帶國徽的莊嚴印章，左下角是蛐蛐兒的簽字：同意。李君旭

公安部關(guān)于李君旭同志

的復查結(jié)論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謂“總理遺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審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護審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護審查，回原單位工作。

經(jīng)復查，李君旭是積極反對“四人幫”的，制造所謂“總理遺言”，系出于悼念周總理，但其做法是錯誤的，現(xiàn)按中央精神，決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審查結(jié)論。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期上同樣是公安部的印章，但不知為何卻沒有蛐蛐兒本人的簽字。兩份結(jié)論，時隔兩年零一個月，公安部前后結(jié)論上的措辭卻有了本質(zhì)上的改變。一個是“有反四人幫的一面”，而另一個是“積極反對四人幫”；一個是“屬于嚴重政治錯誤”，一個是“其做法是錯誤的”。結(jié)論上這樣的改變，對一個前面還有漫長人生的年輕人來說，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雖然這種改變經(jīng)歷了長達兩年多的時間，但對于一個經(jīng)過十年動亂，有太多東西需要撥亂反正的國家來說，這樣的速度已經(jīng)令人欣慰。事實上，有了公安部按照中央精神撤消原審查結(jié)論這樣重大的改變；有了公安部1979年的復查結(jié)論中對蛐蛐兒“積極反對四人幫”的肯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曾經(jīng)有一度非常光明。盡管復查結(jié)論中仍然保留有“錯誤”二字，但相比蛐蛐兒反“四人幫”的主流而言，這小小的“錯誤”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