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降將馬光遠和主動投奔后金的大商人佟養(yǎng)性，在天聰七年(1633)正月也聯(lián)名上疏說：

（對漢官）凡有過失者，即時處分；有讒言者，即時對明，使正人不得遭其誣陷，邪人不得行其奸險。

降清官員都有一種心理，擔心新主子不予信任，把話說在前頭，免受讒言中傷?；侍珮O對降將基本上是信任的，在大凌河戰(zhàn)役之后，他得到大批明朝降將，這些人都忠心耿耿地為清廷效勞。皇太極所實行的許多政策大多是從降將獻策中得來的。后金、清初幾次進軍關內(nèi)，都有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將隨行。這些人長期在明軍中服役，對明朝情況很了解，他們參與運籌，自然要起很大作用。后金和清招降明將，由女真或滿洲人出面效果比較差；而以明將出面招降，效果就很好，許多明軍將士看到大勢已去，就在明降將的招撫下投到后金或清營。對后金或清軍瓦解明軍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皇太極曾經(jīng)說過，作戰(zhàn)的事他來指揮，政治制度的建設主要聽明朝降臣的。這并不是虛設之詞。如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想考察漢官治績，以所管地區(qū)丁戶的增減，作為賞罰標準，凡是人數(shù)減少三分之一者，即將轄官削職為民。馬光遠認為不妥，即上疏言明：

各堡逃亡，多寡不同，而管堡各官，功次不等。既邀國恩予世職，慨罷為民，眾情驚懼。

他要求對這些人可以“免削世職，仍令戴罪視事”?；侍珮O采納了他的意見。又如崇德八年(1643)，皇太極準備將內(nèi)三院遷到理藩院之外。降將祖可法、張存仁認為不妥，上疏說明內(nèi)三院是朝廷重臣，不宜遠離皇宮。他們建議把理藩院遷出，而將內(nèi)三院仍和都察院一起留在原地。皇太極立即照準。皇太極對漢臣的重視，調(diào)動了漢臣的積極性，又吸引許多明臣來降。

皇太極是比較寬厚的，不少漢將犯罪應受處罰，有的甚至犯死罪，大多得到皇太極的赦免。相反的，明廷對將領處罰卻十分嚴酷，任憑一些太監(jiān)、奸臣，陷害忠良。袁崇煥對明朝忠心耿耿，為保衛(wèi)寧遠，費盡心力，連續(xù)大敗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卻僅因清軍施了離間計，崇禎帝就對他產(chǎn)生了懷疑，既不調(diào)查，又不顧前功，立即將他逮捕，凌遲處死。兩朝對待有懷疑的將領，處理辦法完全不同。相形之下，皇太極自然是較能籠絡人心的。

皇太極對祖大壽的處理辦法，就十分大度。祖大壽以詐逃為名逃回錦州城中，名義上以充內(nèi)應，實際上重回明營。但他卻帶話給清營，說是帶去的兵太少不便獻城，須等待時機?；侍珮O知道祖大壽變了卦，卻并不聲討他，只派人送信，叫他“勿忘前約”。當祖大壽的降清被明朝巡撫邱嘉禾偵知，密報了崇禎帝。在這種情況下，祖大壽上疏自劾。崇禎帝為了籠絡人沒有降罪于他，還晉升他為左都督。清軍先后多次致書祖大壽，祖一直沒有答復。皇太極耐心等待，并沒有明顯表示對他不滿；并在這時候，封祖大壽的子侄祖可法為一等梅勒章京，祖澤潤為兵部右參政，祖澤洪為吏部承政；還把清軍戰(zhàn)事進展報給祖大壽，無非是希望他認清形勢，助清討明。祖大壽仍是一直沒有理皇太極。但是，祖大壽并非明朝的忠臣，他對崇禎帝殺袁崇煥十分不滿，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被崇禎帝所殺。所以，崇禎帝三次召他進京，他都不去?；侍珮O對祖大壽等了十年，費了很大力氣，最后還是錦州城里彈盡糧絕時，他才被迫投降的。皇太極不但不責怪他，反倒說：

往事已不可追，此后當竭盡爾力以事朕，則善矣!

皇太極以這樣寬廣的胸懷，來爭取降將，其目的是為入主中原作準備。正像他自己所說：

欲使人心悅服，以圖大事耳。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眾，焉能攻城必克，野戰(zhàn)必勝。

清朝從努爾哈赤開始，征戰(zhàn)不休，涌現(xiàn)出許多猛將，如議政十貝勒、八大臣中就有許多是征明的勇將。但這些人大多“不諳國事”。誠如《清太宗實錄》中所講：

我國之攻城破敵、斬將搴旗者，實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內(nèi)攘外者，概未多見。

在這種情況下，皇太極自然想從漢官中爭取到治國安邦之臣，這是他的出發(fā)點，也是他制定爭取降將政策的立足點。

值得注意的是，像李永芳、馬光遠、石廷柱、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降將，在明朝并不是什么名將，地位也較低；但到了后金和清朝，受到重用，于是個個精明，獻謀獻策，對進占遼東已經(jīng)立下汗馬功勞。而要入主中原，就更需要具有文韜武略的定國安邦大臣。在皇太極眼里，洪承疇就是這樣的人才。因此，清廷得到洪承疇的忠心歸順，就成為結束松錦戰(zhàn)役之后的頭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