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同時擁有天子（SonofHeaven）和天可汗的稱號是史無前例的。突厥人所用的天可汗這個頭銜在游牧民族傳統(tǒng)中可謂源遠流長，讓太宗皇帝正式成為了長城以北廣大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更令人驚奇的是太宗皇帝不同凡響的寬容政策。他說：“夷狄（草原人民）同樣也是人，他們的本性和漢族本性沒有什么區(qū)別。一個統(tǒng)治者應該關心自己的美德是否能蔭庇他們，也不能因為民族不同而懷疑他們?！?br>　　
　　當然，我們不能完全相信太宗皇帝平等主義的言論。他的話宣傳成分可能大于對政策的真實描述，而且主要是講給突厥人聽的，而不是針對漢人的教誨。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唐太宗的聲明與歷史先例，以及當時中國人的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甚至可能與當今中國人的思想也有著很大不同）。
　　
　　通過結(jié)合突厥人和漢人的力量，唐太宗皇帝控制的版圖越過了中亞，越過了帕米爾山區(qū)，到達了今天的阿富汗（Afghanistan）。撒馬爾罕（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和塔什干（Tashkent）都變成了中國統(tǒng)治下的行政區(qū)。西藏和西部最遠到達里海（CaspianSea）的突厥部落都向他表示臣服。如果沒有游牧部落做后盾，這些征服活動是不可能成功的。唐太宗的繼承者進一步拓展了唐朝的統(tǒng)治版圖，吞并了滿洲（Manchuria）、朝鮮半島大部、越南中部和今天伊朗的部分地區(qū)。在唐太宗統(tǒng)治時期，在版圖、人口和軍事實力方面沒有哪個帝國能與之爭雄。
　　
　　從登基之初，唐太宗就意識到貿(mào)易的潛在重要性。在更早的時候，雖然他的帝國還在戰(zhàn)亂后的恢復期，但是唐太宗仍然傾盡國庫修復絲綢之路（SilkRoad）。同時，他還努力征服西部地區(qū)以及西突厥的綠洲小國，并于公元658年最后征服了西突厥帝國。由于唐帝國的控制和保護，絲綢之路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安全，所以來自中亞和南亞的外國人和外國商品大量涌入絲綢之路東端的長安城。然后，外國商品和風尚再從長安傳播到國內(nèi)各地。在中國建立大使館的國家最西可以到達拜占庭帝國和薩珊波斯帝國（SassanidPersian）。
　　
　　最后，中國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建立了官方聯(lián)系。外交和商貿(mào)交織在一起，常常很難明確分清二者的關系：商品交流大多來自于進貢制度，外國傳教士和商人常常結(jié)伴而行。唐朝建立了一個復雜的行政機構(gòu)管理外交關系：包括與外國使節(jié)的通信聯(lián)絡；安排外國使者在中國的旅行和食宿；為外國國王授予中國式頭銜；注冊送給皇帝的貢品和禮物；聘用翻譯；編輯有關外國風俗習慣、地理和產(chǎn)品的書籍等等。唐朝統(tǒng)治者希望所有出使外國的使節(jié)，官員，甚至嫁給外國統(tǒng)治者的公主都能帶回一些國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