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遭到自己的學生唾罵，但胡適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堅持暫時不能與日本開戰(zhàn)，必須有一個較長的預備階段之后方可言戰(zhàn)。后來據(jù)胡適自己說，這個觀點的形成與他在1933年春與蔣介石的一次談話有關。在這次為時兩點鐘的談話中，蔣介石道及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的預料：“我每日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所傳攻熱河不過是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的多的多！”當胡適問到中國軍隊能否抵抗時，蔣介石謂需要三個月預備期。當問及三個月后能否開戰(zhàn)時，蔣答：“近代式的戰(zhàn)爭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生存而退卻。這樣子也許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們不是怕死的。”僅此而已。

按照胡適的理解：“其實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抵抗。”[34]

摸到了底牌的胡適于1935年6月27日夜給王世杰的信中說：“以我觀之，蔣先生只有‘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似乎還沒有‘不顧一切，破釜沉舟’的決心。我在二十二年熱河失守后在保定見他，他就說：‘我們現(xiàn)在不能打?！赀^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沒有對日作戰(zhàn)計劃?！毡静痪帽赜羞M一步而不許他從容整軍經(jīng)武的要求。因為敵人不是傻子，他們必不許我們‘準備好了打他們’。老實說，無論從海陸空的任何方面著想，我們決無能準備到可以打勝仗的日子。”[35]

正是受蔣介石幾年前所說“現(xiàn)在不能打”的戰(zhàn)略思想影響，一介書生的胡適也就認為積貧積弱的中國暫時不能打，遂有了與日講和的念頭并公之于眾。這一主張給胡適帶來了“主和派”的稱號，除了學生們的咒罵，還受到主戰(zhàn)派猛烈譴責與攻擊。當時孫科、居正等國民黨大佬，皆主張逮捕胡適，押入大牢灌辣椒湯或老虎凳伺候，以正視聽。孫科是親蘇主戰(zhàn)派，他當時有利用蘇聯(lián)方面的力量幫助中國制衡日本的構想，但此舉遭到了蔣介石的否決和喝斥，其道未得行使。

1936年7月，胡適應邀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年會，當選為副會長，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再次得到提升。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胡適認為雖然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仍沒有充足的準備，但事已至此，大戰(zhàn)不可避免，且勢在必戰(zhàn)。只是在戰(zhàn)之前，還要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并給予當局“外交路線不可斷”的提示。7月31日，蔣介石邀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圣、陳布雷等人共進午餐，認為不便說話的胡適在告辭時還是一吐為快：“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并有見識。”對于胡氏的進言，蔣介石連連稱許，并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盵36] 8月5日，胡適向蔣介石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解決中日兩國間的一切“懸案”，換取東亞長期和平。[37] 8月6日，胡適再向蔣介石遞交了一份書面建議，著重提出三條：1、近衛(wèi)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2、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3、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筑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38]按照胡適的設想，通過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間維持50年的和平。

出乎胡適與一切鼓吹和平者預料的是，日本方面的強硬姿態(tài)和軍隊步步進逼的凌厲殺氣，最終導致和平之路斷絕，中國政府咬牙放手一搏，自此踏上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舉國抗戰(zhàn)的兇險之路。

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守軍以血肉之軀，奮起抵抗，戰(zhàn)事持續(xù)一個多月仍呈膠著狀態(tài)，全國軍民士氣有增無減。面對如此悲壯慘烈的戰(zhàn)爭場面和中國軍隊寧死不屈的精神，胡適在大受感動的同時，心境為之改觀，認為中國守軍不是想象的那樣糟糕，在國家存亡的緊急關頭，還是以民族大義為重，是可戰(zhàn)的。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壓不毀、煮不爛的銅豌豆。受此形勢和情緒影響，胡適思想隨之轉彎。又聽說此前在五四運動中，躲在趙家樓被傅斯年等學生一把火燒出來的親日分子曹汝霖，也應邀上了廬山參加會議并表示今日中國非與日本拼一場不可了。[39]

連一個被國人指斥為漢奸的曹汝霖都如此表示，可見中國面臨的處境和人心向背。經(jīng)過一番思考斟酌，胡適乃徹底拋棄原有的觀點，明確表示支持蔣介石的抗戰(zhàn)政策，并產(chǎn)生了“和比戰(zhàn)難百倍”的新觀點。鑒于胡在美國知識文化階層中的聲望，蔣介石遂產(chǎn)生讓胡適到美國以非正式外交使節(jié)的身份疏通國際關系，爭取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zhàn)同情與支持的戰(zhàn)略構想。但此時的胡適覺得在這個關鍵時刻冒然出國，會招致自己貪生怕死的非議，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極度情緒化地謝絕使命，并說：目前“戰(zhàn)爭已經(jīng)很急，我不愿離開南京，我愿與南京共存亡。”[40]

胡適的堅持使眾官僚很是為難，在蔣介石親自出面勸說無效的情形下，蔣讓傅斯年單獨與胡適交談，力促其出洋為國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來苦勸，但胡適仍不答應。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著眼淚說：“要說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為了抗日……”聽到這里，胡適深為所動，同樣流下了熱淚，遂以“現(xiàn)在國家是戰(zhàn)時，戰(zhàn)時政府對我的征調，我不敢推辭”為由答應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