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所提到的羅振玉（1865－1940），浙江上虞人，古文字與古器物學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攜王國維等及家人避居日本，從事學術研究。1919年歸國，住天津。1921年，參與發(fā)起組織“敦煌經(jīng)籍輯存會”。1924年奉溥儀之召，入值南書房。1928年遷居旅順。“九 一八”事變后，參與策劃成立偽滿洲國，并任多種偽職。1937年退休后，死于旅順。

在政治立場上，羅氏由保守逐漸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成為歷史罪人。但他在艱難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傳古代文化遺產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整理金石文字、搶救清宮大庫檔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籍、流傳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釋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書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羅氏對甲骨文的研究和甲骨學的創(chuàng)建，具有劃時代意義和影響。由于他與王國維在這一學術領域所作出的開拓性貢獻，被學術界稱為“羅王之學”。后來由于董作賓、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學界遂有了“四堂”之說，即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號鼎堂）。

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孟世凱統(tǒng)計，從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學發(fā)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國內學者收藏外，許多都流失到國外。另據(jù)胡厚宣統(tǒng)計，殷墟科學發(fā)掘前，外國人收購的有字甲骨約5萬5千多片。（孟世凱《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見羅振玉等人當時對殷墟甲骨文被挖掘一空的猜測與說法并非憑空想象。

[10]李濟《安陽最近發(fā)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結》，載《安陽發(fā)掘報告》，1933年4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

[11、16]《安陽》，李濟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安陽殷墟頭骨研究·序言》，轉引《敦煌考古漫記》，見《夏鼐文集》卷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28]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后記》，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 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后記》。1929年后，馬氏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1933年7月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1934年4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另，關于安陽發(fā)掘是選李濟還是馬衡的問題，除張光直所言，還有另外一個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與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會結盟，成為東方考古學協(xié)會。但這一協(xié)會在成立之后，就學術路數(shù)與研究方向及發(fā)展前景等問題，雙方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這一分歧最終導致北大考古學派的衰落與清華學派的崛起。據(jù)對這一協(xié)會作過專題研究的桑兵說：“中日雙方在東方考古學協(xié)會內部的分歧，最終還是削弱了日本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力，與之關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學考古學會，成就和影響反而不及清華研究院。日方重視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會，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當為前者）在北京的考古學機關中具有官學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為的日本學者認為是對華施加影響的有力支撐。與此相對，他們視美國系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中的考古學機構為‘私學’的代表。清華研究院以人類學講師李濟擔任主席。憑借較多的資金以及和美國考古學家的有效合作，清華研究院的考古學穩(wěn)步發(fā)展，成效明顯，后來成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臺柱。該所成立時，主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的馬衡，曾主動提出想?yún)⒓涌脊沤M，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絕。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選是從事新興考古學的李濟而非金石學家馬衡?！眳⒁姟锻砬迕駠膰鴮W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原所長杜正勝將以上問題又作了進一步引伸與推理，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記述考古組主任產生時曾說過，“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學教授，另一位是年輕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fā)掘經(jīng)驗的歸國留學生。蔡元培院長選擇后者，后來證明這選擇是明智的”。夏鼐所說的金石學教授指馬衡（字叔平），年輕學者指李濟。對于這一說法，杜正勝認為：“夏鼐雖在史語所工作過，唯其生也晚，對創(chuàng)所的歷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語所成立時的運作，成員不是院長選的，故多想象之詞。史語所設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學術，不是要找聞名的老教授來裝點門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濟給傅斯年的信談董作賓第一次安陽發(fā)掘，提到‘北大馬叔平曾間接表示欲參加此事’，探問傅的可否?？梢娛氛Z所一成立，馬衡就想加入。過了快一年，馬衡同時寫信給傅斯年、李濟與董作賓，正式提出參加考古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絕，李濟向傅報告他與董作賓商酌過，完全贊同傅的決定。他說‘彥堂已擬以極客氣信致馬叔平，弟亦將客氣地回復他’。這無關乎人事傾軋，而是對知識的態(tài)度和追求知識方法的歧異；如果說是門戶，那也是‘道’不同的緣故?！?/p>

杜正勝又說：“學問有新舊， 人有老幼，但二者并無必然關聯(lián)。傅斯年拒絕前輩學者馬衡（時年四十七歲）于千里之外，卻對另一前輩陳垣（時年四十八歲）歡迎之唯恐不及?！邓鼓昱c陳寅恪那么竭誠歡迎陳垣，就是因為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學術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預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問題，‘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陳寅恪語）。陳垣和史語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績斐然，可以讓歐洲和日本學者不敢輕視中國無人，故引為同道。”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yè)》，載《新學術之路》（上），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98年印行。）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在他的眼中，陳垣乃當之無愧的“預流”者，可惜的是陳垣一生終未能入主史語所成為專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