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地說，“心社”和“晦鳴學舍”不一樣，那只是個人道德修養(yǎng)與精神上的結(jié)合，不是一個有形的團體。1913年8月，在《晦鳴錄》第二期發(fā)表的《師復(fù)啟事》說：“師復(fù)去年與同志發(fā)起心社，取絕對自由主義，無章程，無規(guī)則，亦無一切組織，各憑一己良心以相集合?！睅煆?fù)自己清心寡欲，淡薄名利，很仰慕托爾斯泰的為人。“心社”的十二戒條，他無不躬身實踐，絲毫不肯放松。他只肯與丁湘田戀愛，卻不愿有婚姻，他們有一個女兒，也不知后來情況如何。即使病重時，醫(yī)生多次勸他吃肉，補充營養(yǎng)，他也迂執(zhí)地不破戒。與他來往的親朋無不受他感化。他反對抽煙，有一天朋友們在廣州東園聚會，有個朋友正在吸煙，聽說他到會，馬上把香煙藏在衣袋里。有一政客乘轎來拜訪他，到了離“晦鳴學舍”還有一截地的街口，即自覺地下轎步行。他絕不強求別人，但他自身的行為在無形中對周圍的人起了些感化作用，使不拘小節(jié)的人們在良心上會感到一種不安。

他認為都市太繁擾，想約同志去鄉(xiāng)村居住，半耕半讀，建立一個大同村。他們在廣東新安縣的赤灣找到了一塊地方，由香港航行2小時可到，面臨文天祥嘆息過的零汀洋，挨著宋帝陵，枕山面海，風景天然，有水田近百畝，能結(jié)果的荔枝四五百株。莫紀彭回憶，1913年春天，他們第一次找到這里，歸程時回望，“早熟的荔枝，已垂垂如大小紅紫玻璃球，彌漫懸空?！彼麄兙徒凶觥凹t荔灣”，試圖在這里開辟一小塊無政府主義的實驗基地，推行新村計劃，鄭彼岸提議取名為“紅荔山莊”，但終因“二次革命”爆發(fā)、政局驟變而未成。

在“晦鳴學舍”，大家一起勞動、學習、生活，相互幫助，人人平等，把這個學舍看作是無政府共產(chǎn)主義社會的雛形，經(jīng)費來源則是當初為暗殺團募集的。師復(fù)經(jīng)常給他們講無政府主義理論，有時出題目讓大家作文章。丁湘田教語文，圣約翰畢業(yè)的李希斌教數(shù)理化和英語?！盎搌Q學舍”的藏書中有英文版的馬克思《資本論》節(jié)本，有法文版的《傅立葉傳》等。當時他們的主要勞動是排字和印刷，他們選印《新世紀》上的文章，發(fā)行《無政府主義粹言》《無政府主義名著叢刻》等小冊子，重印了《新世紀叢書》，每種都印了5千冊，免費贈送讀者，郵寄到國內(nèi)各報館、會社、各省議會、縣議會，“無政府主義”這個名詞才漸漸廣為人知。此前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傳播對國內(nèi)影響甚微，雖然李石曾、吳稚暉早在1907年就在巴黎編輯《新世紀》周報，介紹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學說，但很少傳入國內(nèi)。直到“晦鳴學舍”創(chuàng)立，無政府主義的種子才開始在國內(nèi)撒播。

“心社”十二條社約也是這個時候才正式對外公布的。莫紀彭回憶，“知識分子，看見十二條條文，多數(shù)是莫逆于心。短時間廣州市上，茶座酒樓，有閑談必談心社。談心社十二條條文，有閑的人們，談心社是最新鮮、最時髦，又最好不過的談話資料了！”

期間，他偶爾接觸到剛剛傳到中國的世界語，認為世界大同，應(yīng)該以語言統(tǒng)一為先導(dǎo)，所以對提倡世界語非常熱心，發(fā)起“廣州世界語學會”，曾被推選為“環(huán)球世界語會廣州分會”會長。每天他從西關(guān)步行到東堤會所，到夜深二三時才回家，即使刮風下雨也是如此。短期內(nèi)，廣東參加世界語會的有三四百人，世界語學會成立大會有上千人參加。這與他的努力號召是分不開的。

四 《晦鳴錄》到《民聲》

1913年8月20日，正值干戈不息、擾攘不安的袁氏當國之時，“晦鳴學舍”創(chuàng)辦的《晦鳴錄》周刊問世，20開本，16頁，標舉反抗強權(quán)、實行社會革命、謀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只出版了兩期，他們就被袁氏在廣東的死黨龍濟光查禁，“晦鳴學舍”也被封閉，袁世凱政府通電全國各省緝捕師復(fù)。他舉家遷到澳門，將《晦鳴錄》改為《民聲》繼續(xù)出版，也只出了兩期，袁世凱下令外交部照會葡萄牙公使、廣東當局照會駐澳門的葡領(lǐng)事，禁止《民聲》出版。廣東當局甚至派人要將他從澳門劫持，幸得他聞訊有了戒備。他在勉同志文中說：“殺戮囚辱，固無政府主義黨之樂鄉(xiān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