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繼續(xù)上節(jié)的話題。我讀大學時期懷抱著通才教育理念。對我來說，本科教育的第一使命是人格的完成，而非具體技能的培養(yǎng)。人要首先成為人，而不是個專業(yè)工具。當時中國還非常閉塞，很少有外面的東西可以參照，我更不知道所謂“well-rounded person”（飽滿的人或全面發(fā)展的人）這樣的說法。達到這樣的理念，自然經(jīng)歷了長期的獨立思考。從今天的角度回顧，當時的這些理念，和現(xiàn)在我所了解的西方大學的主流教育理念也頗為相合。為此，我還是很自豪的。不過，把這種理念運用在自己身上，則會產(chǎn)生種種問題。

通才教育并非興之所致地讀書，自由之上還必須有一個架構。在美國的大學，一般選專業(yè)到了三年級也不晚，而且選了還可以換，確實非常靈活。不過，這種教育還是有嚴格的要求的。在大部分大學，選課也不能亂選。比如文科的學生必須修一定的理科課程，理科則需要修基本的文科課程。外語上也有相當?shù)囊蟆９鸬谋究粕诵恼n程的改革，在幾年前就被前校長薩默斯當作最重要的議事日程之一，但到他辭職時仍無結果，現(xiàn)在雖然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許多教授和學生代表的審核，仍沒有達成共識?？梢娮杂傻目蚣苁嵌嗝措y建立。

20世紀80年代的北大，和當時中國大學的普遍情況差不多。大學恢復高考招生不久，教授們陸續(xù)恢復正常教學。但是，什么是正常教學呢？實際上就是“文革”前受蘇聯(lián)影響的那一套。也就是說，20世紀80年代的教學用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框架；只不過一些“思想解放”的老師，試圖在這些舊框架中裝一些新內(nèi)容而已。特別是“文革”剛過，老師們都覺得自己在專業(yè)上“被耽誤了十年”，一恢復正常就更強調(diào)專業(yè)了。所謂通才教育，根本不可能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大家最多說一說交叉學科的優(yōu)勢。我基本上是“文革”中上的中小學，上了高中后才算是開始用功讀書。而那時候的讀書，與其說是求知，不如說是準備高考。這樣進了大學，很少有先期的教育準備。在這種情況下能自己意識到專業(yè)教育的缺失，立志用大學來追求個人的自我實現(xiàn)，按說已經(jīng)不容易了?？墒?，具體怎么往前走？我畢竟是個20歲上下無甚學養(yǎng)和經(jīng)驗的青年，需要過來人指導?？上軌蛱峁┻@種指導的老師，當時是很難找到的。

另外，當時的文科教育非常意識形態(tài)化。北大在文史方面有些老底子，中文系、歷史系的古典訓練，還是實實在在的學問。但社會科學幾乎不存在。哲學、經(jīng)濟學、法律等，都鑲嵌在“文革”前的社會和教育結構中，和政治課差別不大。政治學、社會學等還未建立。這些學科的許多教授，除了政治教條外，沒有什么靠得住的知識。如果追求通才教育、跨出專業(yè)選課，可選的東西實際上非常之少。用魯迅的話來說，我反叛了專業(yè)教育，卻遇到“娜拉走了以后怎么辦”的問題。

除了一個大的架構和內(nèi)容外，通才教育還必須有具體的手段。其中一個核心就是師生互動的討論班，多元性的觀點的撞擊。比如美國大學招生，追求各種階層、種族、文化、國家的學生的融合，上課也是各專業(yè)的人都有；因為選課也不受年級的限制，一般的課常常是四個年級的學生，甚至研究生聚集一堂。這樣，大家看問題的角度各有不同，閱歷不同，術業(yè)亦有專攻，討論起來興味盎然。再有，美國大學生上課除了討論外還有兩大件：課堂報告（presentation），學期讀書報告或論文。兩者強調(diào)的都是表達，要讓學生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上?，我們那時在北大上課，文學專業(yè)的學生最多和漢語專業(yè)一起上些系內(nèi)的公共課，如古代漢語；偶爾也和外系同學一起上幾節(jié)政治課，好像是大家一起集會。年級之間的界線更是森嚴，很少有不同年級的學生坐在一起的事情，除非是講座和非常少的幾門選修課。即使像張廣達先生的課，也是階梯教室爆滿，面對五六十人，也只好滿堂灌地講大課了。課堂提問是非常罕見的，更不用說是討論、辯駁了。同學的自我表達能力也相對比較低。記得有一次有位臺灣出身的外籍教授來做講座。他雖然通場都用中文，但帶來了外面的習慣，要留時間回答問題。一位同學站起來提問，因為過度緊張，竟說不出個完整的句子，乃至誰也沒有搞清楚他究竟想問什么?？梢娢覀冊谶@方面的訓練是多么欠缺。

也正是因為如此，我特別要為大學生涯感謝我的幾位室友。那時六個人一間宿舍，非常擁擠。學生生活也很單純，沒有什么校外活動。宿舍就是生活和學習的中心。我們六個人，32歲的老吳來自上海，下過農(nóng)村，屬于老反革命，給了我許多人生的教訓；28歲的“二老吳”來自廣州，口口聲聲“我們廣州人把廣東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今天看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又聽古典音樂，又聽鄧麗君，學過許多年油畫，是班里西方藝術史的權威，還曾經(jīng)“乘機離開北京”（就是乘飛機回過一次廣州。那時坐飛機實在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把新聞中報道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國訪問時用的千篇一律的話“乘機離開北京”來開他的玩笑），是很洋派的；剩下三個基本同齡，其中高遠東來自山西城鄉(xiāng)之間（好像他父親屬于城里的戶口，母親是農(nóng)村戶口），王達敏來自河南農(nóng)村，郭東勝來自內(nèi)蒙，我則來自北京，可以說是五湖四海，比起現(xiàn)在北京人主宰校園的景象也許略有不同，雖然當時北京學生的比例還是太高。因為背景、年齡、經(jīng)歷不同，大家聊起來就比較有意思，互相能學到的東西也很多。當時上課沒有討論班，但在宿舍幾乎每天都開“討論班”，特別是晚上9點半下了自習到11點熄燈那段時間，宿舍里異常興奮。記得有一次大家晚上本來該出去自習或者在宿舍看書，但因聊得投機而欲罷不能，一直聊到9點。我表示我們是否浪費了太多學習的時間，高遠東則說這樣聊聊實在難得。他本來就比我用功，學得也好。既然他都覺得聊天好，我心里就更踏實了。只可惜，我們六個人全是文學專業(yè)的，天天上同樣的課，在學術上所談的內(nèi)容就未免狹隘了一些。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自己單槍匹馬地追求通才教育自然會有營養(yǎng)不良的危機。當然，擺脫了系里的專業(yè)課程自己去闖，總是比在系里當個乖學生要好。我一逃課，系里一些課的成績就有所下降。不過我振振有詞，稱“一個全優(yōu)的學生，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對自己所受的教育毫無反省的學生”。這話看上去很酷，多少有些給自己壯膽的味道。把系里的要求不放在眼里沒有關系，問題是到外系聽課能有目標，能夠努力學到東西?？上?，那時自己實在太年輕，性格不成熟。比如，自己當時非常理解文科學生要學理科課程的道理，曾經(jīng)制定了學習高等數(shù)學的目標。我讀高中時，班里的數(shù)學老師非常喜歡我，高考時我數(shù)學考了80，而許多上了重點的文科生數(shù)學都不及格。按說能力還是有的。但是，制定這個目標時已經(jīng)是大二，數(shù)學徹底放下了兩年。況且重新?lián)炱饋?，也要旁聽理科的公共課（肯定不能去數(shù)學系聽，那里水平太高了）。按說，這時學校如果有教學咨詢，我可以得到些幫助。但那時學校根本沒有這些服務。我自己堅持這一目標也不夠堅決，最后不了了之?，F(xiàn)在回想，沒有大學的數(shù)學訓練，對我日后的事業(yè)有相當大的影響。另外，對歷史我也沒有全力深造，聽的專業(yè)課不夠多，除了和張廣達教授課后聊了一兩次外，和歷史系教授基本沒有過接觸。最糟糕的是我不好好學英語。出了大學，實際上在英語上是個文盲。關于這一點，就得另文再述了。

提到這些舊事，是想指出當年在北大追求通才教育的目標是多么困難。如今四分之一世紀已經(jīng)過去，北大號稱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平心而論，各方面的條件也確實比過去好許多。比如社會科學各系的教授多少有一定的陣容，主流不是靠背政治教條吃飯。一個有我當年那樣想法的學生，如今跨系旁聽也好，選課也好，內(nèi)容就豐富多了。但是，通才教育是否已經(jīng)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核心課程的框架又應當是什么樣子？討論班在教學中的比重是多少？北大如果不辜負其學子，在這方面就必須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