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到1889年, 王韜有了一點積蓄后,才開始在華界買地造屋,興建城西草堂。預(yù)計需要3000銀圓：“弟近以三千金卜一廛于滬上,即在南懷仁里。”然而因財力不足,直到1896年,給盛宣懷的信中仍說:土木之工為費不貲, 惟城西草堂猶未落成。

王韜多病,晚年更甚,肺病、眼病之外,又犯痔瘡等病,耗費錢財不少。不僅自己病,妻子林氏也體弱多病。他致盛宣懷的信中,再三談到大病、一病數(shù)旬或數(shù)月,在藥火爐邊作生涯。王韜1896年一次大病,臥床4個月,耗費300銀圓，“醫(yī)藥之費、參茸所需,約略三百金,亦窘甚矣?！?/p>

回上海之后,王韜保留著傳統(tǒng)文人習(xí)氣，花費不少在吃喝玩樂狎妓嫖娼上面。史料記載:“循叟未逝世時,常存洋一百圓在萬家春番菜館,時約友朋大餐,并招名校書數(shù)人,賭酒征歌,頗極一時之盛?！?887年給盛宣懷的一封信中談到應(yīng)邀赴山東的原因之一,是因中秋將臨,在上海灘無錢賞賜妓女,不得不出此下策。

需要支付偌大開銷, 那么王韜日常能有多少收入呢? 從王韜晚年生活狀況來看, 不富,也不算太窮,大致可歸入中等水平。據(jù)目前看到的資料, 除了王韜過去數(shù)十年的積蓄外, 在上海他有這樣幾項財源: 掛名文案領(lǐng)取干薪；主持格致書院；為報館寫稿；開書局印書賣書,為達(dá)官作顧問、編書得些饋贈。掛名干薪

晚年王韜的收入中,有相當(dāng)一部分來自他在洋務(wù)企業(yè)中的掛名干薪。1884年春夏之交的通信中表明, 盛宣懷已同意在其下屬招商局、電報局給王韜列名文案, 每月支取干薪50銀圓左右；到1890年, 盛宣懷又答應(yīng)在自己的公費中每月拿出20銀圓資助王韜。此外,王韜還在出使英法意比大臣1893年出使, 1896年回國。龔照璦下屬的文報局掛名, 每月得20銀圓左右。這筆干薪, 隨著龔大使的離任而中止。主持格致書院

1887年起王韜擔(dān)任格致書院山長, 直到去世, 每年得100兩白銀, 約合140銀圓。分夏冬兩次支付。這是他各項收入中最有保證的一項: “院中并不致送修脯, 惟歲饋筆墨百金, 端節(jié)五十兩, 冬節(jié)五十兩?！荷偈路? 兼以有病之身, 不如辭之為快。惟是貧士年少，一百四十圓之入, 未免稍形支絀?！彼酝蹴w并沒有辭去這繁雜的職務(wù)。為報刊當(dāng)編輯和寫稿

寫稿收入不多,不穩(wěn)定。1889年以后王韜曾擔(dān)任《萬國公報》特約撰稿人,一度任《申報》編纂主任。當(dāng)時為報館寫稿仍被視為“文人末路”的低賤行當(dāng),收入低微。據(jù)《申報》早期報人回憶，編輯費每月只有10～40銀圓。 此外，王韜給《點石齋畫報》的作品是有稿酬的，大致每月40銀圓，但為時不長: “七月杪,《淞隱漫錄》已盈十二卷,主者意將告止。因畫報閱者漸少,月不滿萬五千冊,頗費支持。然韜月中所入,又少佛餅四十枚矣?！?佛餅即銀圓。開書局印書賣書

王韜雖是書局老板,但所從事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不屬于市場經(jīng)濟行為。王韜在1884年回滬后, 即以讀書人兼社會名流身份開設(shè)書局, 主要是為排印自己生平著述, 兼及師友之書籍。資金主要靠自己的收入和別人的饋贈, 以及朋友共同集股。從王韜通信可以得知，有方照軒資助500銀圓，方銘山資助100銀圓；盛宣懷給王韜的津貼，多數(shù)也是在資助刻書費的名義下給予的。所刻書主要用于饋贈, 而不是出售。

根據(jù)以上史料估計，王韜每月比較穩(wěn)定的收入為100銀圓左右, 其中主要部分來自盛宣懷的資助。

（以上部分內(nèi)容參照《中國出版簡史》、《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張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韜為例》及王康化《漫話老上海知識階層》等，并匯總校訂。）19世紀(jì)中葉上海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