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每過成均，徘徊石鼓間，輒竦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僅存者！”遠方儒生未多見。身在輦轂，時時摩挲其下，豈非至幸。惜其至唐始顯而遂致疑議之紛紛也。《元和志》云：“石鼓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其數(shù)盈十，蓋紀周宣王田于岐陽之事，而字用大篆，則史籀之所為也。自正觀中，蘇勉始志其事，而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李嗣真、張懷瓘、韋蘇州、韓昌黎諸公并稱其古妙無異議者，迨夫岣嶁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遠，尚在人間，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則疑為成王之物，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而宣王未必遠狩豊西。今蒐岐遺鼓既無經(jīng)傳明文而帝王轍跡可西可東，此不足疑二也。至溫彥威、馬定國、劉仁本皆疑為后周文帝所作，蓋因史大統(tǒng)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故爾。按古來能書如斯，冰、邕、瑗無不著名，豈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詞尤非后周人口語。蘇、李、虞、褚、歐陽近在唐初，亦不遽爾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鄭夾漈、王順伯皆疑五季之后鼓亡其一，雖經(jīng)補入，未知真?zhèn)?。然向傳師早有跋云：?shù)內(nèi)第十鼓不類，訪之民間得一鼓，字半缺者，較驗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數(shù)，此不足疑四也。鄭復疑靖康之變未知何在，王復疑世傳北去棄之濟河。嘗考虞伯生嘗有記云：金人徙鼓而北藏于王宣府宅，迨集言于時宰乃得移置國學，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斷然從《元和志》之說而并以幸其俱存無偽焉。嘗嘆三代文字經(jīng)秦火后至數(shù)千百年，雖尊彝鼎敦之器出于山巖、屋壁、垅畝、墟墓之間，茍有款識文字，學者尚當寶惜而稽考之，況石鼓為帝王之文，列膠庠之內(nèi)，豈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異之玩者哉。謹記其由來，以告夫世之嗜古者。（《石鼓文》，《通志堂集》卷十三）
　　
　　今天的讀著往往只是從納蘭詞里讀到公子感性的一面，殊不知他還有如此理性的一面。這篇文章細細辨析著圍繞著這十只石鼓的真?zhèn)闻c斷代的種種爭議，梳理著它們的歷史，一路追蹤著這十只石鼓如何被鐫刻出來，如何散落在民間，如何在唐代初年重現(xiàn)人世，如何被褚遂良、歐陽詢這樣的書法名家和韓愈、韋莊這樣的知名文士嘆賞它們古雅的文字，又如何在“靖康之難”中被金兵擄去，如何被移置在北京的國子監(jiān)里……自己與這三代古物的偶然遭遇，竟需要多少的緣分、多少的巧合呢！
　　
　　整篇《石鼓記》，充滿了考據(jù)與辯難，但是，所有理性與邏輯的終點卻絕不是理性與邏輯的本身，而是愛，是對漢文化由傾慕而致于會心的愛。
　　
　　這是康熙十年，納蘭成德十七歲。
　　
　　多年之后，徐乾學以沉痛的心情為自己早夭的學生納蘭成德撰寫墓志銘，回憶起國子監(jiān)的這一段歲月，他說那年成德十七歲，當時的國子監(jiān)祭酒（校長）正是自己的三弟元文。自己那時候還不認識成德，只是常聽三弟說起他來，那神色與語氣里滿是愛惜與器重。三弟認真地說過：這個孩子絕對不是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