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陳獨秀的去職與胡適的評說

不過，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似乎不滿足于“文斗”，據(jù)說林紓還想“藉重武力壓倒新派”。

劉半農(nóng)曾追憶說：“衛(wèi)道的林紓先生卻要于作文之外，借助于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栗栗危懼之中過活?！眲朕r(nóng)：《初期白話論稿·序自》，收《半農(nóng)雜文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

李大釗、陳獨秀、周作人都曾在不同場合下言說過這種危機感。甚至傳言，皖系軍閥欲借機催殘北大。陳獨秀曾說：“安福俱樂部當權時，即無日不思與北大反對，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對付反對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務者僅三分之一耳?！标惇毿悖骸对跉g送蔡元培出國宴會上致詞》，《時報》1920年11月24日。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號上，立即發(fā)表了一則重要啟事：

近來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因此發(fā)生種種無謂的謠言?，F(xiàn)在我們特別聲明：《新青年》編輯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大學做教員，但是這個雜志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此布。

雖不妨視之為主編堅持以“雜志”為中心，不想依附其他任何勢力的意向，這與陳獨秀注重“學術獨立之神圣”，蔡元培提倡“學術自由”的原則相吻合。不過值此危難之際，既非作此表白的時候，也無必要“反用欲蓋彌彰的策略”與北大套近乎。因而更多的是針對保守派的猛烈攻擊，希望減輕學校壓力的策略性考慮。亦即蔡元培“公私之間，自有界限”的意思。果然一時間四方“集矢”于陳獨秀。這才是陳獨秀之所以為陳獨秀的形象。行筆至此，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起了魯迅的一段名言：

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唐俟（魯迅）：《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1日）。

章士釗說：“仲甫為天生領袖，一決定事，不能動搖?！编崒W稼：《辦〈青年雜志〉前陳獨秀生活的片斷》，臺灣《傳記文學》第13卷第4期（1968年10月1日）。作為新文化運動精神領袖的陳獨秀，更是位“肩住黑暗的閘門”的勇士。

對于陳獨秀來說，公開論戰(zhàn)，即便集矢一身，他也能從容應戰(zhàn)?？膳碌氖菍Ψ健耙锌繖鄤荨敝唷鞍抵性熘{”。

3月10日，胡適致函“北大日刊”辟謠：“這兩個星期以來，外面發(fā)一種謠言，說文科陳學長及胡適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驅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話，并說陳學長已逃至天津。這個謠言愈傳愈遠，竟由北京電傳到上海各報，惹起了許多人的注意。這事乃是全無根據(jù)的謠言?！薄侗本┐髮W日刊》第328號（1919年3月10日）。

3月16日陳獨秀在《關于北京大學的謠言》一文中，詳盡引用了京、滬各報有關謠言的報道：

上海《時事新報》說道：“今以出版物之關系，而國立之大學教員被驅逐，則思想自由何在?學說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國學術精華所萃之學府，無端遭此侮辱，吾不遑為陳、胡諸君惜，吾不禁為吾國學術前途危。愿全國學界對于此事速加以確實調(diào)查，而謀取以對付之方法，毋使莊嚴神圣之教育機關，永被此暗無天日之虐待也?！?/p>

上?！吨腥A新報》說道：“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等創(chuàng)文學革命之論，那般老腐敗怕威信失墜，飯碗打破，遂拼命為軌道外的反對，利用他狗屁不值人家一錢的權力，要想用‘驅逐’二字嚇人。這本來是他們的人格問題，真不值污我這枝筆。”

《中華新報》又說道：“北京非首善之區(qū)乎?大學校非所謂神圣之學府乎?今之當局者非以文治號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嗚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

《中華新報》又說道：“自此事之起，輿論界及一般新教育界，當然義憤之極，以為這是辱沒了學者，四君等當然不能受此奇恥。惟記者以為究竟是誰的恥辱?與其曰受者之恥辱，毋寧曰施者之恥辱，與其曰四君等之恥辱，毋寧曰中國全體民族之恥辱?！?/p>

上海《民國日報》說道：“自蔡孑民君長北京大學而后，殘清腐敗，始掃地以盡（中略），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舉世簡陋自封之中，獨開中國學術思想之新紀元。舉國學者，方奔赴弗遑，作同聲之應，以相發(fā)揮光大，培國家之大本，立學術之宏基，不圖發(fā)軔方始，主其事者之數(shù)人，竟為惡政治勢力所擯，而遂棄此大學以去也。”

北京《晨報》說道：“思想自由，講學自由，尤屬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強力遏抑?稍文明之國家，當不至有此怪謬之事實。故連日每有所聞，未敢據(jù)以登載。嗣經(jīng)詳細調(diào)查，知此說實絕無影響。不過因頑舊者流，疾視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學理上相為辯爭，故造此流言，聊且快意而已?！?/p>

北京《國民公報》說道：“今日之新思想，實有一種不可過抑之潛勢力。必欲逆此勢力而與之抗，徒然增一番新舊之沖突而已。（中略）昧者不察，對于新者，嫉之若仇。果使舊思想在今日有可以存之理由，記者亦將是認之，而無如其否也。記者往嘗讀書，常懷一疑問，聞孔、孟之言，何以不許人有是否于其間?昔日之帝王實以是術愚民，今而后非其時矣?！?/p>

陳獨秀有傾向地篩選若干媒體的言論，從中不難看出關于北大“新青年”派的謠言來勢何其洶涌。陳獨秀說：“《新青年》所討論的，不過是文學、孔教、戲劇、守節(jié)、扶乩這幾個很平常的問題，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議論。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將要涌到中國來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據(jù)理爭辯，不用那‘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才好。”陳獨秀：《關于北京大學的謠言》，《每周評論》第13號（1919年3月16日）。

陳獨秀以《新青年》提倡新文化，鼓吹科學、民主，引起北大校內(nèi)外保守勢力的驚恐與反對。林紓僅一特殊代表人物，保守勢力遠非他一人。若僅他一人，就不會掀起如許波瀾。

1919年3月26日，大總統(tǒng)徐世昌指令教育總長傅增湘致函蔡元培，批評《新青年》、《新潮》等雜志，“時論糾紛，喜為抨擊，設有悠悠之詞，波及全體，尤為演進新機之累?！?/p>

接著是參議員張元奇等趁機起哄，張赴教育部約見教育總長，要求教育部取締《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則將“將由國會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實則是要彈劾蔡元培，脅迫蔡元培處置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