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1860年火燒圓明園的二十年間，大清帝國對外部世界的強勢進入，若無其事般地沒有任何積極的反應。1840年夏天發(fā)生的那場由英國人挑起、規(guī)模并不算太大的戰(zhàn)爭，之所以讓人銘心刻骨，是以歷史延伸的大視覺觀察所至——后世眾多的歷史家把那場由鴉片貿易引起的戰(zhàn)爭看作是清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看作是屈辱的近現(xiàn)代中國史的發(fā)端。可在當時，自皇帝以下，統(tǒng)治集團的大小官員們一致認為，這只不過是大清帝國一次偶然的軍事失敗而已。他們對“天朝上國”的實力從來就沒有喪失信心，對西洋各國的鄙視依然如故，于是，一切的一切都未有絲毫的變動，更不用說觸及靈魂。就像一個沉睡的巨人，在挨了重重的一記棍子之后，并沒有太大的驚覺，而只是稍稍翻動身軀，然后照樣呼呼大睡。

尤其是此后不久，如火如荼的民變在大江南北接連不斷地發(fā)生，帝國的目光更是專注于“亂民”而不敢有絲毫的游移，洋夷們的煩擾被拋置腦后。也許在皇帝看來，夷人只是要錢要物，至多要些薄地做做生意，而“亂民”們要的可是身家性命，是皇家的江山社稷。孰輕孰重？豈不是一目了然！于是，變革的時間一拖又是二十年，直到性急的洋人不耐煩了為止。

中國文明歷史的悠久，足以讓世界上其他民族眼紅。由于早早地進入了農業(yè)文明時代，故而，服務于農業(yè)文明的政治社會制度也早早地建立起來，與此相適應的農業(yè)意識形態(tài)也早早地形成。農業(yè)文明中最普遍存在的組織動員方式就是“家長型”社會制度，這種制度又極易發(fā)展成為“家天下”的集權制度。歷代統(tǒng)治者為了使“家天下”能千秋萬代得以存續(xù)，因而會利用各種形式來宣傳拒絕變革的思想，“愚民”統(tǒng)治即由此而來。中國文明長期徘徊于農業(yè)系統(tǒng)之中，遂使“祖宗之法不可變”之類的農業(yè)意識形態(tài)得以固化。即使是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對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正當性也不會有絲毫的懷疑和批判，更遑論普羅大眾，為每一個中國人從出生到死去，唯一能接觸到的就是這一套。稍有思想的人必定受到壓制和打擊，任何思想的創(chuàng)新都可能認定為邪說。從“子產(chǎn)不毀鄉(xiāng)?！钡挠懻摰角厥蓟实摹胺贂尤濉保俚蕉偈娴摹皬U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學對社會形成的桎梏，再到清代中期的“文字獄”，無一不是對人性的壓制、對民主的反動、對創(chuàng)新的否定。思想的遏制帶來的必然是政治制度的僵化，以及因長期制度僵化孕育而成的保守、腐朽的統(tǒng)治階層。當這些頑固的文明傳統(tǒng)受到外來挑戰(zhàn)時，則有無數(shù)的死硬分子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它。越洋而來的外國人實在不能責怪大清帝國的漫不經(jīng)心和反應遲鈍，古老的帝國就是這樣一種文化，一種對任何變化都視而不見因而也若無其事的文化。

舉國皆夢，醒者幾何？那位與英國人大戰(zhàn)了三個回合的林則徐算是較早的清醒者。林則徐這樣相對清醒的高級干部，從頭至尾對洋人也持鄙視態(tài)度，只是從“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的古訓出發(fā)，林欽差在廣州禁煙期間，還算重視“洞悉夷情”，但他的“洞悉”手段僅限于刺探在粵經(jīng)商夷人的生活情狀、翻譯外國人的新聞紙等極為簡單的幾種，甚至審訊英軍俘虜取得供詞也是他獲取外部信息的重要方法。他把所了解的關于西方世界的資料信息編成一部名叫《四洲志》的小冊子，供人瀏覽。被解除職務以后，他于遠赴伊犁途中，將這本凝聚若干心血的小冊子贈給了他的同道魏源，希望這位低級官僚出身的學者能對西方世界有更為詳盡的研究。魏源不負所望，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即編寫出50卷本的《海國圖志》，經(jīng)過十余年不斷的修訂，到1852年，已擴至100卷，80多萬字，內含西洋各國地圖75幅，船炮火器工藝圖樣57頁。以今人看來，這部洋洋數(shù)十萬言的圖書錯訛之處俯拾即是，但它“以西洋人談西洋”、“以夷人談夷地”的敘述方法還是令人耳目一新，對閉目塞聽的東方世界而言，不啻一部了解西方世界的百科全書。

與林則徐、魏源同時代的龔自珍可算作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異類”。這位現(xiàn)實主義的詩人面對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棄絕考據(jù)訓詁之學，一意講求經(jīng)世之務，一生志存改革。在《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中對專制集權的積弊進行了無情揭露和抨擊，指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于貧富不相齊，要求改革科舉制，多方羅致“通經(jīng)致用”的人才?？嘤谥静坏蒙欤心暌院筠D而學佛，但是報國之志并未消沉。晚年他積極支持林則徐查禁鴉片，并建議林則徐加強軍事設施，做好抗擊英國人的準備。但在那樣的時代里，這位短命的詩人無法施展平生之志，只能留下“一事平生無　　，但開風氣不為師。”（注：龔自珍《己亥雜詩》）之清名，供后人憑吊。

“異類”中另一分子當為出身官宦家庭的山西人徐繼畬。這位體恤民情、為官清廉的儒士是帝國高級官員中為數(shù)極少的開明者。他在《禁鴉片論》一文中指出，鴉片貿易是“英夷之剝我元氣而富強其國”，那些把“英夷為寇，擾亂海疆”歸咎于鴉片之禁的論調是“因噎而廢食”，嚴禁鴉片應當“先貴而后踐，先富而后貧，先內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在“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瀛環(huán)志略》一書中，不僅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技術，還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與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大同社會”的精神是一致的。徐繼畬應該是最早對華盛頓那種沒有國王的治國方式給予關注的中國人，遺憾的是徐繼畬的認識難以在中國推而廣之，于是，中國與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只有隔洋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