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北京的袁大總統，此時正為部下的愚蠢捶胸頓足。忽聞國民黨人正在籌劃動武，立刻轉憂為喜。一年多來，國民黨人處處掣肘，大總統做得郁悶無比，苦無時機，不然早已動手，如今國民黨人居然要先動武，豈非求之難得？這位戎馬一生的武夫暗自發(fā)笑，若論動武，海內誰是敵手？恰于此時，磋商近兩年的五國銀行貸款談判成功。巨款到手，戰(zhàn)爭機器隨即開動，北洋主力渡過黃河，揮師南下。

一個月前被大總統解除江西都督職務的國民黨人李烈均，于上海密晤孫中山之后，潛回他的故鄉(xiāng)，7月12日，在鄱陽湖與長江連接處的江西湖口，傳檄三軍，打響了被歷史家稱為“二次革命”的第一槍。但袁世凱的狗將軍馮國璋再次大發(fā)狗威，于兩個月之內，將二次革命的各省軍隊打敗，一鼓蕩平江南。孫中山再次流亡海外。

障礙物拆除之后，袁大總統放開手腳，廢除《臨時約法》，重訂《中華民國約法》取而代之，接著又修改總統選舉法。耍過系列小聰，換來終身大總統。

至此，三年來耗盡革命者心血的中華民國共和政體徹底瓦解，一切又回到了從前。

命運不濟的宋教仁被刺的第二年，在歐亞大陸另一端，巴爾干半島上的薩拉熱窩，主張吞并塞爾維亞的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德大公夫婦也厄運當頭，一名年僅19歲的塞爾維亞青年普林西普將這對倒霉的夫妻同時刺死。同宋教仁被刺引發(fā)中國內戰(zhàn)一樣，這起刺殺事件也引發(fā)了一場戰(zhàn)爭，不同的是，后者的規(guī)模遠遠超過了前者。

在奧匈帝國皇儲被刺事件發(fā)生之前的十數年，歐洲各國關系已然緊張。在巴爾干、非洲、遠東等地區(qū)發(fā)生的利益爭奪，讓各國劍拔弩張。

到大戰(zhàn)爆發(fā)前夕的1913年，德國的商船隊和對外貿易已經接近排世界首位的英國；它在世界制造業(yè)生產中所占的比重達到14.8%，高出英國1.2個百分點，為法國的兩倍半。這個后起的現代化工業(yè)強國不能容忍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留給它們狹小的世界市場和生存空間，德國的大工業(yè)家和大地主強烈渴望他們的祖國能迅速躍升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國。德皇威廉二世毫不遲疑地宣布，德國將“在古老歐洲狹窄的邊界之外完成重大的歷史使命”。

另一個在即將發(fā)生的戰(zhàn)爭中擔任主要角色的是如今在世界地圖上被分解了的奧匈帝國。在歐洲既得利益的各個大國中，奧匈帝國也許是最弱的一個，但它在1900年前后的宏觀經濟統計數據并不難看。大戰(zhàn)爆發(fā)之前，這個帝國的人口遠遠超過了法國和意大利，達到5200萬；煤炭的生產量、鋼產量和能源消耗量與法、俄這兩個結盟國家相差無幾；甚至有計算表明，這個帝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同強大的法國相等。但是，這個具有強大“工業(yè)潛力”的國家的戰(zhàn)略地位確實糟糕透頂，在它的周邊幾乎全是歐洲一流的強國，奇特的地理環(huán)境使它與鄰國的關系復雜化，潛在的敵人無法準確估計。國內眾多民族之間的矛盾使內部分化嚴重，國家有隨時分裂的危險。為了使這種內憂外患的處境盡快得到改變，奧匈帝國的統治者就有了用二等國家的資源扮演一流國家角色的企圖，于是，戰(zhàn)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迫近這個看起來還處處脆弱的帝國。

戰(zhàn)爭前夕的法國，擁有的有利條件比奧匈帝國要多得多。雖然在此前與英國爭奪海外殖民地的過程上處于下風，但它還是無可爭議地擁有僅次于英國的海外殖民地，有一支龐大的殖民軍隊，從達喀爾到西貢建立了許多一流的海軍基地。國內的銀行金融機構也在這一時期得到較大發(fā)展，并積極參與了全球工業(yè)投資和對外國貸款。鋼鐵工業(yè)、煤炭工業(yè)、機械制造業(yè)以及其他的一些新式工業(yè)部門也邁出了巨大的步伐，并取得世界領先的地位。施奈德、珀齊厄、米其林、雷諾等公司在全球聲名顯赫，在美國人福特發(fā)明汽車生產線以前，法國的汽車生產是全世界絕對的領跑者。雖然與它最主要的敵手德國相比，法國全部的工業(yè)潛力只有德國的40%，鋼鐵、煤炭的產量也只有德國的1/6稍多，但這樣的黯然失色并沒有改變法國的大國地位。尤其重要的是，1904年，法國人與英國人消除了在殖民地問題上的分歧，從而與這個長期以來的敵人達成了友好的諒解。這讓許多人相信，法國人完全有信能力頂住德國咄咄逼人的攻勢。

“大國俱樂部”中的另一個“大佬”就是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僅龐大的國土面積和比英國幾乎大三倍的人口，就足以讓其他國家刮目相看。在戰(zhàn)爭快要臨近的時候，它擁有的常規(guī)軍是歐洲各國最多的，一線部隊達到130萬之多，還有將近500萬的后備軍。它的工業(yè)產量多年來一直維持5%—8%的高增長，1913年的鋼產量超過了法國、日本、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煤炭產量達到3600萬噸，而且還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產油國。雖然與強大的美國、英國和德國相比，這個此時在全球排位第四的工業(yè)大國的各項經濟數據不值一提，政治上的黑暗又顯而易見，1904—19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更是將沙皇政府的腐敗和虛弱暴露無余，但在即將到來的列強重新洗牌的大賭局中，俄國絕對不可能置身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