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時不在的危機感迫使徽商不得不花大把的銀子去勾結(jié)、攀附那些達官顯貴,以保護自己的財產(chǎn)和利益不受侵犯。然而,如果那些大官僚們稍有不測呢?徽商對他們的“前期投入”不僅血本無歸,甚至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為了長久之計,一些大徽商便通過捐輸?shù)姆绞街\取“官商”的地位,使自己也晉升為封建統(tǒng)治階層的一分子,然而,從前文可知,這種捐輸?shù)臄?shù)額極其龐大,一般本小的徽商難以承受。于是許多徽商就干脆花錢買個官銜,稱為“捐官”。這樣的事例在徽州的宗譜、族譜中隨處可見。
如果說在明朝前期,徽商們的這種如意算盤還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那么到了明代中后期,朝廷實行的花錢買官的捐納制度卻使徽商的夢想變成了現(xiàn)實。據(jù)說成化年間,太監(jiān)張敏的侄子張苗把自己的全部家當捐給朝廷,明憲宗很是高興,隨口傳下旨意:“可授南京三品?!庇谑菑埫缇彤斏狭四暇┩ㄕ?。
張苗的例子一開,許多人便紛紛仿效,一時間四方白丁、商販、手藝人、革職之流,以及士大夫子弟,都想方設(shè)法巴結(jié)拉攏近侍內(nèi)臣,進獻珍玩,并很快就能不經(jīng)過吏部,直接獲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wù)等官,當時人稱為“傳奉官”。
徽商有得是錢,何在乎捐官的區(qū)區(qū)小數(shù)!如僑居揚州的徽商吳紹浣晚年就花錢捐了個道員的官銜?;丈掏羰棵髟趽P州做生意時,也“輸粟”當上了中書舍人入直武英殿的官職。揚州大鹽商鮑志道曾花錢捐過布政司理的官銜,其子鮑淑芳也“由太學生捐職員外郎”。
花錢買官或職銜雖然只是徽商中的“一小撮”人,但就這“一小撮”在當時也造成極壞影響,何況當時徽州鹽商中“捐官”的都喜歡捐個鹽場大使頭銜。時人感慨捐官風氣之濫、之壞,遂模仿劉禹錫《陋室銘》作了《陋吏銘》:
官不在高,在場則名;才不在深,有鹽則靈。其雖陋吏,唯利是馨。絲圓堆案白,色減人抨青。談笑有鹽商,往來皆灶丁。無須調(diào)鶴琴,不離經(jīng)。無刑線之聒耳,有酒色之勞形?;蚪柽h公廬(署印官有借佛寺為公館者),或醉竹西亭(候補人員每喜游平山堂,每日命酒宴樂而已)。孔子云:“何陋之有?”
這個“銘詞”還是筆下留情,僅僅描述了捐官的鹽商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并沒有涉及到“勾結(jié)”、“敲詐”、“殘害”之類的黑幕。
無論是赤裸裸的花錢買官,還是捐輸,都使得徽商由單純的商人變成了官商,正所謂既當了老板也當了官。官商一體的特殊身份使徽商終于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一些低級官僚的敲詐勒索,從而保護了自己的利益。且官僚的特殊身份還使得徽商從政府手中得到了種種特權(quán)。就拿鹽商來說,如果沒有政治身份和政治后臺,是很難在鹽業(yè)中立足的,在兩淮八個鹽業(yè)總商中,僅徽州的歙縣一縣就占了四個,其勢力之大,其他商幫豈可望其項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