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由于為一九一八年的勝利所付出的代價－－將近一百五十萬法國人死于戰(zhàn)爭－－過于慘重，以致法國無法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里徹底恢復元氣，不得不在力量對比完全失衡的條件下抗擊兵力更加雄厚、工業(yè)化水平更高的德國人，從而導致不可避免的失敗？英國人支援的軍隊和飛機－－即使是在“虛假的戰(zhàn)爭”給予了八個月的延緩之后－－相對來說少得可憐，他們可以做得更多一些嗎？如果可以，是否能夠像一九一四年發(fā)生在法國的情況那樣－－當時因為宣戰(zhàn)之后緊接著就開了火，英國的援助甚至更少－－足以阻擊德國人呢？如果像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那樣有時間使美國介入的話，法國的災(zāi)難是否可以避免呢？

在那個讓人黯然神傷的夏天，我在柏林思考著這些問題。當時，除了身在英國的人們之外，幾乎所有身在歐洲的人都相信，舊的世界必將置于阿道夫·希特勒以及那個自封的日耳曼優(yōu)等種族的殘暴統(tǒng)治之下－－在美國不也是這樣嗎？德國人、維希分子，甚至還有一些美國人，確信希特勒代表了“時代的潮流”。在許多像我們這樣曾經(jīng)生活于納粹統(tǒng)治時期的德國的人看來，顯然，一個由日耳曼主宰民族統(tǒng)治的歐洲注定要進入瘋狂野蠻的漫漫長夜。貝當和魏剛似乎不了解這一點，而賴伐爾也許是不在乎。

就像我在廣播節(jié)目、新聞報道以及個人日記中所表明的那樣，即使是在一九四○年那個黑暗的夏天，我也無法使自己相信歐洲注定要遭受如此可悲的厄運。我從未喪失希望：希特勒終將垮臺，他的野蠻帝國終將毀滅，而文明終將重建。于是，我試圖探尋，歐洲是如何走到了這一深淵的邊緣。首先，我盡可能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以及任何可以利用的文獻資料，設(shè)法發(fā)現(xiàn)德國歷史的真相并且探究一個偉大而文明的德意志民族何以在二十世紀屈從于第三帝國的野蠻統(tǒng)治。然后，我將轉(zhuǎn)向我更為同情的法蘭西－－我必須承認這一點－－力圖弄清這一同樣偉大而且更加文明的民族、過去一百五十多年時間里人類自由、平等、博愛的倡導者，為什么會在一九四○年的夏初時節(jié)，如此迅速而輕易地沉淪于一場比其悠久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可怕更加徹底的崩潰中。

我有機會親眼看到發(fā)生在兩邊的大部分重大事件。但是，雖然我在動亂的年代里目睹了事件的發(fā)展并將我之所見做了例行報道，很明顯，有許多事情是一個在截稿時間的壓力下工作并對國家機密知之甚少的記者無從知曉或無法理解的。

兩個十年過后，第一項工作完成，我傾盡全力描述了德意志第三帝國的興盛與衰亡。隨后，我轉(zhuǎn)入第二項工作，研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崩潰。這一事件的根源，其實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共和國誕生之日甚至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