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馬爾耶特申辯道，"個人特征總應該有點用吧？我曾是學校的管理者，一度很了解一點點獸性就可以讓人干出任何壞事，而僅僅依靠個人特征就可以劃分可以懷疑的人群。"

"這不過同樣說明，"戈登爭辯說，"你要對他們十分了解。"

"并不盡然，"馬爾耶特說，"學校管理者與學生間的不信任就像一場永久的戰(zhàn)爭。我認為，人們最相信的是自己的直覺。"

"如果我是一名偵探，"里夫斯不依不饒，"我會懷疑每一個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我將追蹤每一條線索，刻意避免自己進行推論，也不去問"這些線索都表明了什么？""

"那是不切實際的，"戈登說，"以前，如果所有的結論都指向一個目標時--我相信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就會說明偵探者是明智的。而現在，如果你的結論與警方的結論有三分之二都相同的話，你會立即質疑自己的論斷，重新開始偵察，并懷疑自己的工作方法。"

"但是，"里夫斯反駁道，"在真實生活中，往往不會只得出一個簡單的答案。如果負責案件的警察質疑你質疑的細節(jié)，并且如果他在破案前把自己的推論分成三等份的話，他應當感到羞恥。"

"至少你應當尊重"為什么以及為了誰"的原則。"

"那是特例，"卡邁克爾說，"有多少人犯錯說明了該原則--"

"有目的的犯罪是最糟糕的犯罪，"莫當特·里夫斯高興地說，"看看美國兩個男孩謀殺另一個男孩的案件，想想能從中得出什么。"

"但那是一種病態(tài)的犯罪。"

"有多少犯罪不是病態(tài)的呢？只要它發(fā)生的話。"

"我曾在圣島待過一個月，"卡邁克爾說，"你們相信嗎？那兒的一個男人就很病態(tài)，他甚至都沒有看過狗一眼，絕對病態(tài)。"

"你怎么想？"馬爾耶特問道，"他看上去真的像謀殺了一個人嗎？我的意思是說，謀殺者在犯罪的時候，通常頭腦都不很清楚，而且正因為如此才會給他人留下把柄。但是人們常常會考慮，如果罪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策劃，那么犯罪行為就會依據計劃實施，那么罪犯的下一步行動就會很清楚--基于以上推論的話，罪犯會見大量的人，并盡量在人群中舉止自然。"

"為什么？"戈登問道。

"制造不在犯罪現場的假象。人們總是忽略這一點。"

"順便問一句，"卡邁克爾說，"你從倫敦來的時候帶了報紙了嗎？我對斯坦內斯拜案件的判決很關注，我聽說，那個年輕的家伙與斯坦內斯拜家族有關系。"

"我下午三點離開倫敦的，這個時間太早以至于除了帶點賭資什么也不能帶。我說，伙計們，雨已經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