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現(xiàn)代社會后也不例外。美國建國時，其建國之父們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如何調(diào)和政府和基層共同體之間的權力關系。他們意識到，在美國建國之前，任何共和政體都無法維持一個龐大的規(guī)模，而美國不可避免要成為一個龐大的國家。為了制約可能形成的龐大國家機器對社會共同體的侵犯，他們設計了一個以州權為中心、嚴格限制聯(lián)邦權力的體制，乃至在二十世紀初美國還有句玩笑：聯(lián)邦政府要是關門，人們半年后才會覺察到。即使在“新政”之后聯(lián)邦政府急劇擴大（也多虧了像JosephR.Strayer這樣的相信國家權力的參與型“新政”知識分子），如今美國政治的一句至理名言還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美國政治的中心，還是在基層幾萬人小鎮(zhèn)的鎮(zhèn)公所議事廳里。這不僅在于這些小鎮(zhèn)的人有充分的權利處理自己的事務，而且他們的政治傾向決定性地影響到國家政治。要選總統(tǒng)，候選人先要跑到衣阿華、新罕布什爾這些小州，如同選村長那樣走家串戶，進行“政治零售”。而在這一過程中的表現(xiàn)，對候選人的政治命運具有決定的意義。

總而言之，現(xiàn)代西方雖然都以強大的民族國家而自立，但這種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和基層社會共同體討價還價的結(jié)果，最后大體都給共同體的自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間，是共同體在國家建設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日本之所以成為在西方之外唯一一個達到西方的發(fā)達水平的國家，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類似的歷史動力。日本自中世以來，就形成了以惣村為代表的基層自治的社會結(jié)構(gòu)。即使德川幕府建立了強大的中央秩序，也非常尊重村一級的共同體的自治。賦稅以共同體為單位來承擔，生產(chǎn)由共同體自行組織，社會秩序由共同體來維持，甚至武士階層不經(jīng)過特別允許不準進入鄉(xiāng)村。這樣，在日本鄉(xiāng)村形成了強有力的自治行政系統(tǒng)。當?shù)麓桓疅o力應付內(nèi)憂外患之時，社會的各個階層自己迅速動員、組織起來，井然有序地完成了政治轉(zhuǎn)型。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村落的自治，為明治時期的國家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則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從春秋戰(zhàn)國開始，中央集權的國家建設過程就已經(jīng)開始。到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以皇權為核心的官僚政治就成為了政治主流。國家權力也逐漸收奪了基層社會共同體的自治權力，通過“編戶齊民”的方式，把老百姓登記在冊，在理論上皇權對每一個臣民有著一竿子桶到底的直接統(tǒng)治關系。這一套，被錢穆稱之為“民眾與國家接近”，“優(yōu)秀平民”得以被選拔進入政府，使中華文明迥異于羅馬文明，歷久而不衰。

這種“民眾與國家接近”的本質(zhì)是什么？那就是用國家的權力統(tǒng)攝人的一舉一動，使社會沒有自我組織的空間。在《韓非子》的《和氏》中，韓非利用和氏忠心耿耿地向楚王敬獻璞玉，卻兩次被判為欺上而被砍掉了兩腳的故事，來教育君主：那些為君主所急需的、身懷治國法術的賢士，可能遭到同樣的命運：“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于耕農(nóng)，而游士危于戰(zhàn)陳。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不論矣。”他意思是說：君主如果用法術，則大臣不敢擅用權力，親信不敢賣弄自己的價值。政府嚴明法律，則流民都回家老老實實地耕種土地，周游的士人也都為了君主在戰(zhàn)場上出生入死。掌握法術的人，［因為能使人們在國家權力的監(jiān)督之下不敢有半點松懈］，被群臣士民視為禍害。一個君主，如果不能力排群臣之議、頂著老百姓的誹謗、獨傾心于法術（道言），那么掌握法術的人，到死也不敢貢獻自己的智慧。

韓非在這里，非常明晰地闡述了后來皇權政治的邏輯。君主的統(tǒng)治是建筑在法術之上。法術的功用是把所有其他人都變成君主權力的工具。所以，君主所統(tǒng)治的“群臣士民”當然把法術視為禍害。但在韓非看來，法術代表著國家理性，必須被君主所完全掌握，不管“群臣士民”是多么不愿意。君主的統(tǒng)治不能也不應該建立在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的基礎上。因此，任用法術之士，不給“群臣士民”留一點追逐他們自己利益的機會，讓他們永遠生活在君主權力的威懾之下，就成了君主專制之必須

不管后來中國的專制皇權如何用儒家學說來裝點，其核心的邏輯已經(jīng)被韓非說得清清楚楚：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勢同水火，前者必須通過赤裸裸的權力游戲?qū)笳哌M行控制。后來儒家的功用，不過是把這一血腥的權力邏輯軟化為：國家理性比個人意志更能促進全社會的福利。特別是當國家被賢能之士所統(tǒng)治時，國家就更有能力代每一個個人追求他的利益。韓非所謂的法術之士，就成了錢穆所謂的“優(yōu)秀平民”。于是，國家權力，不斷地代替了基層社會共同體的自治機能。大一統(tǒng)的政治秩序，也就成了中華文明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