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這一文藝形式的特性，在于即使作者本人，也不能將某種特定的閱讀模式強加給讀者，這正是小說作為一種鮮活的文本所賴以存在的生命線。即便是作者已無法確定的神話、傳說以及故事等等，也無不如此。

令我產生危機意識的另一個原因在于，《海邊的卡夫卡》發(fā)行僅僅四天之后，河合隼雄便盛贊“我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物語小說”。河合隼雄作為日本文化廳長官，是策劃國家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略的領銜人物。自2002年4月起，由文部科學省編撰的《心靈筆記》開始向國內所有義務教育制學校頒布，而河合隼雄正是這套國家指定道德教育教科書的監(jiān)修人。

2002年9月14日，河合隼雄在“日本箱庭療法學會”發(fā)表了盛贊《海邊的卡夫卡》的講演，其主要部分不僅被前文提到的《達·芬奇》雜志引用，2002年12月號（11月發(fā)行）的《新潮》雜志更是作了全文刊載。國家機構的行政長官為一部小說搖旗吶喊，這一行為非比尋常。

河合隼雄的講演中，我認為最危險的部分是結尾處。

忘了提及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當回歸到現(xiàn)實世界的卡夫卡少年說“我還沒弄明白活著的意義”時，叫烏鴉的少年便對他說“看畫”、“聽風的聲音”，就是說以此便會懂得人生的意義。畫，換用我們的語言來說便是意象（image）。也就是說要關注意象，并且要聆聽風的聲音，這一點十分有趣。在我們的箱庭療法中，便十分重視意象的觀察。聆聽風聲的能力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否則，就無法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箱庭療法治療師。我的講演就此結束。（《新潮》2002年12月）

通篇講演的內容，最終歸結為對于意象，并且是“聆聽風吟”式的身體化意象的關注，而并非對于語言的重視。如果說語言屬于人的意識領域，那么意象則屬于無意識領域。而身體化的意象，尤其深入地關涉到人的無意識領域。

河合隼雄監(jiān)修的《心靈筆記》正是通過照片、圖畫等非語言的視覺化“意象”，按照一個特定方向，最終以“愛國”為導向對兒童進行誘導。那么，河合隼雄為何如此推崇《海邊的卡夫卡》甚至親自為該小說擔當廣告牌呢？這也正是本書所要質疑的一個重要問題。

與我相熟的林少華先生翻譯的中文版《海邊的卡夫卡》首印12萬冊，僅一個月便銷售一空。該書僅2003年一年間便熱銷42萬冊。每當我訪問中國向那里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們詢問起對該書的讀后感時，“解脫”、“救贖”、“療愈”等同樣成為他們感受表述中的關鍵詞。此外，于2003年底翻譯出版的中國臺灣版《海邊的卡夫卡》，發(fā)行量一舉突破10萬冊。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計算，這一數(shù)字相當于日本100萬冊以上的行銷量。

自1993年起共發(fā)行了十余部村上春樹作品的美國Knopf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了菲利浦·蓋布利爾翻譯的英文版《海邊的卡夫卡》，短短一個月之后，該書便進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并在11月30日入選該報評選出的“2005年十佳圖書”?！逗＿叺目ǚ蚩ā烦蔀橐徊靠缭絿车臅充N小說，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是，對于《海邊的卡夫卡》在海外的暢銷，難道可以不假思索地認為“日本文學博得了世界范圍的認可”、“流行于世界的具有普遍性的日本小說終于誕生了”嗎？我不能認同這種觀點。毋寧說，在《海邊的卡夫卡》受到歡迎的國家和地區(qū)，自2001年“9·11”之后，蔓延著一種共通的社會性的精神病理。正因如此，《海邊的卡夫卡》才作為提供“解脫”、“救贖”、“療愈”的商品成為消費的對象。對于這一現(xiàn)象，我無法將其視為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加以認同，這也正是本書一以貫之的立場。

所以，我無法如文藝評論家加藤典洋那樣無限度禮贊這部小說，認為“在美國受到高度評價的《海邊的卡夫卡》等村上春樹的新近作品，將當今日本社會中的困惑、恐懼與不安準確地傳遞給世界”（《日本經濟新聞》2006年1月5日）。

《海邊的卡夫卡》這部小說到底具有怎樣的結構？而這種結構又將怎樣作用于讀者的欲望？這種欲望的實現(xiàn)將會意味著什么？在我看來，對于上述問題進行追問與探討，正是一個文藝批評家必須承擔的基本責任。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作為一名作家，對于自己的小說有可能引發(fā)的社會反響，村上春樹始終保持著明確的自覺意識。

這不過是一個假說，我的小說或許在一種混沌（chaos）狀態(tài)下的社會中更容易被閱讀和接受。因為日本是一個混沌狀態(tài)十分發(fā)達的國家，日本人十分自然地生存在種種混沌與矛盾之中。（《村上春樹談話》［下］，由里幸子編輯委員會采訪，《朝日新聞》2005年10月4日）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小說《海邊的卡夫卡》對于“混沌狀態(tài)”，究竟采取了怎樣的姿態(tài)與方式去處理和面對？

為了分析河合隼雄盛贊這部作品為“偉大的物語小說”的實質蘊涵，有必要對小說《海邊的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