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椅上沒有尸體，地板上也沒有，陽臺上根本沒有人。我四處查看有沒有血跡留下，沒有，陽臺上連個血漬都沒有。我再端詳安全墻，上頭并沒有拉拖過東西的痕跡。我站在墻邊，手抓著鐵欄，將身子盡可能往外探出，我往樓下張望，沿著墻看到地上，正下方有一叢灌木，臨近是一道狹長的草皮，接著是石板步道，之后又是一道草皮，再來是一片密密的灌木圍成的籬笆。我估算一下距離，這個高度要目測并不簡單，我想至少有三十五英尺吧?；h笆之外，海水正如細沬般覆蓋上半裸露的巖石。

印象中拉里·米切爾比我高半英寸，但是比我輕十五磅左右。他不是那種能拖著自己一百七十五磅的體重，跨過鐵欄，大老遠走到海邊，掉進海里的人。那女人幾乎不可能不明白這件事，我只是說幾乎，千分之一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我拉開落地窗，走進屋里，關(guān)上它，接著走到床邊。她似乎仍在沉睡中，鼻息仍舊濃重。我用手背輕觸她的臉頰，觸感濕潤，她微微挪動，還呢喃著什么，然后嘆口氣又再埋枕頭里。既沒有鼾聲，也沒有昏迷，不到不省人事的狀況，所以她吃的安眠藥應該沒有過量。

她總算是跟我說了一次實話，雖然只是一點該死的小誠實。

我在梳妝臺最上層的抽屜找到她的皮包。里頭有一個拉鏈皮夾，我把旅行支票放進去，繼續(xù)找找里面有什么線索。拉鏈皮夾里面有疊捆緊的現(xiàn)鈔，一張圣塔菲的時刻表，一個原先裝支票的夾子，后來塞了火車票票根以及臥車包廂的訂房單據(jù)，她從華盛頓特區(qū)到加州圣地亞哥就是住第十九車廂，E號房。沒有信件，查不出她的本名，就算有大概也被鎖在行李箱里。皮包里則主要都是些女人的用品，唇膏、粉盒、零錢包、幾個銀幣，以及一串掛在小銅虎造形圈上的鑰匙。另外有一盒煙，開過但沒抽幾根；紙板火柴，只用了一根；三條沒繡姓氏的手帕，一本小型通訊簿。我翻找著通訊簿，里面一片空白，還沒用過。此外，皮包里有一副太陽眼鏡，裝在金箔鑲邊的鏡盒里，盒子上也沒有名字。一枝自來水筆，一枝金色外殼的鉛筆，總共就這些。我把皮包放回原位，在桌子上找旅館的筆和信封。

我拿起旅館的筆寫下，“親愛的貝蒂：抱歉我沒死成，明天再跟你解釋。拉里?！?/p>

我將紙條收進信封，封好，寫上貝蒂·梅菲爾德小姐。再把信丟在地上，裝成像是從門底下塞進來的樣子。

我開了門，離去前把門帶上，走回防火梯，最后大聲叫道：“去你媽的！”再走回電梯前按下電梯鍵。電梯沒上來，我再按一次，并壓著不放。終于電梯來了，門一開，里面是一個睡眼惺忪的墨西哥年輕人，朝著我打了個呵欠，然后沖我笑，一臉不好意思的樣子。我也報以微笑，告訴他沒關(guān)系。

一樓正朝電梯的柜臺一個人也沒有。電梯服務員坐回他的椅子，我還沒走出六步，他就睡著了。這個時間除了馬洛誰都覺得困，二十四小時都是他的干活時間，有時候連費用都不收。

我開車回朗齊奧·德斯坎薩多，也沒瞧見有誰還醒著，我困得半死，卻還得收拾行李——把貝蒂的槍壓最下層——拿十二塊錢放進信封袋，準備出去的時候連鑰匙一并丟進柜臺門口的信箱。

我開到圣地亞哥，把租來的車歸還，在車站轉(zhuǎn)角找個地方吃早點。七點十五分我趕上一輛直達洛杉磯的兩截柴油車，一路不停，十點整到站。

我乘出租車回到家，刮了胡子沖個澡，又吃了一頓早餐，一邊翻著早報。大約十一點鐘我撥電話到克萊德·烏姆內(nèi)先生的辦公室，就是那個律師。

電話是他接的，恐怕弗米利耶小姐還沒起床呢！

“我是馬洛，我在家里。我現(xiàn)在過去方便嗎？”

“你找到她了嗎？”

找到了，你跟華盛頓那邊聯(lián)絡上了嗎？”

“她在哪兒？”

“我希望見面再說。你跟華盛頓那邊聯(lián)絡上了嗎？”

“我希望你先把消息告訴我。我今天還有一堆事要做?！彼犉饋砘饸夂艽螅翢o耐心。

“我半個小時后會到?！蔽已杆賿焐想娫?，再撥到我那部奧斯摩比車所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