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西特韋爾的仆人圭多·馬斯蒂負責保護這些藝術(shù)品，這些藝術(shù)品當時的價值是3.2億美元，馬斯蒂所得的報酬是每天17里拉。不過他并不是一個人待在城堡里。據(jù)說，1943年，烏菲齊美術(shù)館當時的館長切薩雷·法索拉，為了保護他所愛的油畫，曾步行穿過蒙特古弗尼的戰(zhàn)線。更加超現(xiàn)實主義的是，有多達2000個難民“從遠達埃姆勃利和佛羅倫迪諾城堡的地方趕來，涌進蒙特古弗尼城堡的地窖和地牢，就是因為蒙特古弗尼城堡在人們心中恢復了作為要塞的古老聲譽”。當時，連續(xù)十到十四天內(nèi)，那里聚集了兩類人：一類人是飽受驚嚇的無家可歸者，他們蜷縮在黑暗的地下，這里無論如何也是相對安全的。另一類人在地面上，處境非常危險，他們是世界文明的繪畫作品，他們被高高地懸掛在涂著顏色的房間和大廳里……接著，德國人來到了，占據(jù)了城堡，這些繪畫作品就變成了難民。德國人住在地面上的屋子里，經(jīng)常威脅要破壞這些作品，但是法索拉和圭多繼續(xù)以某種方式保護他們。德國將軍一走進城堡，就揚言威脅說，這些偉大的帆布畫擋住了他的道，應(yīng)該把他們都燒掉。此時圭多只是以一個意大利人的身份，帶著他們民族特色的雄辯語氣對他說：這些畫不屬于某一個國家，而是屬于整個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收藏在蒙特古弗尼城堡的作品幾乎都未遭到毀壞；只有一個圓形的吉蘭達約①作品例外。德國人把它當成了桌布，因此它就染上了酒、食物以及咖啡的痕跡，上面還有刀子的劃痕。

埃里克·林克萊特后來在他的回憶錄《藝術(shù)奇遇記》里回憶起，在德國人剛剛逃走后不久，他與BBC的戰(zhàn)地記者溫福德·沃恩·托馬斯一起抵達蒙特古弗尼城堡時的情景。“一些難民一直睡在城堡里，”他寫道，“……他們欣喜地覺察到了我們的興奮情緒，回應(yīng)的聲音里透著活力，有幾個人開始大聲地打開百葉窗……沃恩·托馬斯大聲喊道，‘烏且羅！’”

我也立刻大喊道，“喬托！”我們靜靜地在那里站了一會兒，心里既驚訝又高興……我們距離他們越來越近，難民們圍到我們周圍，驕傲地大喊……然后我突然聽到了一陣喧鬧聲，興奮的尖叫聲，聽到沃恩·托馬斯口中喊著“波提切利”，就像一個山上的獵狐者在宣告獵物出現(xiàn)時的聲音。我跑過去看他們到底發(fā)現(xiàn)了什么，在《白桃花心木》前停了下來。

對那些居住在意大利的外國人來說，二戰(zhàn)前備戰(zhàn)的那幾年是難熬的歲月。由于墨索里尼的上臺和阿比西尼亞的入侵，意大利突然出現(xiàn)了不容異說與民族主義的緊張氣氛。對此，小說家西貝爾·貝德福德——當時他在意大利是一個少年——有著敏銳的觀察：

當他們的統(tǒng)治太糟糕時，他們就逃避；躲在個人關(guān)系中，家庭關(guān)系中——你既能在那里看到忍耐與勇氣，也能找到無數(shù)良行義舉、奉獻精神以及榮譽感。在政治問題上，他們是機會主義者，愛賣弄炫耀，當應(yīng)該坦誠時，他們耍小聰明，當需要回家思考時，他們花言巧語，他們還沒有學會如何做到不用背叛的妥協(xié)。

在墨索里尼的統(tǒng)治下當然沒有多少妥協(xié)的余地。墨索里尼引進的改革非常嚴厲，民族語言的詞匯中不允許出現(xiàn)外國單詞。根據(jù)阿克頓的回憶：“司機一詞由原來的chauffeur換成了Autista，albergo酒店，以及意大利的一半酒店都必須以法西斯的方式重新命名，除此之外需要易名的還有各種各樣表示英國的雅稱，如Albions，Bristols，andBritannias……等等，還包括所有對伊甸園的稱呼……”當時一個意大利語的節(jié)目“主人的聲音”大肆渲染“路德維希·貝多芬”、“沃爾夫?qū)つ亍焙汀案ダ势潯な娌亍钡淖髑？梢韵胂?，這些排外仇外者最容易因為佛羅倫薩的“英國茶室”和“古典英國特色”的店鋪為理由，在佛羅倫薩找到目標。建筑物的墻壁上到處涂著“戰(zhàn)爭很美麗”的標語提醒人們，由于人為造成的里拉的通貨膨脹，使得大齡的英國女士們的收入減半，過著僅能糊口的生活。最初，給阿克頓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些在陶納布奧利街上巡邏的“超級無所事事的游手好閑者”，“他們就像是商店櫥窗里的商品，被搬到了人行道上去視察每個行人的腳踝。他們大聲地討論，聲音大得足以讓別人聽到”?，F(xiàn)在這些“自我感覺良好的失業(yè)者”就像他們以前熱衷于鈕扣孔、潤發(fā)油和鞋罩一樣熱衷于穿黑衫黨員的制服。甚至一天下午，連阿克頓的母親霍斯頓也因護照有問題被扣留起來。阿克頓老夫人被關(guān)了三天三夜，“身上穿著一件單薄的夏裙，也沒有帶牙刷，周圍是妓女和其他一些名聲不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