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民主是政治田野中的高樓大廈，是現(xiàn)代化過程中最亮麗的風景線；也有人說民主是天空中漂浮不定的浮云，帶給世間變幻莫測的文明與黑暗。把民主比喻成“胡同”，則讓人感悟到中國特色的思辨。胡同縱橫交錯不失橫平豎直，有斷有續(xù)盡顯曲折幽深。讀自言“閑暇好詩書才情憑且淡”的京城才子司馬南先生的大作《民主胡同40條》，盡管書中對西方民主的某些論斷還有待商榷，但深深感受到他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充滿自信以及他對中國民主發(fā)展的真誠關切。

——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孫哲

后夾道1

好東西壞東西，全在怎么搞，不在東西

問：×××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您認為民主是不是一個好東西？

從您講話中分析，您可能是認為民主是個壞東西，可是您又信誓旦旦地講中國共產(chǎn)黨是為民主而生的，您能不能直接地講一講“民主是個什么東西”？

司馬南：我喜歡跟人家打比方，您說錘子、菜刀、鋤頭，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對，不能簡單說它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假如兩口子正在鬧別扭，都在氣頭上，這時，放在床上的那把隨時都可以夠到的刀就“可能是個壞東西”或者是“潛在的壞東西”；如果吵架的兩口子其中一方操起這把刀來戳向對方的要害部位，這把刀就變成了“壞東西”；假如兩口子情意綿綿，其中一方拿起這把刀來削了一個蘋果，對配偶說：“親愛的，請你吃蘋果吧”。這把刀就變成了好東西，甚至是情意綿綿的好東西——愛的信物。

所以，好東西和壞東西，要看是在誰的手里，要看在什么語境下，要看這把刀被用來做什么用。

關鍵在人，不在東西。

我倒是覺得另外一句話很有趣，“民主是不壞的東西”。這句話隱含了一個可能正確的前提，那就是“民主是中性的”。

更有趣的說法是：“民主是個好東西，搞不好會變成一個壞東西”。持這種觀點的人好像不少。

觀點鮮明的人說：“在中國鬧人民民主，那就是個好東西，跟著人家稀里糊涂鬧資產(chǎn)階級民主，那就是個壞東西”，“好東西壞東西，全在怎么搞，不在東西。”說這兩句話的人頭腦相當清醒，但是這句話在中國遇到兩個麻煩：第一，人民民主這個好東西，人們因為距離它太近，所以常常體會不深，說服力反而不強；第二，資產(chǎn)階級民主是個壞東西，因為人們離它太遠，更因為一說資產(chǎn)階級民主，人們往往只盯著西方經(jīng)濟發(fā)達、早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工業(yè)化的那幾個生產(chǎn)力水平很高的國家的民主，誰去看菲律賓呢？誰去看烏克蘭呢？誰盯著印度去比呢？所以，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常常表現(xiàn)得還不錯，像是個“不壞的東西”。

民主，就理念而言是個好東西。盧梭先生講得非常好。

但是實現(xiàn)民主的道路崎嶇復雜呈現(xiàn)出多樣性，“真正的民主”世人還沒有見到，也不可能見到?！罢嬲拿裰鳌敝皇亲鳛橐环N理想、一個方向、一種追求、一種價值而存在。朝著“真正的民主”所做出的努力，依據(jù)民主本身受制的條件而出現(xiàn)千差萬別的變化，很難一言以蔽之。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復雜的頭腦。把事情想得復雜些，比把事情想得簡單些要好；把過程想得漫長些，比把過程想得簡短些要好；把事情想得世俗些雜亂些，比把事情想得純粹些要好。

后夾道2

小平同志30年前特別強調民主的一個理由

問：您這么講，我聽糊涂了。有沒有更簡單的表述讓人一聽就明白？

司馬南：當然有啊，對于中國的新時期的民主問題，鄧小平先生講得十分明確。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小平同志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這篇文章中小平同志講了四條意見：第一條，當前我們需要特別強調民主，因為多年來民主集中制并沒有真正實行；第二條，要發(fā)揚經(jīng)濟民主，擴大經(jīng)營自主權；第三條，要切實保障工人、農民的個人民主權利，這其中包括選舉權、管理權和監(jiān)督權等；第四條，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不因人而變。

在這篇文章中，小平同志強調的“當前需要強調民主”，一句話承先而啟后。小平同志當時對中國情勢的判斷傾向于認為，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民主集中制沒有得到真正實行”，這里，小平同志事實上再一次對民主集中制做了肯定。

在小平同志眼里和心目中，民主集中制作為一個原則，作為先前列寧黨，后來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規(guī)之一，作為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憲法原則，只要貫徹執(zhí)行，便有利于造成民主的局面，糾正不民主的問題，解決工人農民的民主權利問題。小平同志之所以強調擴大民主，就是因為這個原則沒有很好地得到落實。

小平同志在這篇文章中強調的經(jīng)濟民主、工人農民的民主權利，以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的具體論述，為新時期中國怎樣走自己的民主化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后夾道3

“廉潔而有效率的獨特政體”，值得我們借鑒

問：在這個世界上，您能找出第二個一黨執(zhí)政而且民主不腐敗的例子嗎？

假如打著燈籠找不著，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我們的政治制度豈不是太孤單、太危險了？

司馬南：一模一樣的確實不好找，但是，按照您的標準也不是找不到。

有一個國家，1965年才建國，原來貧窮落后得一塌糊涂，是被人家像甩包袱一樣，甩出來的一塊窮地方?，F(xiàn)在，建成了一個繁榮、有序、穩(wěn)定，進入“第一世界”行列的國家。

繁榮的是經(jīng)濟，有序的是政治，穩(wěn)定的是社會。

對，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廉潔高效的政府，還有花園一樣舒適優(yōu)美的生活環(huán)境，贏得了世界性的贊譽。

我去過兩次新加坡，印象十分深刻。

新加坡受英國威斯敏斯特體系影響，總統(tǒng)是象征性的，或由議會任命，或由民選產(chǎn)生，跟我們蔣委員長在任制定那個憲法的總統(tǒng)任期一樣比較長，一任就是6年，但是沒有機會獨裁，國家制度決定了新加坡的總統(tǒng)也“統(tǒng)”不了什么。

新加坡真實的政治模式：（1）精英治國，（2）唯才是用，（3）廉潔政治，（4）多元種族，（5）一黨主導，（6）責任媒體，（7）嚴格法治，（8）治下自由。此外，還有集選區(qū)制度、非選區(qū)議員、官委議員等，……

這一切，悉源自于李光耀的創(chuàng)造設計。你可以不欣賞他的創(chuàng)造，但是你不能不承認他的政治制度設計的著作權，你更不能不承認李光耀設計政治制度的有效性。這一“有效性”可概括為兩條：其一，對政治資源、經(jīng)濟財政資源與社會資源，毫不留情地實行近乎壟斷的控制，從而保證執(zhí)政黨及其政府能夠運用這些資源實現(xiàn)政治目的，打造人民幸福；其二，通過對程序立法的精心設計，特別是對以選舉為主要內容的程序性民主的技術性處理，有效地阻斷反對勢力與國外顛覆勢力的聯(lián)系，有效地限制反對黨的活動，使其無力對執(zhí)政黨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挑戰(zhàn)。

亨廷頓曾贊揚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是個“近乎完美的社會”，李光耀則自稱新加坡“已經(jīng)發(fā)展出廉潔和有效率的獨特政體”。

鄧小平同志20世紀80年代明確說過，要借鑒新加坡的經(jīng)驗，廣東履新大員汪洋表示廣東在他的領導下，要“叫板新加坡”。我沒有揣度大人物內心世界的能力，鄧、汪所說的具體向新加坡學什么？又向新加坡叫板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只學習他們的花園式管理一定是不夠的。

可否認為新加坡“廉潔和有效率的獨特政體”值得我們借鑒？

可否認為新加坡的政黨制度有值得我們參鑒的地方？

可否公開主張，中國共產(chǎn)黨向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學習？

新加坡這個小地方40多年先后產(chǎn)生過20多個五花八門的政黨，但是執(zhí)政的只有人民行動黨，正是所謂“一黨執(zhí)政”。多年來，這個政黨一直由李光耀領導，大家知道，他曾于1959年至1990年間擔任新加坡總理。現(xiàn)任總理、人民行動黨的秘書長是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在他之前的總理是現(xiàn)任國務資政吳作棟。他就任總理的時候也是人民行動黨的秘書長。

新加坡的政治理念之一就是不搞多黨政治，不能搞，也不準搞。

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最簡單的考察，大家也會發(fā)現(xiàn)，一黨執(zhí)政，該黨與中共遇到的情況近似：在人民行動黨的帶領之下，新加坡經(jīng)濟發(fā)展迅速，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有不得不承受來自海外的“專政統(tǒng)治”，“打壓言論自由”的指責和來自內部的不滿與抱怨。

后夾道4

社會倘要維系下去，必須有些東西供國民仰望

有一條全世界通用的規(guī)律:誰專職，誰全責；誰干活，誰落一埋怨。

在新加坡打車閑逛，一路上就聽華人司機叨叨叨叨抱怨，罵李光耀，報怨政府管得太嚴。同乘一位大姐說了一句“國家建設得這么好，嚴點就嚴點唄！”司機一聽就竄了，當場給我們臉子看。

我問司機師傅，你說李光耀、李顯龍這么不好那么不好，那根據(jù)呢？

這下捅到話匣子開關了，這哥們比北京的哥還能白話。

擇其要點，關于李氏家族的問題，他大約講了有那么幾條吧：第一，他說李光耀隔代傳位于長子，把新加坡當成了自己的控股公司。說吳作棟交班時曾表示的“不是他的父親選擇他，更不是我，他必須經(jīng)由他的同事和國會來選擇”之類的話是公然欺騙。第二，說李光耀是條老狐貍，在他退任資政之前，假裝避嫌，把當時已經(jīng)是國會議員的李顯龍總被安排在一些不重要的部門。而到1990年交班于吳作棟的時候，同時任命李顯龍為副總理。李顯龍跟著吳作棟在副總理位置上干了14年，終于鯉魚跳龍門子承父業(yè)。第三，李顯龍老婆叫何晶（跟央視實話實說的女主持人同音）長期擔任財政部控股的大企業(yè)總裁，李顯龍的弟弟李顯揚曾任新加坡電信的總裁，妹妹是什么什么……恕我已經(jīng)記不住那么多了，反正家族成員全都身居要職賺大發(fā)了。

我問，你為什么不告他李氏家族“裙帶關系”呀？

他吐了一下舌頭，又聳了聳肩膀：“我哪有拿到手的證據(jù)”呀？他神秘兮兮描述說，在新加坡，對李家任何公開質疑都可能會遭到控告。

同乘的大姐情緒開始發(fā)生變化，被的哥感染了:“太他媽的不像話了！”

我用搖頭來表示不贊成大姐來得太快的“態(tài)度叛變”。因為道聽途說，你沒有證據(jù)呀，傳言不可信呀。更重要的問題是，假如司機所傳言的為真，那新加坡式的腐敗還得了呀。事實上，新加坡在世界上是廉潔指數(shù)非常高的國家，這一點是國際公認的。

我不贊成大姐跟著罵娘還有另外一種原因——政治合法性問題，最關鍵的不在于是否家族壟斷，不在于前后執(zhí)政者是否有血緣聯(lián)系，DNA表達有多少相似度（小布什、老布什的總統(tǒng)接續(xù)屬于同樣的問題），而在于你執(zhí)政的客觀結果究竟如何，看經(jīng)濟是否有活力，看社會治理得怎么樣。

中共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其實都是按照列寧主義政黨的法子，尤其是組織管理原則很像，組織制度嚴格，入黨篩選嚴格，強調黨員先進性模范性作用，但是，我們是中國特色，他們是新加坡特色。

兩黨也有不一樣的地方。他們搞全國（比北京小得多的一塊地方）選舉，選舉的規(guī)則是自己的，并不按照美國的所謂普世價值來。媒體并不全在黨的手上，言論自由，新聞也自由一切你隨便，但是“權威統(tǒng)治”的權威性表現(xiàn)在法律上就兩個字“嚴格”——真正的有法必依。你不合規(guī)矩，你不按法律辦事，對不起，照著屁股就下家伙，竹條、藤條緊緊擁抱您的屁股，皮開肉綻啊。什么美國總統(tǒng)，什么英國首相，求情，沒用，全世界媒體一塊罵娘也沒用。

在“亞洲文化”無所不在的亞洲，在一個不同族群共居的國家里，新加坡實行一黨執(zhí)政，而且，黨和政府的權力無所不在，誰都認為，這樣的黨和政府很容易腐敗墮落。但是，新加坡黨廉潔高效，新加坡社會和諧文明。新加坡能做到的，我們也應該做得到。

那個今天仍然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李光耀老頭很了不起，他骨子里是儒家文化加上英國的紳士，他在世界各地反復表示極其崇拜鄧小平理性的鐵腕，而他自己則在“審慎開放、柔性管理”的口號和原則下，事實上，扳腕子的功夫了得。

比方說，關于執(zhí)政黨與媒體的關系，十多年前他就講過幾條值得我們中宣部廣電總局留意的原則：

第一條，“不論采取什么制度的政府領袖，都將學習利用媒體科技為他們服務。不過，他們須應用科技而不是壓制它。嘗試與這種新科技抗爭的政府將會失敗?！边@是表一表態(tài)度，講一講大原則。

第二條，新媒體帶來的“信息爆炸”，許多聲音往往互相矛盾。“這將使各地政府難以讓人民了解自己的立場。而如果政府的立場與政策，以及采取政策的原因都沒有經(jīng)過清楚闡明，人民就很難支持大家共有的目標?！边@一條講的是遇到了新問題。

第三條，“保留自己傳統(tǒng)的核心價值觀”。李光耀提醒政府注意防止那些“色情的”網(wǎng)址毒害年青一代，防止那些“憤怒的”網(wǎng)址煽動種族、宗教仇恨，并強調不管科技發(fā)展到哪里，栽培下一代的方法還是不會改變。如果孩子不尊敬長輩，漠視家庭的神圣性，那么，整個社會就岌岌可危。如果媒體經(jīng)常奚落領導人，并認為沒有人比媒體更具權威，那么，社會將會發(fā)生困惑、混亂乃至最終崩潰。

請注意：“色情的”、“憤怒的”、“漠視傳統(tǒng)價值的”、“認為媒體最權威的”，這幾條看似簡單，實際上相當見水平。

第四條，“無論資訊科技最終的影響是什么，一個社會倘若要維系下去，它需要有一些制度處在較高處的焦點供國民仰望。媒體具有維護這些高位置的焦點或至少不毫無必要地摧毀它們的責任?！薄氨仨氂幸环N秩序的觀念，當人們可以挑戰(zhàn)上至英女皇的一切事物，可以摧毀皇室、削弱教會的影響力、貶低國會和它的議員、詆毀法庭并對警察質疑時，社會還能保有什么秩序?”

這一條堵住了英國人的嘴，并請人們認真思考“秩序的重要性”。

越講越牛，越講越嚴厲。老頭子不白給，人家在英國呆的年頭多了，見得多了，更重要的是在李光耀的心中，有一個東西，那便是東亞文化之根，儒家文化之核——“秩序”，用他的表述，“盡管科技進步，東亞不同國家的媒體，都將會有別于美國的媒體。亞洲社會如果沒有高低尊卑的意識，將無法維系下去。”

“維系下去”重要，發(fā)展是硬道理。為了維系，為了發(fā)展，必須有自己的一套東西。所以，回應提問題的朋友，真正的危險不是與別人不一樣的“孤單”，而是一個猛子扎進去不知深淺地忘了自己是誰的魯莽和不負責任。

李光耀老頭到處講話，他的語錄統(tǒng)計一下，倡導儒家倫理的話占的比重很大，他主張用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來化解社會、族群矛盾，來平抑因為商業(yè)社會的發(fā)展給人性所造成的偏頗和缺失。飽食西學的他恰恰對西方的文化，尤其是什么“憲政民主”的神話抱有深深懷疑：在東方社會里，最重要的目標是建設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讓每一個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

這種獲得自由的能力，不同于西方，卻勝過西方，所謂“勝過西方”的最重要的標志，即在于能夠有效地抵御歐美庸俗文化的沖擊，保持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的活力。亨廷頓也承認，對大多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而言：“首要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