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20年前致力于在自然科學領域里打假，并因此聲名大著的司馬兄，居然把矛頭對準了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假東西，講完了科學講民主，既反偽科學，又反偽民主，佩服佩服。

——歷史學家紀連海

后夾道1

中國政治文明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問：在您看來，中國最高權力的交接有什么特點？這個特點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什么？

司馬南：中國最高權力的交接，在本人看來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

依照憲法，最高權力執(zhí)柄者一律實行嚴格任期制；第二，誰來執(zhí)掌最高權力，依靠黨內外協(xié)商式民主機制產(chǎn)生；第三，最高權力轉移交接不排除適宜的競爭性民主形式；第四，對下屆最高權力的可能繼任者實行公示制；第五，在綜合運用協(xié)商式民主、競爭性票決式民主手段的同時，中國古代的禪讓制文化也在發(fā)揮作用。大家不覺得在中國采取非黨爭式、非票決式的辦法來制度化地、平穩(wěn)地解決歷史上曾經(jīng)無比復雜的問題，是上承5000年文明面向新時代的一個了不起的創(chuàng)造嗎？

這是中國政治文明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實踐。如此說，其道理在于，人們不再擔心“玄武門之變”，人們不再擔心“西晉八王之亂”，人們亦不再擔心表面上“選票獨大遵從民意”，實際上背后“鈔票獨大強奸民意”或然導致“族群撕裂”的混亂局面在中國大陸出現(xiàn)。

更為重要的是，眼下實行的“適度透明、業(yè)成規(guī)制、上下結合、遵從民意、公而示之、漸進微調”的辦法，人們亦不再擔心出現(xiàn)“黨內的斗爭反映到社會上來”，導致全國范圍內因高層分歧而出現(xiàn)大的動亂局面的歷史重演。

事實證明，中國最高權力的交接欣逢盛世有年，大治大得，運行平穩(wěn)；

事實亦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處于危機之中，經(jīng)歷歷史上難測之變局，中國最高權力的交接及其運行十分平穩(wěn)，領跑者、助跑者、跟跑者均德心同一，方向同一，凡可持續(xù)。

但是總有某些人，也許是看慣了美國總統(tǒng)的選戰(zhàn)、超男超女PK和蘇珊大媽幸為達人勝出，對中國的做法根本不屑，先閉目塞聽，后搖頭晃腦，擺得跟撥浪鼓一般，一概采取不承認主義。

這個錯，一絲一毫也不能歸咎于我們，之所以某些人對此齜齜憤憤悻悻惶惶，頭長疔兮眼長刺，日不可終也，全部的原因是他們對大千世界的政治生態(tài)多樣性缺乏想象力，尤其缺乏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后夾道2

怎樣判斷和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好不好？

問：您推崇的那個什么波普爾，他講過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的具體方式嗎？

您個人認為到底什么是衡量一個政治體制好不好、對不對、進步不進步、合法不合法的標準？

司馬南：關于更換政府的方式，波普爾先生信手枚舉了三種：

其一，代表多數(shù)認可；

其二，投票并經(jīng)多數(shù)認可；

其三，或經(jīng)聯(lián)邦大法官做出裁決。

在波普爾先生那里，“票決”不過形式之一，所謂“選票”并沒有“南方周末首席評論員”鼓噪的那般獨具排他性、首要性。“大法官裁決”，似乎離“原教旨票黨”的“票決”就更遠了些。眾所周知，美國大法官并非產(chǎn)生于民主程序——即不是選出來的。

卡爾·波普爾先生對伯里克利先生（一個比孔夫子歲數(shù)還大的古希臘奴隸主民主政治的代言人，也許算得上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的一個觀點大加贊賞：“在我們這群人中，可能只有幾個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并具體實行，但是，我們所有人都要有評判的權力。”波普爾先生認定這段言簡意賅的話“觸動了民主的核心”。

這段話“否定了‘人民動議’，或‘人民立法提案權’（popular initiative）的概念”，而代之以“全民評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在中國人熟悉的政治詞匯中，如果要找出一個與“全民評判”相應的詞其實不難，“讓人民滿意”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怎樣判斷和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好不好？

我個人的說法不具任何意義。大家需要經(jīng)常溫習和應該記住的是鄧小平的話。

印象中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講過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wěn)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chǎn)力能否得到持續(xù)發(fā)展。

鄧小平把“穩(wěn)定”放到了頭一條，甚至極而言之“穩(wěn)定壓倒一切”。

為什么要這樣講？大家想過沒有，鄧小平論述這個問題的思想資源又源自于哪里啊？

這與“治與亂”乃為中國政治的頂級問題有關，中文的“政”是為了“治”，否則即為失敗政治，“治”是中國政治的根本，亂則敗矣。體量巨大的國家，一旦亂得不可收拾，一切都談不到了。

亂而治之，穩(wěn)而定之，團而結之，改而善之,悉為發(fā)而展之。

那么，發(fā)展又如之何也？

既有新說：“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鄙鲜鲆磺?，統(tǒng)此在內，一言蔽之——無非讓人民滿意。

后夾道3

“西方主導世界近200年，這是歷史上的一種反?，F(xiàn)象”

問：司馬南先生，您有沒有認真分析過，這種文化自信，到底是從哪里來的？是因為論戰(zhàn)中戰(zhàn)勝敵人的需要自然產(chǎn)生的？還是波普爾之外，“亂與治”之外，您又找到了自我語境中的“思想資源”？

司馬南：謝謝您的提示。這不僅是一種自信，也是一種自覺。心系天下的中國讀書人，理應具有這種“文化自覺”、“文化自信”。

這兩個很值得玩味的概念源自于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

只有具備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才有可能以此為基礎，進而兼具“體制自覺”和“體制自信”。（王紹光語）

假如在這一點上我們含糊了、動搖了、改弦更張了，史上一以貫之之中華正氣風骨必然頹唐，今日國人必然武功自廢，“俄鑒”不遠，此言不謬。

比宮商角徵羽張王李趙劉更代表我們的文化根脈的“協(xié)和萬邦”，乃為《尚書》之開篇詞，依照“協(xié)和萬邦”的政治理念來理解我們的先人，大家會發(fā)現(xiàn)，“希臘和古中國開創(chuàng)并代表著兩種不同政治導向或追求的政治道路。希臘城邦開始了國家政治，而中國的天下體系則開創(chuàng)了世界政治”。（趙汀陽語）

中國文化理念并不遜于西方的政治思維，在中國人主導世界兩千年以后，“西方主導了世界200年，這是歷史上的一種反?，F(xiàn)象”。（基肖爾·馬赫布巴尼語）

200年對于人的一生來說，是足夠長了，但是，對于一個民主的文化和歷史來說，并不代表什么。豈可認為“反?，F(xiàn)象”即會演變?yōu)檎?，豈可認為200年風頭出盡的文化必然會湮滅掉5000年文化？當然，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其前提必是國人自廢武功，自戕生命。因之，我們今天的呼喊與掙扎，我們力頂之“文化自信”、“體制自信”是有價值的有力量的。

問：剛剛百度一遍，卡爾·雷蒙德·波普爾爵士1902年7月28日出生，1994年9月17日去世，他活了90多歲，這個人……他晚年的演講錄，語重心長地將《20世紀的教訓》一條一條地列出來，大半關于科學問題、哲學問題、邏輯學問題，在他關于民主問題的著述中，并沒有關于中國的論述……

司馬南：謝謝您的勤奮。當然，卡爾·波普爾先生不曾有過贊同中國民主政治的意思，我也無意強拉波普爾先生來論證中國一切都是對的好的，更不是在講“人民滿意問題”以及“如何才能使人民滿意”的問題已經(jīng)圓滿解決。我的用意，僅僅在于告訴那些沒有讀過卡爾·波普爾論民主的人，這位被視為右翼的自由主義者的哲學家，其對世界民主政治問題的思考相當深入，在卡爾·波普爾先生那里，民主絕不會簡單地等同于“競爭性選舉”，更不會等同于花20億美元巨資玩一場“超級明星秀”。在中國，民主必須解決從天上落到地上的問題，即本土化問題和人民主體、人民滿意問題，其核心眼下看，小平同志講得很準確：民主就是調動積極性。

后夾道4

怎樣理解中國共產(chǎn)黨本身就是民主的產(chǎn)物？

問：民主就是調動積極性嗎？

對不起，本人第一次聽說“民主就是調動積極性”。負責調動積極性的人是什么人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這個“被”字是否說明來調動別人積極性的人他本身不民主呢？您的說法會不會陷人于不義？

司馬南：在中國，專責調動全體人民積極性的只能是中國共產(chǎn)黨。

依照憲法原則，中國共產(chǎn)黨是人民的領導者。黨在領導人民的過程中，實行民主，實踐民主，并通過民主生活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保障和捍衛(wèi)人民的利益。

討論民主問題，我向來不贊成有人把民主當成外來物，不贊成把民主的功勞全算到別人的頭上，好像共產(chǎn)黨不姓民主不搞民主似的。

必須要理直氣壯地宣講一個基本事實——

第一，民主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堅定追求；

第二，民主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根本屬性；

第三，中國共產(chǎn)黨本身就是民主的產(chǎn)物。

問：怎樣理解中國共產(chǎn)黨本身就是民主的產(chǎn)物？

司馬南：

首先，壓迫導致反抗，人民試圖改變并決定自己的命運。

其次，受剝削受壓迫受欺侮的人民自發(fā)地組織起來，由一個“自在的階級”變?yōu)橐粋€“自為的階級”。在這個意義上，中共符合西方政黨學說旨要——政黨的本質是人民自治的組織。

再其次，無數(shù)的失敗和挫折教育人民喚醒人民，必須聚集在一面旗幟下，必須將自己的精英先進分子組成一個政治集團來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完成無比艱苦卓絕漫長的中國革命，探索中國的復興之路。

最后，中國共產(chǎn)黨不辱使命，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與時俱進。

問：這么簡單？所以，中國共產(chǎn)黨就等同為“民主產(chǎn)物”了？

司馬南：以上是從邏輯層面來講，就背景而言，中國共產(chǎn)黨亦是民主主義近代在中國傳播的產(chǎn)物。大家知道，近代中國有識之士，在痛感到今不如昔我不如人的境況時，無不意識到僅僅在器物層面向西方學習是不夠的，船堅炮利依據(jù)一定的社會制度變革而生，而皇帝老兒朝中危坐乃為腐朽落后的象征。

所以，到20世紀末，有見識的中國人幾乎都將民主主義“另存D盤”——設定為救國救民必從之目標，相信它是拯救困局的根本之圖。

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年輕時代深受這種咆哮而來的社會大潮的影響。

在湘潭鄉(xiāng)下、在長沙、在北京，毛澤東如饑似渴地汲取旨在改造中國社會的各種營養(yǎng)，民主主義的主張在《盛世危言》、《世界英雄豪杰傳》、《新民叢報》等書刊中自然散放開來，讀到這些內容，緊皺眉頭的毛澤東開始舒展眉宇，本來就深受中國民本思想熏染的毛澤東，對西方的民主思想很快地表現(xiàn)出由衷的欽佩。

所以，年輕的毛澤東從民主主義理念出發(fā)，曾經(jīng)提出“聯(lián)美制日”，后來他組織“問題研究會”、組建“湖南自修大學”、倡導建立“湖南改造促進會”，進一步闡發(fā)民主主義思想，甚至發(fā)專文探討建立“湖南共和國”……

讀過他的早期作品的人不難發(fā)現(xiàn)，青年毛澤東許多的觀點主張甚至用詞，都自覺不自覺地帶著那個時代廣為傳播的“民主主義思想”的痕跡。

如“湘人自決主義者，門羅主義也”等。其中“自決”，其中“門羅”均悉美國民主之典。

再如“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也不可干涉湖南事?！边@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民主主義自決之主張。須知，在當時，持此今天看來不可理解之主張的，絕非毛澤東一人，而是當時社會民主時尚潮流，所謂知識界多數(shù)熱血青年均如此思維。

后來找到馬列主義，建立共產(chǎn)主義小組，進而建黨、建軍、建國。民主，在馬克思主義那里被放到了更核心的位置。以人的解放為目標，以建立“自由人的自由聯(lián)合”為終極目標的共產(chǎn)主義，民主乃為邏輯應有之義，實踐必爭之義。

毛澤東的民主主義思想，先是從盧梭，而不是從孟德斯鳩，后是從馬克思，從列寧，間或受到中國的民主主義者的影響。但是無論民主理論遵從何人，毛澤東的出發(fā)點和立場從未變過，那便是救亡與強國。在他看來，國家獨立與人民幸福是第一要義，離開國家獨立與人民幸福的民主，是不可思議的。正是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有時把民主當做手段來使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進而謀求民主的實質和民主的目標。直到今天，作為毛澤東繼承者的新一代共產(chǎn)黨人，未曾偏離這一方向。

基于這樣的分析，那些意在羞辱共產(chǎn)黨，把“不民主”掛在嘴上作口實的人，他們的誤解實在是太深了，也或者，他們對中共的了解，實在是太深了。他們懂得，在民主的問題上，只有將共產(chǎn)黨與人民人為地剝離開來，才能夠徹底地打敗中國共產(chǎn)黨。但是，近百年的實踐證明，他們似乎總是徒勞的。

后夾道5

毛澤東用一個“讓”字道出中國民主兩個特點

問：是的，您講得很有啟發(fā)。出身貧賤，爭取民主權利，自己即為民主產(chǎn)物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確不同于蔣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的政黨，但是打下了天下之后的中國共產(chǎn)黨是否還有熱情保持自己的本色呢？怎樣、憑什么來保持自己的本色不變呢？

司馬南：您的問題，在當年的民主人士中極為普遍。在當時，人們對中共多有不解，對中國的前途顧慮甚多，黃炎培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

1945年7月初正值盛夏，黃炎培等不顧高溫勞累，把延安考察了一個遍。

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訪問有什么感想。

黃炎培說，他六十多年耳聞目睹，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微笑著聽黃炎培說完，矚目遠方頗為自信地說道：“我們已經(jīng)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點頭稱是：“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p>

60多年過去了，毛澤東當年開辟的人民民主新道路，盡管泥濘曲折不時山窮水復無比艱難，但是，毛澤東及其后繼者一直在民主道路上行進著，一直走到今天西方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垂直民主”、“協(xié)商式民主”、“中國模式”在中國恒生。

毛澤東在窯洞里談到的民主，第一“人民監(jiān)督政府”，第二“人人起來負責”，說的正是民主的本質：人民的參政權和監(jiān)督權。

在這里，

毛澤東說的是“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這一個“讓”字，道出了中國這個國家實行人民民主的兩個特點——第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二，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只有通過共產(chǎn)黨的組織力才能得以實現(xiàn)。

一些食洋不化的民主原教旨主義者，拿中國民主的模式與西方民主形式對號入座，發(fā)現(xiàn)西方民主沒有對應的這個“讓”字，也沒有中國共產(chǎn)黨的相應位置，他們立刻大驚失色，像著名的范跑跑一樣，哇啦哇啦地一邊往西狂奔，一邊帶著哭腔大喊大叫：錯了，錯了，他們錯了，中國的民主搞錯了，中國的民主不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