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之所以反對革命、共和而主張改良、立憲，跟他所倡導的新民思想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民智低下的專制國家，革命的結(jié)果只會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專制國家。因為，在民智低下、民眾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鍛煉的國家，共和會成為一紙空文，仍由強權(quán)人物實行君主之實，民眾則俯首帖耳甘為奴隸。

在上述理論的指導下，梁不僅反對共和、革命，甚至宣稱：君主立憲雖然是維新派的政綱，但現(xiàn)在還不宜實行。為什么？第一，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勝任議會政治，以正常手段行使和維護自己的正當權(quán)利；第二，施政機關(guān)未整備，無論法制及其相應機構(gòu)都離實行立憲政治有相當差距。按照這一邏輯思路，當時的中國只有實行開明專制才是最佳的政治選擇。這便是1905年梁啟超所撰寫的《開明專制論》的主要觀點。這種政體和理論，是封建國家實行由上而下的漸進性改革的一個中介、一個階段。梁啟超的開明專制，重點是保障民權(quán)，鍛煉提高民眾的文化素質(zhì)、自治能力和法治意識。開明專制可以循此進步為立憲政治。

盡管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長期以來遭人詬病，但平心而論，在當時的條件下，開明專制也并非不是一種選擇。實際上，梁啟超當年的預言，很大程度上被辛亥革命后中國混亂的政治局勢所驗證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啟超結(jié)束流亡生涯回到國內(nèi)，重新活躍于民國的政治舞臺，先后任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和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梁啟超將“開明專制”的希望寄托于這兩人，但這兩人都是開明不足，專制有余，梁的政治實踐注定失敗。1917年11月，段祺瑞內(nèi)閣倒臺，梁啟超的政治迷夢最終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