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文學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國故論衡》中卷,這本書清楚地表明了章太炎所倡導的“文學復古”思想——并不是唯古是從,而是要從本民族的優(yōu)秀文學藝術遺產中,發(fā)掘、整理出適于現(xiàn)代民族發(fā)展需要的新型文學與藝術。推翻了當時古文家狹隘的文學觀念,為之后新文學浪潮的到來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論源泉。如整理國故思潮中的“國故”、陳獨秀文學革命提出的“三大主義”、胡適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文學改良八要”等,皆源于此。
章太炎的“諸子學”則主要反映在《國故論衡》下卷,該書集中了章太炎在東京講學期間對諸子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章太炎認為,諸子學說最具獨立精神。他對于儒家所倡導的中庸之道尤為不滿,直斥為矯言偽行的“國愿”。這一觀點,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批判儒家最為犀利的文字,直接開啟了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閘門。
為了進一步理解學問家章太炎,我們可以將章太炎與他的老師、同輩及后輩學人作一番對比。
章太炎繼承了老師俞樾的治學方法和態(tài)度,但卻不像老師一樣只知埋頭鉆研學術。在他走向革命道路后,與老師發(fā)生了嚴重的沖突,于是寫下《謝本師》,宣布與俞樾脫離師生關系。章太炎謝本師的舉止,不僅表明了他在革命道路上義無反顧的追求,而且也揭示出他這一輩學人與上一輩的區(qū)別所在:并不是埋首書齋一心做學,滿足于在學術上窮盡前人所不能;當民族面臨危亡之際,救亡壓倒了求學。為開辟一條新的救國之路,章太炎輩能夠潛心鉆研西學、佛學,將其與中國的舊學相結合。正因如此,章太炎輩的學問才能夠超越前輩,產生更久遠的影響。
在同時代的國學大師中,能夠與章太炎相提并論的大概只有王國維。同樣是學問成就斐然的國學大師,二人在思想立場上卻有著涇渭分明的表現(xiàn)。王國維是一個遠離革命漩渦,一意殉清的人,他認為大清朝“三綱六紀”的統(tǒng)治秩序是最好的,西方所謂的共和、立憲,都是不足取的。當北伐的大軍即將徹底顛覆末帝的前夜,他懷著忠義之心自沉昆明湖。而章太炎一生積極主張反滿,提倡民族革命,并且不惜以死相抗爭。這死,與王國維的自殺謝國不可同日而語。在對國學的信仰上,王國維似乎比章太炎要更加堅定;但在對革命的理想上,章太炎的堅決又非王國維可比。
比章太炎晚一輩的學人,可選胡適與之對比。胡適曾稱章太炎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胡適認為中國兩千年來的學術著述史,只有七八種書夠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資格,即必須系精心結構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論構架并自成體系。他將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和《檢論》歸入。而且,照胡適的論定,中國兩千年來的學問之才,章太炎占盡三成。與之截然相反,章太炎認為胡適沒有學問,他說:“胡適所說《周禮》為偽作,本于漢世今文諸師;《尚書》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則直竊康長素之唾余。此種議論,但可嘩世,本無實征……長素之為是說,本以成立孔教;胡適之為是說,則在抹殺歷史?!睘槭裁磿羞@種天壤之別呢?主要是兩人治學方法不同。胡適受的是新式教育,走的是留學道路,所信奉的是西方的實驗主義,沒有國學家必須的經學出身和小學訓練。
章太炎一生不僅勤奮著述,還積極講學,傳播國學。其生平比較集中的講學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08年流亡日本,第二個時期是1913年被袁世凱禁錮于北京期間,第三個時期是晚年在上海、無錫、蘇州三地講學。他的每一次講學都少長咸集,群賢畢至,少則數(shù)十人,多則數(shù)百人,造就了不少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人才。
這其中,成就最為集中的是東京授業(yè)的一班弟子,后來他們皆成為中國新舊文化的翹楚。章太炎評價這個班的弟子們說:
弟子成就者,蘄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即錢玄同)、海鹽朱希祖狄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狄先博覽,能知條理。其他修士甚眾,不備書也。恨歲月短淺,他學未盡宣宜。
黃侃是最為章太炎喜愛的弟子,在音韻訓詁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與章太炎并稱“章黃學派”,其著述《音略》、《說文略說》、《聲韻略說》、《文心雕龍札記》等被譽為傳世之作;錢玄同從章太炎治“小學”,有非常高的古文經學造詣。后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廢除古文,自號“疑古玄同”,力主“文學革命”,成為“疑古學派”的精神導師;朱希祖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史學家,是北京大學成立史學系后的首屆系主任,在促進中國史學走向近代,使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等方面,均有貢獻。
章門弟子的學術成就,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章太炎對于現(xiàn)代學術的影響。這批弟子(陳大齊、康寶忠、朱希祖、黃侃、錢玄同、周作人、馬裕藻、朱宗萊、沈兼士、劉文典、魯迅)民國初年自日本返國,都被羅致北京大學,代替桐城文人并進而轉變了北京大學文科乃至民初學術之風,在確立中國現(xiàn)代學科領域和學術規(guī)范方面具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成為近代學術風氣演變的一大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