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斷言的公平性還有待商榷，但白宮和美聯(lián)儲在優(yōu)先選擇上存在分歧這一事實已無須爭論，正如有利于國際金融體系的往往未必有利于一國經濟。這在當前又得到證實：在現(xiàn)行金融體系中，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崩潰，而各國中央銀行都出于機構團結的意識，本能地支持該體系。如今，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香港、上海等地方金融中心都正在競爭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為此，它們必須遵循要求民族國家經濟付出一定代價的國際金融體系規(guī)則。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對抗，正如30年代胡佛與斯特朗的對抗所闡明的，也正危及歐盟的進一步一體化。保護主義基本原則的背后是如下主張：國際主義金融力量未將國內發(fā)展作為其優(yōu)先目標。

政府控制對外貸款的問題也使主導美聯(lián)儲的斯特朗與時任商務部長的胡佛發(fā)生直接沖突。胡佛認為，美國政府應有權基于國家利益的考量，批準對外貸款，而美國貸款的收益應用于購買美國的商品和服務。斯特朗反對諸如此類的所有限制，認為它們是自由貿易和國際金融中不受歡迎的政府干預，是起反作用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應該允許，而且應該鼓勵企業(yè)去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采購，包括購買基金，這是當前自由貿易者仍然喋喋不休批評的限制。當然，單一價格法則被擴大應用于越來越多的商品，甚至包括貨幣價格，也就是根據匯率變動調整的利率，使那些爭論學術化。唯一不適用單一價格法則的商品是勞動力。這個例外使貿易比較優(yōu)勢理論成為空談。

1927年7月和8月，斯特朗不顧市場投機和通貨膨脹均不斷增加的不祥數據，推動美聯(lián)儲將貼現(xiàn)率從4%下調至3%，再次緩解英鎊估價過高帶來的市場壓力。1927年7月，英國、美國、法國和德意志魏瑪共和國的中央銀行家在美國長島開會，討論增加英國的黃金儲備和穩(wěn)定歐洲貨幣局勢的辦法。斯特朗降低了貼現(xiàn)率，用黃金從英格蘭銀行購買了1200萬英鎊，這些都是那次會議直接達成的。與會的法國銀行家查爾斯·瑞斯特匯報說，斯特朗表示，美國主管部門將降低貼現(xiàn)率，這“對證券交易無足掛齒”。斯特朗通過美聯(lián)儲推動了貼現(xiàn)率的降低，而不顧米勒和代表中西部銀行家、來自芝加哥儲備銀行的美聯(lián)儲董事詹姆士·麥克道格爾（James McDougal）的強烈反對，他們一般不認同紐約國際主義者的優(yōu)先關切。

跨國投資銀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紐約分部股東弗蘭克·奧斯舒爾（Frank Altschul）告訴法蘭西銀行行長埃米爾·摩里亞（Emile Moreau），“斯特朗先生認為降低貼現(xiàn)率合情合理的原因并沒有引起他人的重視，美國所有人都認為，斯特朗先生想要通過支持英鎊，幫助諾曼先生”。斯特朗個人檔案中的其他書信揭示出，他優(yōu)先考慮的是國際貨幣形勢，而不是美國的出口需求，這與他的公開觀點迥異。斯特朗寫信給諾曼，將美國貼現(xiàn)率降低描寫成“我們重建經濟的年度貢獻”，諾曼稱贊他處理事務是“精到的”。1927年，美聯(lián)儲放松銀根，但已過熱的實體經濟無法吸收進一步的投資，貨幣無法流入實體經濟，被迫流入投機性金融市場，導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潰。斯特朗逝世于股市崩潰前一年的1928年10月，沒有親眼目睹其國際主義政策的破壞性后果帶來的痛苦。

學術界仍在繼續(xù)爭論斯特朗的努力是否是在犧牲美國國內經濟的情況下，促進了歐洲經濟重建，尤其是他是否將美國的貨幣政策從屬于國際主義需求。1930年，美國經濟還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支配全球經濟。然而，對于如下觀點，人們幾乎沒有異議：歐洲中央銀行的總體貨幣戰(zhàn)略一直受到其企盼恢復金本位的誤導。批評人士指出，斯特朗、諾曼和其他國際主義銀行家的承諾雖然雄心勃勃，但受到誤導，他們推動了英鎊、馬克及其他主要歐洲貨幣以兌換黃金的過高平價恢復金本位制，從而被迫不惜任何代價加以維持，甚至對通貨緊縮漠不關心，其后果是阻礙了戰(zhàn)后歐洲經濟的恢復。斯特朗及其中央銀行家同事不僅以貨幣政策促成了大蕭條，而且其持續(xù)地盯住黃金政策充當了經濟的緊身衣，嚴重地阻止了政府采取任何擴張主義的反周期措施。